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这些人（全彩四色印刷）

《佳访》之后，主持人李佳佳以笔为刀叙写她的十年传媒生涯；聚光灯下的台前幕后。
深度对话陈小鲁（陈毅之子）、李开复、茅于轼、严歌苓、俞敏洪、张燕生、李银河、闾丘露薇、袁腾飞、崔永元、韩寒、蒋方舟、余秀华、向文波、陈嘉上、刘慈欣、野夫、袁立、吴百纳（英驻华大使）、李志等中外政商、文化名人。
面对面畅谈新闻理想、职业道德、民主信仰、经济、法治、同性婚姻、网络红人、名人公益、电影审查、环保等当下热门话题。
此外，作者在书中回顾了母校复旦大学百年校庆的盛景，也记述了她曾跨出国门，在日本东京街头见识的有条不紊的垃圾堆放景象，在莱茵河畔亲眼目睹德国污水处理的惊人成就。

李佳佳，女，80后电视媒体人、专栏写作者。本科于中山大学科学与计算机应用专业就读，研究生于复旦大学修读新闻传播，并于2005年复旦大学百年校庆年成为首位女性研究生会主席。在上海、广州两地做过财经记者、时政记者，工作期间，采访游历近三十个国家和地区，在欧洲和美国拍摄过纪录片。2012年，参加美国East-Westcenter的杰弗逊研究员项目。2013年，创立深度人物专访栏目《佳访》，任主持人、制片人，深度对话一百多位新闻当事人。关心环保，希望过简约、绿色的生活。

很快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却发自内心地盼望着佳佳保留一点天真，傻傻的，愣愣的，怯怯的……
——央视主持人崔永元

跟佳佳接触，令人感动的是她对国家民族未来发展的思考，对弱势群体的关爱。真的是先贤所云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在她身上，我看到了一个80后女孩的担当。
——畅销书作家袁腾飞

就专业论专业，李佳佳是同年龄电视主持人中的佼佼者，有着丰富的从业经历和主持经验，曾经拥有一档属于自己的优秀访谈节目。作为访谈者，她不装傻，不煽情，不造作，不咄咄逼人，但也不会被访谈对象牵着鼻子走，成为背景和传声筒，访谈水平在国内绝对属于一梯队。
——台大Timyangxy

PART 1 新闻是正在发生的历史
每个人心中都住着魔鬼003
你要做的，仅仅是承担个体的责任——独立地思考，并且不羞于传递这种思考。摆脱魔鬼的第一步，居然这么简单。
当嘲笑他人信仰，我们还剩下什么011
美好人性被历次政治运动蹂躏摧毁，快速城市化进程瓦解了宗族聚居，敬畏之心也被无神论洗涤干净。于是，飞黄腾达、出人头地成了新的“信仰”——如果能被称为“信仰”的话。
不一样又怎样021
在我看来，所有的婚姻都源于对安全感的追求和渴望，同性伴侣大概更加需要。李银河说：“如果我们感情还在，那么我们就不需要那张纸；如果没感情了，有那张纸也没用。”
PART 2 有人不沉默
请别杀死知更鸟035
“我想对我来说生命的终极意义就是自由和尊严。因为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未来能够拥有一个不依附于任何一个商业机构，也不依附于一个权力的生活状态。”
看，那个从历史穿越来的人046
良田千顷，日食不过三餐；广厦万间，夜眠不足五尺。我不是经商的又不是为官的，既恐高又晕船，不想有私人飞机也不想坐私人游艇，享不了那福，悠然度日就好。
崔永元：给我想要的自由055
如今的崔永元过得很自由，用他自己的话说，没有人审核他的微博了，也不用在刚刚入睡的清晨回台开会。“网上遇到浑蛋，我就跟你练，练到凌晨四点，熬到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就这么活着，无所谓。”
唯有诗歌悲悯她065
孤独的她，全部的渴望：对美、对性、对爱、对自由、对尊严，都在诗歌里。
PART 3 现实与荒诞
