袍哥 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1.抽丝剥茧，层层深入，兼备文学式的描写与严谨的历史研究;
2.微观个案与宏观历史的完美交织，在宏大历史背景之下审视个人命运的沉浮;
3.传奇色彩与历史的深度同时呈现，将对袍哥的研究在纵向和横向两个纬度上加以定位，展现更饱满、立体和丰富的川西社会图景;
4.回应大众文化中对秘密社会的猎奇心态，褪去浪漫想象和英雄光环，还原1949年以前影响较大的秘密社会——袍哥的真实面貌;
5.以丰富的素材，重建民国基层社会的权力运作模式，还历史以血肉;
6.图文并茂，栩栩如生地展现中国近代民众生活的种种细节。

袍哥是1949年之前活跃于长江中上游的秘密社会组织，其影响力与青帮、洪门不相上下。当其盛时，川省约有70%成年男子加入，影响力及于各个角落，在川军、湘军中影响巨大，也是清末革命中的重要力量。
《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从一桩1939年的杀人案和一本尘封七十多年的报告出发，结合丰富的图文资料，细致入微地考察了袍哥组织及近代基层社会的权力运作，审视了袍哥成员及其家庭在动荡的大时代下个人命运的沉浮，揭开具有神秘色彩的袍哥世界的“日常”面目，呈现出一幅饱满、立体、生动的近代川西社会图景。

王笛，1956年生，现任澳门大学杰出教授，历史系主任，英文学术季刊《中国历史前沿》共同主编。曾任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关注中国社会史、城市史、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和微观史的研究，成果丰硕，相关著作将在“博雅撷英·王笛作品集”中陆续推出。

目 录
序 言

第一部分 暴力团伙
第一章 杀死亲生女
第二章 川西的乡村
第三章 袍哥的网络
第四章 调查的开始
第五章 佃户“舵把子”

第二部分 地方秩序
第六章 精神的世界
第七章 神秘的语言
第八章 在茶馆“讲理”
第九章 仪式与规范

第三部分 大势已去
第十章 女人的命运
第十一章 权势的衰弱
第十二章 雷家的末路

第四部分 寻找真相
第十三章 讲故事的人
第十四章 “农村工作者”
第十五章 何处是“望镇”？
第十六章 袍哥的覆没

第五部分 事件重构
第十七章 叙事与文本
第十八章 历史的记忆

注 释
附 录
附录 1 袍哥等级名称表
附录 2 雷氏家庭关系图
附录 3 沈宝媛：《一个农村社团家庭》
征引资料目录
后 记

序 言

本书是一部微观历史，在以雷明远为中心的故事中，我力图也向读者展示川西平原的风土、社会、组织、管理、经济、政治，等等。可以负责任地对读者说，虽然我在本书中注入了文学式的深描，但是所有的故事和描写，都是有出处的。对自然生态的描述，更多来自我 自己亲身的体验。成都周围的许多乡场，我在少年和青年时代都去过，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作为“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也在成都平原的乡村安家落户，在竹林下的茅屋中，在煤油灯下，度过了许多日日夜夜。没有想到，这些亲身的经验，在几十年后，居然成 为我撰写本书的第一手资料。
在本书中，我尝试把文学式的描写和严谨的历史研究结合起来，并力图在两者间寻求一个平衡点。在讲述故事的来龙去脉的同时，我尽量详细地给出资料的来源。读者朋友从本书的注释中，不但可以找到资料出处，也可以看到一些相关的阅读书目或知识背景。
历史的研究，需要具有宏观和微观（甚至更细的划分，例如中观）的视野。有一句英语俗语：“魔鬼在细节之中”（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在研究历史的时候，细节经常可以给我们展示不同的面相。犹如观察一个生命体，从外观看大局固然是必须，但是对内部机体的认识、细胞的分析，也不可或缺。甚至经常表面上我们看到的是正常的机体，但是通过对血液的解析、显微镜下对细胞的观察，却能看到完全不同的面貌。例如，过去我们讨论 1949 年“大转折”的时候，基本都局限在解放军对大城市的接管，对新政权怎样控制乡村并不清楚。袍哥在新政权来到四川之前，几乎控制了农村社会，本书从袍哥的覆灭展示了共产党如何深入乡村的过程。

