我的奋斗 1 父亲的葬礼

他是儿子、兄弟、朋友、爱人、父亲，但重要的身份是作家。他讲述了寒冬、家人、新年、文学、音乐、酒精，还有死亡。他是故事的主角和缔造者，书写的是生活本身。“这是一场战争，不是史诗般的英雄战争，却是那种无法与之对抗的战争。”各国评论家、作家、读者热烈讨论，作者家人多次要求他停笔。克瑙斯高以“近乎疯魔的能量”来完成全书。一部充满美学力量的革命性文学巨作。真实到不得不怀疑它的真实性。欧美知名作家莉迪亚·戴维斯、扎迪·史密斯、杰弗里·尤金尼德斯、乔纳森·勒瑟姆，书评人詹姆斯·伍德等纷纷表示读《我的奋斗》成瘾。《纽约时报》书评人德怀特·加纳称“像得了疟疾”般沉迷于《我的奋斗》，忘了遛狗，不回邮件，顾不上洗碗。2009挪威文学评论奖2009布拉哥文学奖2010北欧理事会文学奖2010都柏林文学奖长名单2013《独立报》外国小说奖长名单2013《卫报》十佳超级长篇小说2014都柏林文学奖短名单2015德国《世界报》文学奖

海报：

“对心脏而言，生命的含义再简单不过了：它将尽可能长地持续跳动下去，然后停下。”挪威作家卡尔·奥韦·克瑙斯高的六卷本自传小说《我的奋斗》与希特勒的野心无关，而是作者四十多年成长与生活的自述，六卷主题分别为死亡、爱情、童年、工作、梦想、思考。书中用流水笔调记叙平凡生活，直白坦诚，有着“自虐般的真实和琐碎”，又善于在日常细节中呈现动人的敏感。《纽约客》书评人詹姆斯·伍德称他的书“有种让人读了停不下来的魔力”。本书是第一部，描写作者或这个名为“卡尔·奥韦·克瑙斯高”的人成长期间与父亲的紧张关系，并以父亲的突然去世贯串全书。开篇毫不避讳地描写肉体死亡过程，在大段触目惊心的文字后突然一转，克瑙斯高只是个在城里上学，早恋，喝酒抽烟，热爱音乐与写作，表面上与每个人并无二致的普通人。然而日常生活原本就充满了无数的冲突与挣扎，即使死亡登场也无法缓解。克瑙斯高自称用“一种近乎疯魔的能量”来完成全书。《我的奋斗》虽然是自传，却充满艺术、道德与技巧上的大胆探索。

卡尔·奥韦·克瑙斯高（Karl Ove Knausgrd），1968年生于挪威奥斯陆。1998年以首部小说《出离世界》（Ute av verden）获得挪威文学评论奖，2004年第二部小说《万物皆有时》（En tid for alt）又获得北欧文学奖。2009年至2011年间，克瑙斯高出版了六卷本自传小说《我的奋斗》（Min Kamp），获得挪威蕞高文学奖项布拉哥文学奖。在挪威，每十个人就有一人读过《我的奋斗》。知名作家莉迪亚·戴维斯、扎迪·史密斯、杰弗里·尤金尼德斯、乔纳森·勒瑟姆等也表示读《我的奋斗》成瘾，迫不及待地一本接一本读下去。2015年9月，克瑙斯高获得德国《世界报》文学奖（Welt-Literaturpreis，2014年得主是村上春树）。另著有随笔集《在秋天》（Om h?sten，2015年）。林后，生于成都，长在重庆，职大教师。1987年旅居挪威至今，从事双语教师多年，之后在奥斯陆人民大学任教十余年。现居家从事翻译和写作。已出版译作《挪威民间故事选》。

我沉迷于《我的奋斗》的前两册像是得了疟疾。有四天时间除了贪婪地阅读这两本书，几乎什么都不干，不回邮件，狗也不遛，盘子在洗碗槽堆积如山。我就像一只困在高速路中间的笨拙的动物，他的文字像汽车大灯一样直射入眼使我恍惚。这两本书中几乎没有什么大事，但是克瑙斯高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去杂货店购物或者在晚餐桌边的闲聊描述得像别的作家描写刺杀本·拉登一样重要。他是当代小说中关于日常描述的炼金师。——德怀特·加纳，《纽约时报》书评人充满美学力量的革命性作品。以前没有《我的奋斗》，现在有了，一切都随之改变。——《巴黎评论》这本书包含了日常的每个瞬间，从豪饮到一根接一根抽烟。死亡人皆有之，作者将其提升到另一个高度。