与奥巴马对簿公堂081
在“不公平”没有落到自己头上之前，我们都会更想要“效率”。但你怎么就知道，你会永远走运呢？
国产科幻的春天来了吗？089
一旦遭遇市场，再坚守艺术的导演也要妥协，谁让这是个粗制滥造的商业大片分分钟捞几个亿，辛辛苦苦拍艺术电影被嘲笑小众高冷影院不排片观众不买账的时代呢？
管他“做人”如何呢？095
演员，就是用作品说话，其他事情比如跟谁上床和谁交朋友与谁翻脸关你们屁事。
为什么非要做“人生赢家”？101
人生为什么非要分出一个输赢呢？你可以嫁得好，她可以学得好；你可以安逸舒适，她可以独立进取，大家“万类霜天竞自由”不好吗？
让我们忘掉“动机”109
难道因为诺贝尔有私心，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我们就能愁眉紧皱地说：“莫言屠呦呦那个奖真不怎么地？”
PART 4 当我们谈论电影
韩寒：我的文艺无人可及117
“不会有人喜欢倾听你的痛苦，说给朋友，朋友不好受；说给敌人，敌人更开心。”
1980年代: 不只有爱情，错过就不再127
在1980年代，牵手，于夕阳或月光下散步，是爱情的万能公式。蔑视权贵和金钱，崇尚才华和艺术，是爱情的最低标准。
最好的寓言，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看懂了135
一个丰满、完整、多次反转、细节考究、意蕴无穷的故事埋下了一层又一层逐级递进的隐喻，像童话，更是寓言。
PART 5 有故事的人
袁立：“不忍”145
亲眼见到尘肺病人之后，袁立一下子“不忍”了，“靠近的时候，清楚地听到从他的胸腔里持续发出沉重的呼吸声，沙沙沙沙，像秋天的落叶。”
李志：我是一颗荔枝157
直到2015年，“小众”了十年的李志走进体育馆了。几千人的场子，台下看不清台上的脸，到处是荧光棒和尖叫声。
风和日丽，饮酒落花171
“我觉得环境是环境，个人是个人。恶在那儿，但是你不要成为恶的一部分。”
如果自信的话，他们不会这样说182
“只有在国外混不下去的老外才来中国？”“如果他们自信一点的话，我觉得他们不会这样说。”
PART 6 有故事的我
百年复旦的碎屑195
“自由而无用的灵魂”究竟是什么意思？居然能成为一所大学的价值？
“所谓自由，就是思想或是生活观念能在无边的时空中恣意游走；而无用，则是对身边现实功利的有意疏离。”
偷浮生十日，泛不系之舟206
导游姑娘赴日八年，坦言如今回东北老家已经格格不入：“我有时候跟家里人说，说话别那么大声，别吐痰，垃圾揣兜里。我妈上来就骂：你装！你再装！滚回日本别（四声）回来了！”
PART 7 人在国外
莱茵河畔取“治水”经227
被称为“欧洲父亲河”的莱茵河，作为流经欧洲九国的主要饮用水源，曾在短短四十年中经历了从“最浪漫的臭水沟”向如今清澈美丽的父亲河的转变。带着“取经”的心态，我沿着莱茵河流域走访了相关水域管理人士，得到了不少一手信息。
体验日本的垃圾回收241
2010年岁末，我随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青年媒体工作者”代表团访问日本。在日本期间，当地民众的文明、友好与彬彬有礼自不必说，印象最深的片段，却都和“垃圾”有关。
附录：部分《佳访》节目片尾语250

每个人心中都住着魔鬼
一
一位八五后同事发微信给我：
“看了佳访《陈小鲁：晚来的道歉》之后我回忆起初中参加一个夏令营，同寝室一共有九个女孩，其中一个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招惹了其余七个中的一个，于是那七个女孩集体孤立她，并做了很多在我看来非常过分的举动，比如用扫帚把大家的剩饭扫进她的饭盒里面。
