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记忆 焦点不太准

第二次世界大战，亦可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给人类带来了不可逆转的影响，我们至今仍生活在这影响之中。在硝烟日渐远去的今天，有必要让读者重温并牢记这段历史。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二战记忆”丛书。
入选作品取材广泛，既有正义力量抵抗侵略的无畏战斗，如《日日夜夜》《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青年近卫军》《丧钟为谁而鸣》《焦点不太准》，也有法西斯铁蹄下人民生活境况的真实写照，如《一个人的遭遇》《安妮日记》《上海，远在何方？》，从不同角度展现了法西斯对人类的戕害，以及世界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显现的英雄气概。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希望本丛书对于广大读者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段历史有所助益。

《二战记忆 焦点不太准》由《焦点不太准》《卡帕之路》两部分组成。
《二战记忆 焦点不太准》是卡帕的二战回忆录，再现了他随盟军出生入死，转战大西洋、北非、欧洲的历程。文字幽默、痛快。收入卡帕二战中所拍照片百余幅。
《卡帕之路》记录了卡帕四海为家的一生。精选了他在西班牙内战、中国抗日战争、第一次中东战争、印度支那战争等各个时期的摄影作品百余幅。
《焦点不太准》写就于一九四七年。卡帕大概得了些『老爸』海明威的真传，有很强的讲故事能力。这本回忆录就颇用了些小说家的笔法，不必全当成『实录』来看。

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1913—1954），原名安德雷·弗里德曼，匈牙利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战地摄影记者之一。
“如果你拍得不够好，那么是因为你离战场不够近。”他在西班牙内战和二次世界大战中拍摄的很多照片已经成为摄影史上的永恒经典。