——《出版商周刊》克瑙斯高的文学尝试诚实到残酷的地步。相信我，每一卷译本的等待都是值得的。——尤·奈斯博，作家我心目中的年度好书是克瑙斯高的《我的奋斗》，事实上我每天都读一部分。它充满艺术、道德与技巧上的大胆探索。——瑞秋·卡斯克，作家太不可以思议了。我才读了两百页就像上瘾般渴望读下一本。——扎迪·史密斯，作家克瑙斯高打破了自传小说的音障。——杰弗里·尤金尼德斯，作家克瑙斯高激情而坦率，不惧怕说出世人皆有的焦虑，也不担忧显露自己的天真或尴尬。极为生动、直白又感人。——詹姆斯·伍德，《纽约客》书评人如同悬疑小说般扣人心弦。很难说有多少是真的，但完全不影响读者亲历其境的感觉。——《都市报》为什么要读全长3600页的挪威小说？简单的回答是：因为太好看了，所以你停不下来，而且也不想停下来。——《纽约时报书评》一部由叙述和回忆交织出的史诗。克瑙斯高从童年的灰烬与青年的余烬走出，用生命热力写就这部作品。——《巴诺书评》精致的细节，悲伤，诡异的美。它描述的家庭的分崩离析是我这几年来读过有力量的写法。——《卫报》

对心脏而言，生命的含义再简单不过了：它将尽可能长地持续跳动下去，然后停下。早晚会有那么一天，这个扑通扑通的、有节律的心脏搏动会自动终结。这时候血液便会开始流向身体最低、最薄弱的部位，在那里形成一个小小的包块。从外观上看，它像是在逐渐变得苍白的肌肤上的一片暗黑色的充血斑块。与此同时体温下降，四肢变得僵硬，腹内的肠肠肚肚一泻而空。在最初的几个小时里，这些变化的进展极为缓慢，它是以一种确信的、几乎像是按着一种仪式的程序来走过的。仿佛生命的章节是遵循着某种固有的法则行事，是在履行一项“君子协定”。也就是在此之后，死亡随即登场。死亡总是在等待生命退却之后，才开始对这片新领地的侵入与占领。这是一种毫无余地、无可挽回地进行着的讨还。伴随着产生的极度高热，细菌病毒开始在躯体内部扩散，其势不可阻挡。若它们试图提早几个小时进犯，那将会立刻遭遇抵抗，但现在环绕其周的一切只有沉寂，它们只需持续不断地向湿润、幽暗的地区纵深发展。这支入侵大军进入哈弗斯骨管，穿过肠腺，进驻胰岛，再插入鲍氏囊，途经克拉克柱，进入中脑黑质,最后抵达心脏。它以一种尚未触及但被劫掠后的状态继续存在着。整个结构已完全被从内部蚀空掏尽，其间含有一种诡谲的荒凉与颓败。人们可以想象，这仿佛是一个在眨眼间工人们全都撤离得干干净净的建筑工地。所有的车辆一动不动，车灯黄色的光线投向树林的幽暗中，简易工房里空无一人。依山的斜坡路上，挂在缆车道上的车厢一个接一个，都装载满满。
在生命离开身体的同一瞬间，身躯归属死亡。废弃的灯盏，箱包，地毯，门把，窗框。泥地，沼泽，溪流，山脉，云彩，天空。这一切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我们继续为这死亡世界的万物及自然现象包围环绕。纵然如此，一旦真的看到有人陷入了那个世界，还是有什么东西会唤起我们很大程度上的不愉快。至少在情况确定之后，尽最大可能不让死者的尸体进入我们的视野。在大型医院里，不仅把尸体藏在单独的、远距离隔绝的房间，去往那里的通道也是隐蔽的。有专用的电梯，专用的地下室通道。即或碰巧有人迷路误入该区，身旁经过的推车上的尸体也遮盖严实。当尸体要抬出医院时，有专用出口与深色玻璃的车辆。在教堂墓地那儿，为他们备有单独的没有窗户的房间。在举行葬礼仪式时，他们被盖在紧闭的棺柩里，直到最后被深深埋入地下，或在高炉里化为灰烬。从实用目的出发，很难看出这类先进的处理方式有什么好处。比如，推着这些死者的尸体经过医院所有的过道时，大可不必加以遮盖，从医院抬走时也用一般的出租车就是了。这不会给任何人带来任何风险。一个老人在电影的放映当中断了气，尽可以让他待在自己的座位上直到电影放完，待到第二部电影结束也未尝不可。一个老师中风猝死在校园，没有必要马上、立刻开车抬走。让他躺在那儿等校工有时间再来料理好了，一直到下午甚至晚上都行的，这不会伤害到任何人。