“我当时很想站出来维护那个被欺负的女孩，可是没有勇气，只是默默地不和那七个人站在一边，然后向夏令营的老师寻求帮助。我怕如果我和被孤立的女孩站在一边，七比一的局面就会变成七比二，第二天我的饭盒里就也会被倒进剩饭剩菜……
“过了十几年我以为我早就忘了这件事了，可是没想到至今想起来还会感到内疚。”
二
20世纪70年代，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菲利普·津巴多曾做过一个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为了探究社会环境对人的行为究竟会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以及社会制度能在何种方式控制个体行为，主宰个体人格、价值观念和信念，津巴多博士在报纸上发布了一则广告：“寻找大学生参加监狱生活实验。酬劳每天十五美元，期限两周。”
很快，有七十人报名，经过一系列医学和心理学测试，二十四名身心健康、遵纪守法、情绪稳定的年轻人入选。他们被随机分成三组：九名犯人，九名看守，六名候补。
谁也没有想到，仅仅不到一周的时间，这个实验便让九名身心健康、遵纪守法、毫无犯罪前科、具有大学文化知识的年轻人变成了冷酷无情的看守警察，他们极尽“创造力”地虐待和侮辱“囚犯们”：用灭火器喷射、将他们赤身裸体地锁在床腿上、有些囚犯还被关了数小时禁闭。几天之后，事情升级，他们不允许囚犯上厕所，整个监狱成了臭气熏天肮脏无比的猪圈，他们甚至强迫囚犯模仿表演动物交配……
教授被惊呆了，他提前结束了实验。
三
据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魔鬼。
多数时候，我们的理智抑制魔鬼，逻辑、道理、规则、秩序和法律赋予我们理智。
而当集体无意识癫狂席卷的时候，个体情绪爆发，一个个魔鬼便被释放出来、到处游荡。苏联的大清洗、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学生们和如今每过不久就会爆发的凌虐同学案，在我看来，莫不如此。
四十多年前的那场实验中揭示的“路西法效应”已经变成人尽皆知的常识：个人的性情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般重要，善恶之间并非不可逾越，环境的鼓励会让好人干出可怕的事情。
四
据有关资料记载，“文革”中第一位遇难的教育工作者是北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1966年8月，她被学校的一群初中女孩用带钉子的桌椅腿毒打，往头上淋屎尿，强迫她重复“我是牛鬼蛇神”。最后被折磨至死。
我问陈小鲁：“十几岁的孩子，为什么能爆发出这么巨大的力量，如此之凶狠野蛮地殴打自己的师长？”
他的声音是历尽千帆后的平和：“因为当时有阶级斗争的教育，就是不断地在人民当中群众当中划分‘敌我友’，你是‘敌人’呢，雷锋都说了嘛，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显然，陈小鲁陈述的同时，也带着调侃。
那一群正值青春期的孩子，从未学习和了解过宪法，不明白世人皆有尊严和权利，他们满腔热血，以天真、热情、暴力和血腥完成着自以为正义甚至神圣的举动，直至一切都无法挽回。
五
人类文明发展的车轮滚滚向前，在历经了无数恶魔蹂躏之后，道理、规则、法治终于成为了制约魔鬼的天使。
一劳永逸吗？
决不。当人们普遍不了解、不相信、不服膺道理、规则、法治的时候，魔鬼便会再度挣脱枷锁牢笼。
时至今日，依然时常听闻一群人毒打小三、人贩、小偷或凌虐同学，实质仍旧是丛林法则、拳头说话，自认为正义便私设公堂以暴制暴。在我看来，他们的骨子里依然丝毫不认同道理、规则和法治，始终信仰弱肉强食，谁铁腕就服谁。
六
我非常佩服陈小鲁们的勇气。