张炽恒，翻译家，译有泰戈尔、威廉·布莱克等的多部作品。

1942年夏
那些天绝对没有必要更早起床。我的工作室在第九大街一栋三层小楼的顶楼，整个屋顶被天窗占据，角落里放着一张大床，电话机搁在地板上。没有其他家具，连个钟也没有。阳光把我唤醒。我不知道时间是几点，也并不特别想知道。我身上的现金只剩下一枚五分镍币。电话铃不响，我便不想动弹，我等着人家来电请我吃顿饭，给我份工作，至少借给我一点钱。电话铃不肯响，我的肚子却叫了起来。我意识到，再想睡上一会儿那是没门儿了。
我翻了个身，看见了女房东从门底下塞进来的三封信。最近几个礼拜只有电话公司和供电局给我来信，因此，那神秘的第三封信终于把我请下了床。
果然，一封信是爱迪生联合电信公司来的。第二封信来自司法部，通知我说，我，罗伯特？卡帕，前匈牙利人，现无明确身份人士，据此而被划归为潜在敌侨，因此必须交出相机、双眼望远镜和轻武器，如果要外出离开纽约超过10英里，必须提出申请，获得特批。第三封信是柯里尔杂志的编辑写来的，他说，对我的剪贴簿经过两个月的研究之后，柯里尔杂志突然确信我是一个了不起的战地摄影师，非常乐意派我去担当一项特殊任务；他们为我在一艘四十八小时后开往英国的船上预订到了一个舱位；信中附有一张一千五百美金的支票，作为预付薪酬。
这其中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我有打字机，有足够的勇气，便会给柯里尔杂志回信，告诉他们：我是敌侨，连去新泽西州都不行，更不必说去英国了，我带上照相机唯一能去的地方是市政厅那边的“敌侨财产处置所”。
我没有打字机，但口袋里有一枚镍币。我决定掷硬币。如果掷出个字，就设法逃之夭夭，去英国；如果掷出个背，就把支票退回去，向柯里尔杂志说明情况。
硬币掷了出去，是个背！
但接着我意识到，一枚硬币里是没有前途的，我会收下支票，把它兑成现金，无论如何，我会去英国。
镍币交给了地铁。支票交给了银行。我在银行隔壁的詹森餐厅吃了早饭，真是大吃一顿，花掉了两块五。这样一来事情就定了。我总不能还给柯里尔杂志一千四百九十七块五毛，而柯里尔杂志肯定也脱不了干系了。
我重读了他们的信，确定我的船在48小时后启航。我又重读了司法部的信，琢磨着从什么地方下手。我所需要的一切是：征兵局的豁免，国务院和司法部的出境和再入境许可，英国签证，还有办签证要用的某种护照。一开始就碰钉子我可担待不起，所以我得先找个听得进去的地方开口。我有麻烦。嗯，美国才刚开始知道麻烦的滋味，而英国已经打了两年多的仗，对这种滋味应该已经是熟知了。我决定先去找英国人。
从詹森餐厅到航班终点站步行五分钟就到了。我得知不到一小时后就有一班飞机飞往华盛顿。我买了一张票，柯里尔杂志的钱又少了一些。
两个半小时后，一辆出租车把我送到了华盛顿的英国大使馆。我要求见新闻专员。他们带我去见了一位穿粗花呢衣服的先生，那人脸膛很红，神情很厌倦。我报上姓名，但不知从何说起，因此我简而化之，把两封信给他看，先是柯里尔杂志的，然后是司法部的。第一封信读下来，他没有作出任何反应；但当他把第二封信放下来时，他的唇边露出了一丝笑意。不知怎的我受到了鼓舞，掏出爱迪生联合电信公司寄来的那封尚未开拆的信，递给了他；我清楚得很，那是通知我，要断我的电了。他示意我坐下。
想不到，他一开口便人情味十足。战前他是地质学教授。战端初起之时，他人在墨西哥，正快乐地研究TIRED火山顶的土壤成份。他对政治并没有多大兴趣，但这是战争，他应召而去，成了新闻官员。从此以后，为了维护英国人的利益，他不得不拒绝种种提议和要求。他安慰我说，我这件事非同一般。我排到了头号！对他、对我自己的同情令我大动。我提议共进午餐。
我们去了卡尔顿餐馆，等座位的时候，我们百无聊赖，喝了许多干马提尼酒。我的同伴已经相当兴奋，而我也开始感到，那位大使馆专员和大英帝国，连同柯里尔杂志，将和我的命运紧紧相连。我们终于等到了一张桌子，我拿起菜单，先点了每份一打的蓝点牡蛎（主要产于纽约长岛，1912年成立的蓝点公司专门生产这种牡蛎──译注）。五年前，在法国，我在饮酒方面可是下了很大本钱的。我记得，每一篇英国神秘小说中，每当彼得？温西爵士有话要说时，吃牡蛎总是佐以那种名叫Montrachet的勃艮第白葡萄酒。1921年产的Montrachet在单子的末尾，价格昂贵。这是个快乐的选择。同伴告诉我，十五年前，他在法国度蜜月时，就是用这种酒让他的新娘大为动容。因此，当那瓶酒喝到底的时候，话题已经变成我们对于法国和Montrachet的爱好了。喝完第二瓶之后，我们一致同意，在把德国人扔出美好的法兰西这一点上，我们的情感同样强烈。喝完咖啡加CarlosPrimero白兰地之后，我给他讲了西班牙内战期间，我在共和军里的三年经历，以及我为何有充足的理由恨纳粹。
回到大使馆后，他拿起电话，要通了政府部门。他越级找到了某个高层人士，直呼其名，说他的办公室里有个“好人老卡帕”，说我去英国这件事重要至极，我会在十五分钟后过去拿我的出境和再入境许可证。他挂上电话，给我一片纸，上面写着一个人的名字，十五分钟后我到了国务院。一位衣着端正得体的先生接待了我，他在一份表格上填上我的姓名和职业，签了名，告诉我明天早晨九点，去位于纽约港的斯塔腾岛区的移民局办事处，一切都会办妥。然后他陪我走到门口，这一会儿，他变得很随和，拍拍我的背，朝我使了个眼色，祝我“好运！”
我回到大使馆的时候，我的专员朋友有点严肃，还有点着急，我赶快告诉他，我的第一步成功了。这一次他打电话的对象是英国驻纽约总领事。他对他说，“老卡帕”要去英国，绝对一切都妥当，就是没有护照。又打了几通电话之后，也就是过了十分钟吧，大使馆的海军专员、教授和我，已经在一家小酒吧里喝酒祝贺我出行成功。到我去赶飞机的时间了，但在分手之前，海军专员向我保证，他会给联合王国的每一个港口发电报，说我将乘船抵达，随身带着相机和胶片，让他们在各方面帮助我，把我安全地送到伦敦的海军部。
回纽约的飞机上，我断定英国人民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他们有一种令人愉快的幽默感，境遇艰难的时候，他们也应付裕如。
第二天早晨，英国驻纽约总领事说，我这件事极不寻常──不过战争也极不寻常。他给我一张样子很普通的白纸，要我写下我的名字，解释一下我为何没有护照，说明我的旅行缘由。
我写道，我名叫罗伯特？卡帕，出生于布达佩斯，海军上将冯？霍尔蒂和匈牙利政府一向不喜欢我，我也一向不喜欢他们；自从希特勒合并匈牙利之后，匈牙利使馆便既不承认我不是匈牙利人，又不承认我是匈牙利人；既然是希特勒在管着匈牙利，我便干脆不承认我是匈牙利人。按出生而论，我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犹太人，我痛恨纳粹，觉得我拍的照片可以用作反纳粹宣传品。
把那张纸递还给他时，我稍稍有些担心自己有没有拼错词，但他加了印，盖了章，周遭绕上一根蓝丝带，一本护照便诞生了。
当天上午我便要上船，但还有四五项小的许可证要办。我母亲当时住在纽约，她陪伴着我；我去弄必需的最后那几张盖章纸片时，她坐在出租车里等我。我每一次回到车里时，她都静静地坐着，想从我脸上看出结果如何。她是一位伤透了心的母亲，为了我如愿，她希望我把各种许可证弄到手，顺利地成行；而以她的母爱之心，她却暗中希望出点什么岔子，使我无法离开她再去战场。
最终我得到了所有的许可证，但这时已经比我那艘船的预定开船时间迟了一个半小时，我母亲仅余的希望是：船已经开走。
但是我们到达码头时，那艘脏兮兮的旧商船还在那儿没走。一个大块头爱尔兰裔警察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我给他看证件。
“你迟到了，”他说：“你最好麻利些。”
到此我母亲必须止步了。她不再代表“战争时期的勇敢母性”，而是化作了一颗宽容和充满爱的犹太人的心。从她那大而美丽的棕色眼睛的眼角，积蓄和压抑已久的泪水泉涌而出。六英尺六高的爱尔兰裔警察用胳膊搂住我那五英尺高的小个子母亲的肩膀，说道：“夫人，我去给你买杯喝的。”
我向着母亲飞了最后一个吻，向船的跳板走去。
我看美国的最后一眼，是爱尔兰裔警察和我母亲的背影，穿过马路，走向突然露出笑颜的摩天大楼脚下那间小酒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