* * *

我对袍哥的兴趣，开始于 1980 年代，并持之以恒地收集有关的记载。在 1993 年出版的关于长江上游的社会史《跨出封闭的世界》中， 我对这个组织有一个比较初步的描述，后来在《街头文化》一书中， 我讨论了袍哥和街头政治的关系，在《茶馆》的研究中，我分析了袍哥 “吃讲茶”在地方权力和控制中的作用。
本书所使用的最核心的资料，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沈宝媛1949 年在成都郊区一个叫“望镇”的地方所做的田野调查报告（见附录 3）。沈宝媛的这篇报告在 1946 年作为她的毕业论文完成以后，虽然一直列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论文的目录中，但再也没有人提到过。直到大约十年前四川大学李德英教授在北京大学查阅资料时，看到这篇论文，她知道我一直关注袍哥的文献，便给我复印了一份。当时我正集中精力进行 20 世纪成都茶馆和公共生活的研究，虽然觉得这份资料非常有用，但究竟应该怎么使用也没有进行认真思考。这样，这份资料在我的书架上搁置了近十年之久。
2014 年初夏，在我第二本关于茶馆的英文书稿交给出版社以后，我全力以赴地投入袍哥的课题，认真阅读从 1980年代以来我收集的关于袍哥的各种资料，包括沈宝媛的这篇调查报告，并开始起草论文《乡村秘密社会的多种叙事——1940 年代四川袍哥的文本解读》，准备参加 该年 10 月在四川大学召开的“地方的近代史：州县士庶的思想与生活” 学术讨论会。在这篇论文中，我是把沈宝媛的报告作为五种关于袍哥 的文本——档案、社会学调查、小说、回忆录和文史资料——之一， 来考察和使用的。
这年夏天，我作为华东师范大学的紫江讲座教授，给思勉人文高 等研究院讲授“新文化史”的讨论课，课上指导学生阅读了《屠猫记》《马丁·盖尔归来》等新文化史的代表性著作。在指导研究生阅读这 些经典著作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微观历史在中国研究中还没有 任何作品问世的问题。或许有几本书可以算是初具微观史的研究取向， 罗威廉（William Rowe）的《红雨》从一个县的角度，写 700 年湖北麻城的暴力史；而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以山西乡绅刘大鹏的日记作为基本资料，勾画他作为儒生、孝子、商人、议政者、农民各种身份 的生活。另外，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的《王氏之死》，可以算开微观眼光研究中国历史之先河。该书写于 1970 年代。微观史在西方还没有兴起，虽然在意大利和法国已有这方面的研究著作，但也都还没有译成英文。史景迁的写作方法非常接近今天微观史学的方法。这本书从写地震开始，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自然灾害怎样影响到人们的生活以及生态的变化，妇女的生活，寡妇如何生存，如何教育子女，还有家庭的暴力，等等。但是限于资料，史景迁到最后一章才写到王氏。从严格意义上说来，它还不算真正的微观史。
微观历史在中国之所以没有得到发展，一是方法论的问题，正如我在一篇讨论“碎片化”的文章中所说的，中国的史学传统过于讲究宏大叙事，历史学家认为要讨论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题目，研究才有意义。二是资料的缺乏，中国没有像欧洲宗教裁判所那样的系统资料，再加上战乱，关于地方社会和社会生活的详细资料非常之少。三是中国的史学传统注重国家、帝王和精英的记录，一般民众往往被忽略了。因此，我们今天试图重建过去的基层社会和生活，面临着相当的困难。
当我反复阅读和分析沈宝媛的调查报告的时候，特别是接触到我们对袍哥所知甚少的那些细节的时候，我开始逐步感觉到，我可以以这个报告为基础，参阅其他档案、个人回忆、官方文件、私人记录、报刊 资料等，写一本微观历史的著作。因此，我决定把开展多年的关于袍哥 研究的一个比较宏大的题目《袍哥：一个秘密社会的历史与文化》暂时搁置下来，先完成这本规模较小的著作，这便是目前这本《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由于袍哥问题已经在我心里面酝酿了 30 多年，因此这个微观史的计划进展非常顺利。英文书稿给斯坦福大学出 版社后，首轮便通过了外审，几乎不需要任何大的修改，这是我所出版的英文著作中最顺利的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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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有效地将沈宝媛的报告作为历史资料来使用，我希望对调查者和所调查的地方有更多了解，特别是她文中的“望镇”实际是什么 地方，是我最关切的问题。如果能够找到她本人，这个问题可以说是迎刃而解，说不定还可以了解到没有写入报告的关于雷明远及其家庭的细节。不过我对此也并不抱太大希望，毕竟已经是七十年前的事了。