对于有些人，公开对自己伤害过的人说一句“我错了，对不起”难比登天。我有时会想：那些在教堂向神父忏悔的西方人，个个表情肃穆，结束倍感解脱。承认并反省是他们几成共识的个体自我救赎法门。而今天的部分国人却认为“道歉有用的话要警察干吗”。陈小鲁他们这些在古稀之年不堪内心折磨的红卫兵公开道歉之时收获的也多是这句嘲讽。
忏悔难在哪呢？
没有人道歉和担责，欠奉彻底的反思和清算，不曾吸取教训、建立规则、敬畏法治，那么，一切的恐怖和荒诞都有可能随时卷土重来。
采访时，陈小鲁告诉我，他挨个儿询问和他对话的三十六家媒体记者同一个问题，包括我在内的这些年轻人都至少比他年轻了三十年：“你们学过宪法吗？”得到的是几乎清一色的否定答案。
在并不习惯敬畏法律的社会，我们该如何重建宪法的权威？
《美国宪政历程》这本书里，作者任东来先生写了这样的句子：“今天的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都有宪法。但是又有多少国家实行了宪政和法治呢？没有宪政和法治护航的宪法，只是统治者装饰自己文治武功的漂亮花瓶。好，则成为后人的笑柄；恶，则成为百姓的炼狱。”
七
1945年，一位叫作卡罗列维的意大利人写了一本书，书名叫作《基督止步于埃博利》。这本书是基于列维在1935年到1936年在卢卡尼亚的流放生涯而写成的。那是意大利的法西斯时代，前前后后大约有一万三千名不同政见者被墨索里尼遣送到南方的贫困山区。卢卡尼亚疟疾流行，农民愚钝、自闭、顽固不化，以至于连耶稣都不想去。
然而就是这蛮荒的生活环境，却给了理性主义者列维以巨大的启发：如火如荼的法西斯主义其实恰恰深深地埋藏在每个人的灵魂里。一旦人们拒绝承担个人责任，而是选择和集体并肩齐步，法西斯思想就有可能占据你的心灵。
两天前，我看到一位微博好友的读书笔记，他提及了苏联时期的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他的感想在我看来是一句久违的常识：“她们并没有多少宏伟的‘主义’或多么疯狂的思想，她们仅仅是承担了个体的责任——独立地思考，并且不羞于传递这种思考。”
你看，摆脱“魔鬼”的第一步，居然就是这么简单。
当嘲笑他人信仰，我们还剩下什么
美好人性被历次政治运动蹂躏摧毁，快速城市化进程瓦解了宗族聚居，敬畏之心也被无神论洗涤干净。于是，飞黄腾达、出人头地成了新的“信仰”——如果能被称为“信仰”的话。
一
2014年9月初，我到北京采访张燕生律师（北京大禹律师事务所主任、刑事辩护资深律师）。这位外表柔弱温润的女律师，却有着男士都难以企及的勇气和韧劲儿。自2008年念斌第一次被判处死刑之后，姐姐念建兰听说张燕生曾数次将死刑或死缓案件成功“翻案”打成无罪，便千里迢迢求助于她。彼时的张燕生不曾想到，她会为了念斌案殚精竭虑整整六年半。
在中国律师界，不少人对刑事辩护敬而远之。在他们看来，刑辩犹如一把双刃剑，一不留神就会祸及自身，弄不好还会丢了饭碗。而走平坦路、稳当赚钱，或许才是最佳选择。张燕生为念斌辩护的过程中便真切体会到了代价。认定念斌是真凶的人以各种方式攻击她，网上建“灵堂”，发邮件恐吓，意图阻止律师辩护而尽快对念斌执行死刑。
六年间，每次开庭，受害者的家庭总会对念斌家人和张燕生围追殴打，他们百般闪躲，依然时常避之不及。面对谩骂攻击，张燕生并未动摇：“有人骂，只能激发我把工作干得更好，让真相来说明一切。”
在如今这个逐利的社会，我很希望知道张燕生图什么。投资市场上，高风险意味着高收益。如果为了赚大钱，我似乎能够理解她的执着。然而六年来，起初她还收取念建兰支付的象征性律师费。后来，看到念家倾家荡产四处逃亡，她便一减再减，到最后完全不再收钱，成了法律援助。念斌案后期，张燕生和斯伟江根本变成自己贴钱，一趟一趟往福建跑。
