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我那个一闪而过的、电视明星或者随便叫什么的生涯已经很久了，印象里那几乎是垂死挣扎的几年：你想象一下，迷惘的年轻人正危险地以飞一般的速度奔向昙花一现的悲摧结局。或者，想得积极一点，就当是接受更多的教育，在短期内还有不错的收入。当所谓电视演员没有被电影圈的人热情地收进他们反复无常的名单文件里时，无论抱着哪种想法，那都是段可怕的经历。幸运的是，我比别人更坚决地——甚至可以说更奋不顾身地——要从表面上升实则堕落的电视生涯里逃离出来，然而机会却看似永无可能降临，直到遇到了约翰·沃特斯的垂青，之后蒂姆·伯顿凭着足够强大的勇气和远见给我机会，让我尝试按照自己的意愿重筑事业基础。好了，还是不要扯太远……这些上次已经说过了。
我坐在这儿，在键盘前弯着腰，在一台破旧电脑上噼里啪啦不停打着字，其实电脑根本不懂我，我也不懂它，尤其当头颅里盘旋着无数的念头，都是关于如何对我与老伙伴蒂姆之间的关系说出点新东西来这么私人的事情的时候。对我而言，他还是差不多十一年前我曾写过的那个人，虽然其间各种各样的美妙经历像繁花般洒向我们，彻底改变了曾经的和现在的我们——或者，至少是展示在公众面前的那个我们。是啊，瞧，我和蒂姆都当爹了。哇！谁曾想到，我们的后代会一起荡秋千，分享玩具车、玩具怪兽，甚至还有可能交叉传染水痘？这可是我从没想到过的一段旅程。
看着蒂姆作为父亲的那股骄傲劲儿，我的泪水像决堤般控制不住，因为就所有情绪一样，那股劲儿就流露在他眼神中。蒂姆的双眼总是闪闪发光：不用怀疑，那双眼睛总是会闪烁着各种各样的情绪——烦恼、悲伤、疲倦。而如今，老伙伴蒂姆的眼神变成了两道激光！那双富有穿透力、总带着笑意、透着满足的眼睛里带着所有往昔的沉重，但却又因对灿烂未来的希望而闪耀。以前可不是这样，他曾经是这样一个人，可算是拥有一切——或者在外界看来是这样。可他内心并不完整，或者可以说，在某种空虚中消耗着生命。这种反差很奇怪，相信我……我懂。
观察蒂姆和他儿子比利在一起时的样子是我一个巨大的乐趣。他们之间有一种超越了语言的显而易见的关联，我觉得就好像在看着蒂姆遇见了儿童型号的自己，准备好把以往所有的错误都纠正，把所有的正确都重演。我看到的蒂姆一直在等着蜕变，一个被我们熟悉和喜爱，但并不完整的人通过绽放更圆满更成熟的快乐而重生。这犹如某种奇迹，我有幸近距离目睹了这一切。如今这个男人作为蒂姆、海伦娜、比利三人组的一个部分，获得了新生，变得更好，还拥有彻底完整的人生。好吧，这些说得已经够了，我会放下纸巾盒继续往下写，好吗？
继续继续……
2003年8月， 我在蒙特利尔拍一部名叫《秘窗》（SecretWindow）的片子时接到蒂姆打来的电话，问我下周是否可以去趟纽约，吃个晚饭顺便讨论下新片。没有班底、没有片名、没有故事、没有剧本——没有任何确定的细节。而一如既往的，面对这类情形，我说很乐意前往，“到时候见”，然后就照办了。我到了餐厅，看见蒂姆把自己藏在角落的雅座里，把玩着啤酒，半边身体处在灯光阴影中。我坐下，我们互相问候“家里人怎么样”，享受第一次交换这种问候的美妙，随后立即把话题转移到手头的新项目。威利·旺卡，我的角色。我大吃一惊，起初是被罗尔德·达尔（Roald Dahl）的经典小说《查理和巧克力工厂》（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会有一个蒂姆版本的可能性惊掉了下巴，但是当他明确地问我是否有兴趣扮演旺卡这一角色时，我感到了忐忑。现在，对于任何成长于70年代或80年代的孩子来说，由吉恩·怀尔德（Gene Wilder）出演的第一部电影版《查理和巧克力工厂》的上映都是当年的一个节日。（他演出了一个很精彩的旺卡）所以，我内心中那个“小孩子”因为我被选中出演新旺卡乐昏了头。但我心里还有一个“悲剧演员”非常非常清醒地知道，每个演员和他们的妈妈，还有妈妈的兄弟的叔叔的第三个表弟的宠物蜥蜴的金鱼，也会为了一小口鱼食互相攻击——或者，最好的情况是以更文明的方式开心地把对方轻轻推搡开——他们正使出浑身解数，来抢夺我最欣赏的人之一提供给我的机会。我也很明白，多年来蒂姆不得不忍受和很多制片公司进行过的很多场战役，来确保我能在那些合作过的电影里演出，而且各种感觉都提醒我，这次他依然可能需要为此掷下他的手套。我不敢相信我有这样的幸运——直到现在都不敢相信。