或许会有一只鸟儿飞来停在他的身上，这里啄啄，那里啄啄，这又有何妨？是否等他入了土情况就会好得多，就只因我们看不到那一切？其实只要死者躺在那里不碍事，就毫无理由这么匆忙行事，他们也不可能再死一次。尤其是在冬季严寒的日子里，这种处理方式应当是更为有利。在长椅上和月台上冻死的露宿者，从高楼和大桥纵身跳下的自杀者，从自动扶梯上跌下的老太太，坐在自己车上死于车祸的人，在城里待了整晚后因酒醉恍惚掉进湖里的年轻男子，被公共汽车拖拽到车轮下的小女孩，对这一系列的死者，为什么都是那么急匆匆地把他们赶快掩藏起来？为了合乎礼仪？等女孩的父母亲在一两个小时以后赶来看上一眼，可能更合乎礼仪。她躺在出事地点旁边的雪地上，破裂开来的头颅和完整的身躯，浸满鲜血的头发和洁净的羽绒服。向世界敞开一切吧，像她那样躺在那儿，这本无什么秘密可言。而在雪地上的这么一小时，却又是那么令人难以理解。一座城市不将其死者排除在公众的视线之外，看着他们横尸大街小巷，在公园和在停车场，这就不是城市，是地狱。这地狱以一种更现实主义和更深入真实的方式，反映出了我们生存的条件。但这又怎么样呢，我们原本是知道这个现状的，只是不愿去看它罢了。由此，将死者驱除在外的集体做法就是一个明证。
然而，究竟要摒除什么、驱走什么，却又说不清道不明。这不可能是死亡本身的问题，是死亡的现象在社会上的存在太突出，或者太多。报纸或者新闻每天提及多少死者，根据不同情况多少有些变化，但一年半载下来，其数目可能很稳定，也就渐渐习以为常了。因为消息总有多种渠道传播开来，无论如何没法避开。同时死亡这一现象看上去也不是那么有威胁性。相反，有一些死亡我们还感兴趣，甚至愿意为看它掏腰包。例如那些电影制片公司推出的数量惊人的展现死亡的故事片。如此一来，要将死者摒除在公众视野之外的这个做法，就愈发让人难以理解。若是死亡作为一种现象没有让我们惊骇，那面对死去的躯体为何又有不愉快的感觉呢？这一定意味着，要不就是有两种死亡，要不就是我们对死亡的想象和死亡真实面貌之间存在着冲突和差距。无论是哪种缘由，结论只归于一个：这两者相比较的实质是，我们对死亡想象的画面如此强烈地刻印了在我们的意识里，以至当我们看到真实的死亡展现时不仅感到震惊，同时也会试图用所有的手段去掩盖它。这个结果不是缘于人们有意识的深思熟虑，就像教堂的种种仪式譬如葬礼那样，在我们的时代可以通过协商讨论求得解决，因而从非理性转向理性的领域，从集体的转向个体—不，我们将死者移至视线之外的方式从来就没有过任何争议，我们向来就是这么做的，天经地义。但却又没人能给这种做法的必要性一个理由。但所有的人都明白：若是你的父亲在秋天一个刮风的星期日猝死在外面的草地上，你会尽快将他抬回屋里，要是办不到，至少你会给他盖上一条毯子。但这种冲动不是我们对死者唯一的做法，跟掩藏尸体一样显而易见的还有一个事实，它们总是被尽快地往朝向地面的方向搬走。一家医院把死者的尸体往上搬，停尸房和火化房都建筑在房屋最高的一层，这几乎是件难以想象的事情。死者被安放在越接近地面的地方越好。将这同样的原则换到处理这种事务的单位，则会是：一家保险公司完全可以把他们的办公室设置在八楼，但殡仪馆就不行。所有殡仪馆的办公地点都在尽可能接近街边草坪的地方。很难说清这到底出自什么原因。很可能是受一切从实用目的出发的传统习俗影响而产生的观念。譬如，地窖阴冷，自然最适合保存尸体。但以此原则推及已有冰箱和冷藏室的现今时代，也绝不会有人想到要把尸体向建筑物的高处搬，这看上去很不合情理，好像高度与死亡两者互为排斥。似乎我们有某种潜在的直觉，一种藏于心底深处的情结，我们的死者必得下行于土地，落叶终须归根。