看到我的疑惑，张燕生笑了：“念建兰这个人非常好，只要有一丝一毫的能力，她绝对不能够让你受委屈。但后来家里到处都在用钱，念斌的孩子上学需要管，母亲和两个哥哥重病都没有钱去治，真的一贫如洗。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作为一个人，就讲最起码的人性，也是不可以撒手的。”
二
开始采访之前，温和恬淡的张燕生问我们要不要喝茶。她拿出念建兰带的福建茶叶，认真地帮我们冲泡。碧绿的茶叶在雪白的瓷杯里舒展，散发出福建绿茶特有的清香。
采访结束后，在放满整齐卷宗的简洁工作间里，闲聊中她告诉我她吃素食。我突然间有些理解她的执着、勇敢、不贪婪：“你信佛吗？是不是有信仰的因素，很多我们看来很重的东西，比如物欲，对你并不重要。所以你可以坚持追寻你的价值？”
“是，”她回答，“很多律师都是。我还不算什么，有一些更勇敢的律师，真的是把生死都置之度外了。”
听到这句，从旁边经过的一个年轻工作人员扑哧笑出声来。
那一瞬间，我无比伤心和羞愧。
当下中国社会的很多年轻人，连钱理群先生所言“精致利己”都够不上，他们是空心人。没有信仰，毫无坚守，对他人缺乏基本同理心和同情心。他们故作老练，动辄嘲讽别人“幼稚、炮灰、被利用”；他们只崇拜单一的“成功”：财富、地位和名望；他们焦虑，恐惧被“时代”抛在后面。他们无法理解任何不会带来直接利益的理想主义行为，甚至因为嘲笑这样的“傻瓜”而洋洋自得。
我尴尬地看着张燕生，很担心她不高兴。物欲横流的当下，纯粹坚守自己精神世界的人已经少而又少。她愿意把内心想法告诉我，是认同我的价值观，相信我能够理解，是“同一类人”。我真的不愿意、不舍得这个社会给拥有信仰的她带来任何嘲笑和伤害。
让我释然的是，张燕生的面庞平和如初，没有一丝波澜。仿佛什么也没有听到，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三
受了二十多年无神论的教育，我明白自己很难再拥有虔诚的信仰，但我对周围有信仰的人充满了好奇和敬意。我时常会思考：“信仰”究竟是什么？
采访完张燕生之后，我似有顿悟：她的恬淡超然与坚持不懈，她的勇敢无畏与低调内敛，她对于公平和正义的笃信及追求，对于法律尊严和意义的捍卫，不就是“信仰”吗？坐车返回的路上，我打开手机，看到她的微信签名“喝好茶，吃素，过简约环保的生活”。
自律也是信仰，信仰从不玄乎。
四
今年（2015）3月，我到缅甸仰光参加第四届国际媒体峰会。那是我第一次踏足这个东南亚佛教小国。在此之前，我对于这个国家的全部印象只有昂山素季和无论男女老少都用一块布裹成的笼基长裙。
首先被震撼的，是当地人的淳朴诚信。一出机场，热情的出租车司机迎上来问我去哪，这场景在国内每一个陌生城市都不少见。长久以来养成的“他是坏人”的高强度不信任警觉后来被证明全无必要，司机把我们安全快速送到目的地，没有多收一块钱。我问那个一脸稚气、看起来也就十七八岁的出租车司机：“你们有没有绕路的？”他憨憨一笑，用不流利的英语回答：“不会，都是佛教徒。”
离开仰光的最后一天，臭美的我到市场买笼基长裙，选定面料后需要缝纫加工。我便付了钱去别处逛，约定晚上六点之前回到档口取裙子。眼看到了关门时间，作为方向感缺失的路盲，我在偌大的、复杂的、处处看上去都一个样的市场里迷了路。各种纠结困扰之后终于找到地方时，已经晚了四十五分钟。不会说英文的店主姑娘一直捧着裙子静静站在店里等候。
她当然可以一走了之，错完全在我。
缅甸的人均GDP在九百美元左右，仅为中国的百分之十四。都说仓廪实而知礼节，那一刻，我突然想，信仰或许更有力量。
五
采访张燕生时，我们反复聊到了一个人——念斌和丁云虾（被害孩子的母亲）的房东陈炎娇。
2006年7月28日下午，丁云虾和她的三个孩子跟房东陈炎娇母女一共六人吃了青椒鱿鱼、炒杂鱼和稀饭。当晚，两家人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中毒现象，丁云虾的一对儿女俞攀、俞悦抢救无效死亡。