我想我大概是在他说完一句半话时就脱口而出：“我答应。”“好吧，”他说，“考虑之后再通知我……”“不，不用了……只要你叫我，我马上就来。”我们余下的晚餐包括不少食物，以及关于旺卡的奇思妙想，当然少不了交流偶然发生的换尿布的趣事，就像为人父的成年人通常会做的那样。我们走进夜色，握手拥抱，就像作为好伙伴的成年人通常会做的那样。然后我还交给他一套完整《摆摆舞》（Wiggles）的DVD，就像成年人通常不应该做，但总归是会做，然后做过又否认的那样。我们道了别，之后我又溜达着回到白天的工作。几个月后，我发现自己在伦敦开始拍《查理和巧克力工厂》了。
我们吸纳了早期对于旺卡的讨论，做好了开拍的准备。关于这个离群索居的人和他加之于己的极端的孤独——以及其可能带来的影响——是个宽阔的表演平台。我和蒂姆在我们自己以往的经历中挖掘出了旺卡的很多方面：两个成年人煞有介事地争论着袋鼠船长和罗杰斯先生谁更棒，甚至参考了最优秀的游戏节目主持人中的两位， 温克·马丁代尔（Wink Martindale）和恰克·沃拉利（ChuckWoolery），把他们的表演当作调料来为角色勾勒出最初的形象。我们浏览与角色相关的整个领域，最后像校园里十几岁的小伙伴一样又哭又笑地结束。有时我们甚至参考了地方性儿童节目主持人的领域，那些主持人有时可以看成是在表演滑稽戏，或者嘉年华上的小丑。我们大胆地对角色进行了些冒险的尝试，然后剔除了不必要的东西。这段记忆对我来说是个珍贵的礼物，我会一直珍藏。
与蒂姆一起拍片的经历和其他所有事一样棒。对我来说，这感觉就像我们的大脑插上了一根热乎乎的带电电线，任何时候都能制造出火花来。在一些场景拍摄中，我们发现某些时刻自己正在危险的高空中走细细的钢丝，试图发现我们能走多远才触到界限，而这又带来更多荒唐的想法和乐趣。
让我惊喜的是，在拍《查理和巧克力工厂》的过程中，他又邀请我在他同时开工的定格动画长片《僵尸新娘》（Corpse Bride）中扮演另一个角色。从这些电影项目的规模、场面和投入的级别来看，要是同时拍摄足以累趴一匹马，而伯顿游刃有余。他具有永不止步的劲头，都是儿童剧和动画片形象，详见《查理和巧克力工厂》一章。有很多次我已经很难跟上他那用不完的精力和几乎是超人类的工作状态了。
总体来说，我们拍片很辛苦也玩得很开心。我们像疯狂的孩子看到什么都笑，没什么好笑的也笑，总能找到能让我们笑的地方。
我们毫不忸怩地互相模仿彼此最喜欢的旧时艺人，像很棒的查尔斯·纳尔逊·赖利（Charles Nelson Reilly）、乔治·约塞尔（GeorgieJessel）、小萨米·戴维斯（他总是被拿来模仿）、托德·布朗宁（TodBrowning）的电影《畸形人》（Freaks，1932）里的施里茨等。名单可以一直列下去，没完没了，不过名字会变得越来越冷门，而我们的读者可能会抓狂。我们投入深度哲学探讨，像《迪恩·马丁吐槽大会》（Dean Martin Roasts）的嘉宾在节目录像时到底在不在现场——真的超级担心他们可能不在的情况。
他关于电影的所知是惊人的，极其冷僻的知识也多到可怕。譬如有次我们在工作时聊天，我偶尔提起我的女友凡妮莎说起过的几部灾难片，或者不如说烂片。说话间，蒂姆立刻变得异常活跃，双手在空中危险地挥舞着“之”字形，飞快地说出一串我以前从来没听说过的影片名单。我们圈定了两个令人激动的名字，那是蒂姆从他的私人图书馆里给我们搜出来的——《杀人蜂》（The Swarm，1978）和《绝命火山口》（When Time Ran Out，1980）。然后，他嘴里顺带着又蹦出几个稍微亲切点的名字，像《零怪兽》（Monster Zero，1965）或者《魔童村》（Village of the Damned，1960）。关键是，他对电影没有哪怕一点点的厌倦，对于拍电影他完全不会觉得疲惫或者乏味，每一次都像进行第一次探险那样的兴奋。
对我而言，和蒂姆一起工作的感觉就像回家。以冒险为砖搭建起家的房屋，但风险中又暗藏舒适，强烈的舒适。家里没装安全网，对任何人都不设防，这是家让你成长的方式。一个人唯一要依靠的就是信任，这是一切的关键。我深深地了解蒂姆对我的信任，这是老天对我的恩赐，可这并不代表我可以一直优哉游哉，一点都不怕令他失望。
实际上，我心中第一重要的事就是不断想法儿演好那个角色。唯一能让我清醒的事情，就是我知道他对我有多么信任，我又是多么爱他，还有对他矢志不移的信任，以及对永不让他失望的强烈渴望。
关于他我还能多说些什么呢？他是哥们儿，是朋友，是我教子的父亲。他有独特又勇敢的灵魂，是我走遍天涯海角也要追随的一个人，而且我深深确信，为我，他同样也会这么做。
好了，要说的就是这些。
约翰尼·德普
2005年5月于西印度群岛，多米尼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