看来死亡经不同的渠道被分为了两类。一类与隐秘、沉重、土地、污秽和黑暗有关，而另一类与开放、轻盈、天空、洁净和明亮相联系。在中东地区某城市，一位父亲和他的孩子被枪杀，在那一瞬间父亲试图将孩子拖出子弹的瞄准线之外。照片中他们两人身体紧紧缠裹在一起，照相机刚好捕捉到子弹穿射进肌肉时身体战栗的一刻。照片传送至环绕着地球的数以千计的卫星中的一个，接着传遍了全世界的电视台。从这里又一张有关死亡和濒临死亡的图像不自觉地进入我们的意识。这些画面没有重量，没有夸张，没有时间和地点，也与这些身体曾经来自哪里毫无关联。它们不属于哪里，却又无处不在。绝大多数图像只是在我们的意识中停留片刻，但其中一些出于某种原因将留驻在我们脑海里的黑暗之中。一个滑雪者从高处俯冲时出了事故，划破了大腿上的动脉，顿时血流如注，她身后洁白的雪坡上一道鲜红的血痕拖曳而下，在她身体停止滑行前人已气绝身亡。一架正起飞的飞机，在爬升时两个机翼着了火。郊外的屋顶上是湛蓝的天空，就在这一片湛蓝的天空下面，飞机爆炸成了一个火球。一个晚上，在挪威北部的海湾外有一艘渔船沉没，船上七个水手无一幸免。对发生的一切第二天早上所有报纸都做了报道，因为这是个所谓的不可思议的神秘事件。天气平静无风无浪，也没有船上发出的任何求救信号，它就这么消失了。当天晚上有电视台派出直升机到出事地点做进一步勘察，拍出的画面上只是一片空荡荡的海。多云的天空下，灰绿色的波浪隆起又徐徐退下，缓慢而沉重，较之那些此起彼伏地疾速翻腾着白色泡沫的浪花，保持着自己的另一种节奏。我独自一人坐在那里，看到了这一切。那会儿很可能我的父亲正在外面的花园里干活。我注视着屏幕上的海面，没有听到播音员在说什么，突然一张脸的轮廓从那里冒了出来。我不知道持续了多久，或许几秒钟，但时间长到足以对我产生强烈的印象。在脸孔消失的同一瞬间，我站起身来，我要走出去找一个人告诉他这事儿。我母亲上夜班，哥哥在踢球比赛，其他的孩子不会听我说的，所以那就只有爸爸了。想到这里，我急匆匆地跑下楼梯，把脚塞进鞋里，手臂插进夹克衣袖，打开房门出去，绕着房子就开跑。我们是不允许在院子里跑的，所以在快进入爸爸的视线之前，我放慢速度，开始走起来。他站在房子背后，在下面将开辟成蔬菜园子的地方，用手里握着的大铁锤敲打着一块突起的山石。虽然钻孔只打了几米深，踩在他脚下的翻挖出的黑泥土，还有他身后院篱外的一片枝叶浓密的楸树，给山坡罩上了一层昏暗，往下一直延伸到低处。当父亲直起腰向我转过身来时，他是一张几乎完全黑沉着的脸。
但我仍然有足够多的信息来揣摩他。不只是看脸上的表情，还有整个的形体姿态，不用去解读他的思想，而是凭直觉。
他放下铁锤，摘下手套。
“怎么啦？”
“刚才在电视里我在海里看见了一张脸。”我说，在他跟前的草地上停住脚。那天下午早些时候邻居砍下了一棵松树，空气里充盈着石墙外的树桩散发出的浓烈的松树清香气味。
“一张潜水员的脸？”爸爸说。他知道我对潜水员有兴趣，他就不能想想，我跑到这里来可能是另外有感兴趣的事告诉他呀。
我摇了摇头。
“这不是什么人的脸，是海里的一张画。”
“一张画，我说你呀。”说着，他从衬衣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一包香烟。
我点点头，然后转身就想往回走。
“等等。”他说。
他擦燃了一根火柴，然后低下头去直到香烟够得着火。火苗给这片灰暗勾勒出了一个明亮的小圆圈。
“这么说，”他开口了。
在深深吸了一口后，他把一只脚踏在山岩上，朝着路的另一边远处的森林凝视。当然，或许他注视的是那树木上方的天空。
“你看见的是一张耶稣的画像吧？”他说，他抬起头来望着我。要不是这友好的语气，这长时间静默后的提问，我会以为他是在嘲笑我。我是个基督教徒，他感到有点难堪。他对我所有的希望就是，我不要另类，要跟其他的孩子们一个样。在这片住宅区里，没有一个孩子跟他的小儿子一样，称自己为基督徒的。这是件真正让他弄不明白的事。
我感到惊喜，因为他其实是在意我的。同时又有点小小的失落，他是这么低估我。
我摇摇头。
“不是耶稣。”我说。
“这个回答还差不多。”爸爸说，他笑了。在山坡上面的最高处听到一阵轻微的自行车轮碾压在马路上的声音，声音越来越强。住宅区的一片寂静中，这低低的、摩擦着地面的嘶嘶声响，化为了一阵阵嗖嗖声。当自行车轮在我们远处的路上滚过去时，声音清晰可闻。