据念建兰回忆，事发后警方很快宣布破案，说是念斌在铝制水壶里下了毒。但房东，也就是亲手做饭的陈炎娇曾跟很多人说：“不可能啊，我那天下午一直用水壶，怎么会有毒。”
对于念建兰来说，这当然是最大的疑点和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然而她再找陈炎娇，得到的回答是：“你不要找我，我相信政府，政府说是念斌放水壶里了那就肯定是他。”
张燕生提及这句话时苦笑不已：“你看，她是这样不相信自己。”
六
从小在城市长大的我到小学六年级才第一次去到农村“忆苦思甜”。记得当时在几户农家院子的围墙上看到很多五彩斑斓的“地狱壁画”，比如下油锅，比如拦腰斩。记得年幼的我被吓得不轻，当地老人安慰我说，那是“干了坏事才有的下场”。
中国传统社会是宗族社群，对于“遭报应”朴素的敬畏之心和彼此熟络知根知底的亲情维系建立起原始而有效的道德体系。
快速城市化进程瓦解了宗族聚居，敬畏之心也被无神论洗涤干净。于是，飞黄腾达、出人头地成了新的“信仰”——如果能被称为“信仰”的话。
但所有的信仰都教导人向善而不欺骗，唯有信无可信，人才会迷失于名利之间。正如朱德庸刻薄而又精准地说：现代人的问题是大部分人都希望成为一个有钱人，而不是成为一个人。
于是丧失底线，于是不择手段，于是成王败寇，于是狼奔豕突。
七
我不明白曾经做了十五年法官的张燕生为什么放着好好的稳定的金光闪闪公务员不做，偏要跑去当不受人待见的刑事辩护律师。正如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不图钱不图名顶着巨大压力为念斌姐弟奔波六年。
撇开道德，从经济学理论说，理性人的一切行为都为了一个目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张燕生不可能预见到未来有一天这个刺猬一般令人头疼的棘手案子能平反，她能收获巨大的声誉和名望。那么，付出的一切，值得吗？
回答这个尖锐甚至无礼的问题，张燕生依然平静：“我很喜欢。每一个刑事案件都关乎到人的生命和人的自由。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拿钱买不来的，就是人的生命和自由。”
震撼。我看着张燕生的脸庞，这般给我带来心灵荡涤的宗教感的言语包裹着她最平和的坚定，二十年如一日深植于心的信仰。
“这是非常神圣的。”她说。
……

自序我的新闻道路
2015年9月底，已经播出超过一百期的《佳访》停播。出乎预料，那一刻我异常平静。悲伤、愤怒、无力感都已经持续了太久，到最后这一刻，尘归尘、土归土，反而如释重负。
这是一档在很长时间里加我只有两三个人在做的小小的节目。从一开始的诞生就极其艰难。我希望做一档好的节目，我热情地表白自己的理想、动力和吃苦精神，我甚至打算自己掏出本就不鼓囊的钱包来工作……
几经波折之后，我至今记得一位我非常尊重的领导说的话：“我们的观众需要一档有深度、有质量、有担当的节目。”无法形容彼时彼刻我内心的激动。
就这样，《佳访》诞生了。
这之后的两年半，二十八个月，八百多个日日夜夜，有数不清的故事发生。这期间因为所有责任一肩扛压力太大，我失眠、不眠过多少个夜晚已经记不清。因为平台小、自己籍籍无名而被无视、被鄙夷、被爽约过多少次，也早已司空见惯。每当要垮掉或者快崩溃的时候促使自己咬牙坚持的，仅仅是希望无愧于一个“新闻人”的身份、希望自己多年前早已埋下的“让这个社会变好一点点”的新闻理想能够多存续一些时间的信念。
前不久有一些学新闻的大学生为了完成论文来采访我，问我诸如“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最难坚持的时候是什么”“最感动的是什么”之类的问题。而更多的专业同行关心的是，你为什么能请到那么多很棒的采访嘉宾？