2014 年夏天，我开始了寻找沈宝媛的努力。当然，搜寻是从互联网开始的，令人欣慰的是，在网络新闻报道中，我发现她竟然是中国图书馆学奠基人沈祖荣先生的女儿，她的家族还在中山大学设立了奖学金。媒体报道中沈宝媛最后的露面是 2012 年出席奖学金的颁奖仪式。后来，我从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沈祖荣先生传记的作者程焕文教授的博客里，了解到他和沈宝媛有联系，还在 2001 年访问过沈祖荣的故居。通过程教授博客上留下的地址，我给程教授前后发了两封电邮，但是两个星期没有回音。我心里面有一种紧迫感，按年龄算，沈宝媛应该至少 90 岁了，我觉得不能消极等待。
我立刻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朋友麻国庆教授联系，希望他帮助联系程教授，很快就收到了麻教授的肯定答复。7 月 27 日，程教授发来电邮，告诉我沈老太太家里的电话号码。又经历一番周折，得知沈老太太已移居东莞，并从她女儿那里拿到了电话号码。7 月 28 日上午9 点左右，我打电话到东莞，终于能够有机会和沈女士直接交谈，我怀着很大的期盼，也有一点紧张。但结果令人失望，整个通话时间可能最多两三分钟，在我表明致电的意图后，从口气上看，老人并不愿意就此事被打扰：“我现在年老体弱，记忆力急剧衰退，已经完全记不得 过去的事情了，就不要耽误你的时间了，好吧？”既然如此，我不好强 求。对此我感到深深的遗憾：如果我在十年前开始撰写本书，情况将 完全不同，我将有可能直接听到沈老太太对往事的回忆，无疑将使这本书更全面、丰满，收集到更多的信息，为本书赋予更鲜活的色彩。
当然，我也没有完全死心。8 月 13 日，我又打电话给沈宝媛的女儿，希望了解她的妈妈是否讲过当年考察的故事，如果能够有所斩获，也多少能弥补沈老太太记忆力衰退的遗憾。但唯一的收获仅仅是得知沈宝媛生于 1924 年 2 月。也就是说，1945 年夏天，她到“望镇”考察的时候才 21岁。我又请她帮忙向沈老太太请教：一，是否记得进行调查的真实地点？二，是否记得雷明远的真实姓名？三，是否知道雷明远在 1949 年以后的情况？另外，关于这次调查的任何其他资料或事情我都有兴趣。但均无下文。
看来，无法通过沈宝媛及其家属得到多少信息了。其实，我对这个结果还是有一定准备的。不要说 90 岁的老人，就是我自己这个年龄，对几十年前的人和事，很多已经印象模糊了。只能寄望于从文本——也就是沈宝媛于七十年前写下的报告——出发，展开对雷明远其人、他的家庭和 1940 年代川西袍哥组织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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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得到了美国王安汉学研究基金、美国富布莱特基金资深学者计划，以及澳门大学讲座教授研究基金（CPG）的支持和资助。在此对这些基金和机构表示感谢。
本书得以完成，首先要感谢李德英教授。可以说，如果不是她多年前给我这份调查报告，就不会有这本书。感谢崔蓉将沈宝媛的调查报告录入电脑，使我能够顺利开始本书的写作。感谢罗威廉、曾小萍（Madeleine Zelin）、包筠雅（Cynthia Brokaw）推荐申请有关研究 基金。感谢王大卫（David Ownby）和李怀印作为斯坦福大学出版社评审人对英文版提出的建设性意见。感谢孙江教授提供关于秘密会社的部分日文和英文资料。感谢徐鹏帮助我找到沈宝媛报告封面和目录的高质量图像（收于书中）。感谢安劭凡和焦洋帮助我检查文中可能出现的错误。感谢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惠允使用李约瑟教授在 1940 年代所拍摄的四川农村的若干 照片，感谢美国杜克大学 D.M. 鲁宾斯坦珍稀图书和手稿图书馆（David M. Rubenstein Rare Book & Manuscript Library, Duke University）惠允使用甘博（Sidney D. Gamble，1890—1968）在 1917—1919 年间在四川所拍摄的照片，感谢格蒂研究所（Getty Research Institute）将《生活》（Life）杂志摄影记者 C. 麦丹斯（Carl Mydans）1941年在龙泉驿所拍摄的一组 照片放在网上，提供给研究者使用。
最后，我想特别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陈甜，是她的热忱约稿，使我有缘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建立了长期合作，决定把本书以及其他著作整理成作品集出版，她仔细认真的校读，使本书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差错，行文也更加顺畅，她的工作态度和专业经验令我十分钦佩。
需要说明的是，如果读者仔细对照中英文版，就会发现两者有明显的不同，并非逐字逐句的翻译。英文版有 12 章，中文版有 18 章，总的来讲，中文版资料更丰富。我在翻译本书的时候，根据自己的感觉，把英文版中意犹未尽的内容，做了一些补充，资料的引用也全面得多。本书最后把沈宝媛的《一个农村社团家庭》作为附录，以为读者做参考。



王 笛
2017年 10月9日
于澳门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