爸爸又再吸了一口烟，然后把还没完全熄掉、还冒着烟的烟头，扔到了院篱笆的外面。 咳嗽了几声，戴上手套，又把铁锤握在手里。
“别再想这事了。”他说，他抬起头来望着我。
那个晚上我八岁，父亲三十二岁。虽然我仍然不能说我已经了解或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但现在的我比他当年大七岁，一些简单的事情是比较容易领会的。譬如，我们各自的岁月之间有多么大的差异。我的生活里充满着丰富无穷的意义，向前跨出每一步就敞开一道门，而每一道门都可能将我引领到最远处。现在我不能理解的是，他生活的意义实际上从某方面来讲不是把那些单个的、许许多多的日常事件集中一处，而是完全把它们分散。因此除了一些抽象的概念外，不可能抓住要点。“家庭”是一回事，“仕途”是另一回事。在他的那些日子里就没有一次意料之外的可能性发生。他多半知道未来有多大的可能性，以及他如何才能使这个可能性付诸实现。他已结婚十二年，在中学当老师，教书八年。他有房有车，有两个孩子。他被选入市政委，是左党在市政府委员会的代表。在冬天的半年里他玩集邮，很有成绩，在很短的时间里已在这一方地区首屈一指。在夏季的半年里他的业余时间都花在了拾掇花园上。那个春天的夜晚他在想些什么，对此我一无所知。我也不知道他手里握着铁锤在那半明半暗的朦胧中直起腰来，看见的又是怎样一幅图画。但在他心里会有这样一种感觉，他对围绕自己的这个世界相当地了解。对这一点，我深信不疑。整个住宅区所有的邻居他全都知道姓甚名谁，以及与他自己相比较，他们又各属于哪个社会阶层。可能他还知道别人最不愿意暴露于世的某些隐私，不仅是因为他教他们的孩子，也因为他对其他人的弱点目光尖锐。作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的新成员，每天的报纸、广播及电视节目供给他大量的信息，使他对这个大千世界信息灵通。他也懂一些植物学和动物学，因为他在青年时期就对它们有兴趣。即或在自然学科的其他方面没有进行过深入的学习研究，至少他在高中时学过有关的基本知识。他历史学得不错，这是他在大学里与挪威语和英语一起主修的科目。换句话说，或许他对哪一门都并不精通，又都略知一二，只有教育学除外。他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普通大学生。那时候在中学里教书还是个有社会地位的行业。住在石墙另一边的邻居普雷斯巴克莫，是和他同一所学校的老师。同样，住在房后面那树木遮掩的山坡上的另一个邻居奥尔森，也是教师。其中还有一个邻居克努森，住在拐弯的那一条路的尽头，他是另一所中学的教导主任。当我父亲把铁锤高高举过头顶，让它重重地落在山岩上的这个春天的夜晚，是70年代中期。他捶击着岩石，在这个他所熟悉的世界里，他充满信心。当我自己进入了与他相同的年龄，我首先明白的是，走到这一步是需要为此付出代价的。当视野中的世界变得愈来愈纷乱繁杂，不仅触及心中的痛处在逐渐减少，也会觉得许多事情其实毫无意义。要了解世界，必须将自己摆放在与其保持固定距离的地方。当我们用肉眼看微小的东西，比如分子、原子，会觉得看不清，那就必须把它们放大了来看。若是天体系统、河流三角洲，天穹的星象这种浩大不可及的物象，我们就把它缩小了来看。把这一切都归入我们意识的范畴中，一切便释然了。这个释然，就是知识学问。整个儿童、少年时期我们历经艰辛，为的就是达到能与一切事物和现象保持正确距离的这一点，这一个位置。我们读书，我们学习，我们经历，我们不断地修正。于是这一天来到了，我们达到了与所有物象保持必要的距离的这个点，也有了所需的认知系统的概念。到了这时候，时间便开始飞快地溜走。它不再遭遇障碍，一切就绪。