如今一切尘埃落定，终于可以回头想想了。一档专访栏目，如何能做出影响力和高水准，长久以来，制胜法门似乎都是——极具影响力的平台或者非常知名的采访者。显然，我都没有。事实上，别说这些，我连一个能负责定选题、联系嘉宾、准备采访思路的编导都没有。既然一穷二白，只能自己动手。于是，每每一期刚采访完就焦虑操心下一期，打不完的电话、写不完的邮件、看不完的资料、读不完的书，成了两年多我生活的常态。甚至睡眠中被节目断播的梦魇惊醒都成了家常便饭。
非常感谢支持过这档丑小鸭一般稚嫩和浅陋的节目的人们，感谢我的观众，感谢你们愿意陪伴。感谢一百余位卓越的嘉宾，感谢你们的信任，感谢你们无保留的倾诉，感谢你们分享最宝贵的时间；感谢我的伯乐领导，感谢我的同事和可爱的实习生们。电视是一档团队的艺术，那句诗说得好：每个人都是只有一只翅膀的天使，只有相互拥抱才能飞翔。
记得韩寒的《后会无期》里有一句台词，“没有毫无理由的横空出世”。如果希望做一名不混日子、坚守专业、良知与责任感的记者，更是如此。我绝不敢说自己已经做到，这两年多的生命里，我只是要求自己不断接近。期间，有太多的故事和瞬间没能尽录在这本书，但却深深刻在了我的脑海里。某些时刻，它们便悄悄浮现出来，使我无比感恩，自己生命的这段旅程里有幸遇见这些有趣的人，听闻这些有趣的故事。
记得为了采访俞敏洪，连续四年跑全国政协的我每年都会去教育界别，听听敢言的他又发表了什么重炮见解。我会一次又一次打电话到他办公室邀请采访，发短信谈我对于教育公平的思考。终于，到了2013年5月，节目刚刚诞生的时候，他同意了：“好，你来吧，给你一个小时。”见面的时候，老俞依然是“刀子嘴豆腐心”：“你这什么电视台，从没听说过。就给你这个人一个机会，来，问吧！”
也是开播之初，为了做好李开复的采访。和他已经相当熟悉的我觉得应该挖掘一下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跨国企业高管、创新行业领袖不为人熟知的另一面——“丈夫”和“父亲”的角色。“您是个浪漫的人吗？”开复老师一愣，呆萌地笑：“我觉得还好啊。”“那您做过最浪漫的一件事情是什么？”被问住了，思考一阵之后：“那时她刚到美国，我手绘了一份开复菜单请她点菜，然后亲自掌勺，下厨做了一桌特供她的爱情菜肴。”我也震惊了：“这个真的是很浪漫！”李开复得意地点点头：“那是，当然！”
2014年年初，我约访茅于轼老先生，出乎预料，他答应了，还热情地邀请我们到他家里拍摄，坦荡得令人吃惊。那个北京市中心闹中取静的小区里，85岁的茅老和81岁的太太赵艳玲老两口在一楼的一套两居室相依相伴。家里没有保姆，茅老的一切生活都由赵老照看。我们到的时候，老两口正在吃晚饭。茅老耳朵不好，赵老就轻轻靠近他耳旁说话。趁茅老不注意，赵老悄悄告诉我，经常有人打电话到他们家里破口大骂，上门骚扰的也有。当然，茅老并不知道。“电话都是我接的啊。”赵老笑。她当然希望他“少说几句，有些事情不必说破”。然而茅老始终坚持，她也便支持丈夫。这使我想起那句话“上帝令女子护卫男子”。说起携手走过的六十年，即使“文革”时期家徒四壁，两人也从未分离，茅老露出孩童般的微笑：“从结婚那天开始，我们就已经下定了决心了，我这辈子就是靠你了，你也这辈子就是靠我。不管发生什么大的事情，这个想法不会变。”
约访严歌苓的过程就更是“荡气回肠”。她从美国飞到广州参加一个颁奖礼活动，只住一晚就要马不停蹄下一站。约访，婉拒，出版社编辑为难地说她倒时差实在太累。我没有放弃，立即说那我就在她下榻的酒店（也是颁奖礼的同一地点）开一间会议室布置机器，她只要睡觉前从房间溜达过来聊半个小时就好。编辑看我着实真诚，答应去询问，终于“赢得芳心”。看我狂喜，编辑连忙再三强调，她实在太累，采访只许半个小时，我忙不迭满口答应。于是，在根据《陆犯焉识》改编的电影《归来》上映前夕，我约到了这个珍贵的独家。距离采访已经只剩下一个星期的时候，读过多部严歌苓作品的我熬了三个通宵读完新作品《妈阁是座城》。到了采访的那个晚上，本以为会有些倦容可能只是来应付一下的严歌苓一出现，我们都惊呆了。