时间洪水般汹涌地贯穿我们的生活，日子便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在我们理解到这一点以前，我们已是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意义需要充实，充实需要时间，时间需要敌人。知识是距离，知识是稳固恒定，知识是意义的敌人。换句话说，父亲在1976年那个春天的晚上的画面有了双重的含义：其一，那时我是以一个八岁孩子的眼睛在看他，毫无预见性，怯生生的惶恐；其二，现时我是作为一个同龄人来看他，时光流过了他整个的一生，不断地、大块大块地剥去了他生命中的意义。
＊＊＊
这天晚上万妮娅出生了，她躺在那儿瞅着我们看了好几个小时。她的眼睛像两盏黑色的灯笼，身体血糊糊的，长长的头发粘贴在头皮上，当活动的时候，是一种爬行动物般缓慢的蠕动。她伏在琳达的肚腹上看着我们，好像是从树林里望着我们。我们无法将视线从她身上挪开。从她身上看到的究竟是什么呢？安静，严肃，深不可测。我伸出舌头来，有一分钟那么久，于是她也伸出舌头。在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对未来如此地充满信心，就像我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快乐一样。现在她四岁了，一切也都发生了变化。她的眼睛机灵警觉，瞬间会从满心高兴变成满心妒忌，从极度愤怒转而极为伤心，她已经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过于狡黠，可以蛮横到肆无忌惮的地步，甚至让我终于失去耐心。我可能站起来向她一阵怒吼，或者抓住她使劲摇晃直到她哼哼唧唧地哭泣。但她常常只是笑。上一次这样的时候，我气得不行，使劲摇晃她，而她只是笑，大笑。我忽然慌了神，立刻想到要去摸摸她的胸膛。
她的心脏跳动着。啊，我的天，它跳动着。
这是2008年3月4日。早上还差几分八点。我坐在书房里，周围满满的书籍从地板堆到了天花板。听着瑞典林子乐队（Dungen）的音乐，一边思考着我写下的东西以及如何再往下走。琳达和约翰躺在旁边的屋里睡觉，万妮娅和海蒂在幼儿园，是我在半小时前送去的。户外高大的希尔顿饭店还驻留在阴影里，饭店正面的三面玻璃竖井电梯一直上上下下。饭店旁边是一幢红色的砖结构房子，可从所有的柱子构架与拱形门洞判断，这一定是19世纪末期或20世纪初期的建筑物。从那儿再往前去，晨曦的朦胧之中显露出了治安官公园的一角，树枝光秃，草地青青，尽头处一幢70年代的灰砖房挡住了视线，不情愿地将视线从那儿调开朝上望去，这是好几个星期以来第一次出现的蔚蓝晴空。
在这里居住一年半以后，我熟悉窗外的景色，这是日复一日积攒的印象，但我与它们并不相干。这里我看见的东西没有一样对我有意义。或许我寻觅的正是这个，因为在这种与我无关的环境确实是有意义的。我喜欢这点，或许甚至我需要这样，不过并没有有意识地选择去这么做。六年前我在卑尔根写作，虽然没想过要在那个城市过一辈子，但我既没有计划要离开那个国家，也没计划要离开那时与我成婚的妻子。相反，我们想到未来将会有孩子，或许搬到奥斯陆去，在那里我要写更多的小说，她可以继续在电视和电台工作。但我们说及的未来，实际上只不过是我们当时生活往后的一种延续，每天固定的生活计划，同朋友与认识的人共进晚餐，外出旅游，去看望自家父母和对方的父母，还加上我们想到要小孩，但没有什么特别的。而事情却发生了。突然有一天我到斯德哥尔摩去了，原只打算待几个星期的，出乎预料地，这便成了我的一生。不仅是改换了城市和国家，也改变了所有的人。很奇怪我这么做了，而更加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我几乎没想过要这么做。我怎么来到的这里？为什么会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