她对一切都认真尽心到令人动容：美丽的纱纺连衣裙、尖头高跟鞋、精致的妆容、一丝不乱的卷发。我们越聊越开心，越聊越投入，到编辑忍无可忍疯狂打眼色要我打住的时候，时间早已远远超过半个小时……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约访经历都顺利愉快。2015年年初，我希望约访一位曾有过一面之缘的歌手。原本暗暗定位《佳访》不做娱乐八卦类内容的我之所以选择这位歌手是因为欣赏他独特的文艺书卷气息，在浮躁喧闹的当今社会显得安静平和甚至有些格格不入。彼时，这位歌手尚未像后来那般“大红大紫”，本来心里没底儿的我立即收到了他的回复答应接受采访，约定接下来再碰具体的时间。到了三月份，他“爆得大名”，我坚信承诺，再次询问。他明确说请工作人员与我联络，就定在之后一两天。于是，我和编导、摄像、灯光等一行五个人在北京足足等待了三天，经纪人起初热情承诺“放心吧！就在明天或者后天，具体的我叫人联系你”。等到深夜，第二天，第三天，电话不接、信息不回、彻底人间蒸发。最终，我们不得不飞回广州，就这么白跑了一趟。事后终于联系上的工作人员没有任何解释，只说“下半年再接受采访”。结果呢？你猜对了，下半年这样的过程又重演了一遍。在嘉宾歌手礼貌应允时间范围的情况下，经纪人要么不接电话要么接了就挂，最后竟然把我的手机屏蔽了（我换了另一个号码她立即热情接听……）。这件事情使我忍不住感慨，一个人与什么样的人同行，终将决定他能走多远。
更多酸甜苦辣五味杂陈的故事我不再一一列举，这本书中有一些引起我深层思考之后记录下来的文字，希望它们也能给阅读的你带来些许火花。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在思考：怎样才能被称为一名优秀的采访者。有的人说你应该激烈质疑，能把采访对象激怒甚至拂袖而去才叫好看。我不这么认为，无论媒体采访还是生活中交朋友，在我看来都不外乎人与人之间的打交道。第一位的，应该是尊重。羞辱、攻击对方不会显得自己多么高明，能令采访对象愿意剖白内心，跟你倾诉跟他人都不会说的话才是水平。在2015年6月，应北大徐泓老师邀请给北大和中大同学做的讲座上，我总结我的采访之道（如果能这样概括的话）是：用让人最舒服的态度问出让人最不舒服的问题。
那次讲座后，有一位同学发私信问我：“工资不高、压力极大，时不时节目还会被毙，你为什么坚持？你的新闻理想是什么？”这也是困扰我很久的问题。这个如今提起来会显得“装×”、可笑、不食人间烟火的“新闻理想”，它究竟是什么？
在我的学长兼前同事秦朔离职时，吴晓波学长写了一篇流传极广的文章《最后一个“看门狗”也走了》。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新闻将监督视作天职，新闻人信仰通过自身努力，能让这个社会更美好，这种朴素的追求就是近来有人闻之色变的‘新闻理想’。”
我非常尊敬的北大著名学者周辅成先生说过这样一段话：“儒者绝非皆是唯唯诺诺、汲汲势利之徒。循善而行才是儒学真义。在先秦儒学家眼中，君可以变，国可以去，而善的理念绝不能依权势者的意志而转变。”
进入新传播时代之后，传统记者的信息垄断和职能优势已经不复存在。越来越多同行加入了公关的行列。事实上，在“宣传”这个赤裸裸的意识形态词汇越来越少被提及的时候，区别“新闻”和“公关”就变得十分紧迫。传播学学界的观点认为，正面弘扬和赞颂应属于“公关”范畴，也就是有意识地建构形象。而“新闻”的职责是挖掘公众看不到、无法接近的真相，说出他们不愿说、不敢说的真话。
在我看来，一个优秀的记者所应该秉持的新闻理想便是：坚持做真正的“新闻”，无论多难。
就是那本写辅成先生的《燃灯者》中我最喜欢的话：知其辱而保其尊，守其弱而砺其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