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悖论：腐败如何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

《双重悖论：腐败如何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介绍的是“腐败”一直与“经济增长”密不可分。人们常认为，腐败问题越严重，经济增长越缓慢，但《双重悖论》将颠覆你对“腐败”的理解。作者大胆提出中国的经济增长与腐败共存的悖论，腐败并没有遏制中国的经济增速。
作为一名研究腐败问题15年的外国专家，魏德安深谙各国腐败的特殊性。本书中，在剖析了韩国、中国台湾、赤道几内亚、塞拉利昂等国家或地区的腐败问题后，作者总结了发展性、退化性和掠夺性等几种腐败形式，然后指出：中国的腐败具有特殊性，虽然腐败的本质与上述国家或地区没有区别，但在对经济的影响上却大相径庭。
作者认为中国改革后“价格双轨制”为腐败官员的权力寻租行为提供了充裕的空间，这也是中国腐败独具特色的核心所在。同样地，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在改革后蓬勃发展，因此，腐败只是腐蚀了改革后经济增长的部分，还未对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造成危害。但如果不能合理地抑制腐败，中国经济增长与腐败并存的双重悖论将不复存在。
对此，作者指出，国家控制应该从经济中“撤出来”，不管这种撤出对今后的中国经济发展是遏制还是推进，都能够有效地削减腐败。他同时认为，中国政府的反腐决心和力度非纸上谈兵，中国有能力并且正在努力消除腐败。

魏德安，现任佐治亚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15年来一直研究中国的腐败问题。曾在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台湾大学等多所大学担任访问教授。著有《从毛泽东到市场：寻租，地方保护主义，中国的市场化》等著作，其文章经常被刊登在《中国季刊》、《中国评论》、《当代中国》等报刊上。

《双重悖论》一书论证严谨，对中国的腐败状况进行了有根据的分析，这与之前常被引用的一些经济学家的着作正相反。
——《政策评论》

魏德安的《双重悖论》试图解释掠夺式腐败下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如何成为可能的秘密，他认为，当今中国腐败严重，但并未失控。
——《华尔街日报》

推荐序
前言
第一章 双重悖论
第二章 发展性腐败
韩国：政府与企业的发展性联盟
中国台湾：国民党的政治机器
第三章 退化性腐败
腐败的加剧与经济的增长
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腐败等于真正的掠夺
第四章 腐败及其与改革的先后顺序
腐败程度的测量
中国腐败的起源
中国腐败的加剧
第五章 经济体制过渡中的腐败问题
从掠夺到交易
腐败变成了商业活动？
第六章 中国的反腐斗争
对腐败官员的惩罚
腐败风险
第七章 遏制腐败问题与保持经济快速增长
有美国特色的腐败
中国的“镀金时代”？
致谢
译后记

在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就像一出“双城记”。一方面，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1979~2010年，中国经济的年均增幅为8.75%，比韩国经济年均增幅（5.64%）高出整整3个百分点，并且是美国经济年均增幅（1.64%）的5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在此期间，中国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3倍。与此同时，韩国经济的新增净值尚不及中国的1/2，美国和日本经济增长率只有中国的1/10。然而中国并不是全球GDP平均增速最快或者净收益总额最高的国家，这个殊荣属于赤道几内亚，该国采取的是“贝弗利山人式”的发展模式。赤道几内亚曾经极度贫穷，暴君统治和经济衰退的状况似乎永无止境，但该国突然在本国境内勘探到丰富的石油资源，自此一夜之间暴富。但总的来讲，中国的经济成就是引人瞩目的，显然可以堪称“经济奇迹”。
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腐败态势却迅速加剧。这里所说的腐败是指为了谋求私利而不恰当地运用公共权威，这种情况在毛泽东时代也存在。改革开放之后，腐败变得越来越常见，更重要的是，腐败的严重程度越来越深，由检察院提起公诉的经济犯罪案件数量大幅增加。1980年，即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生效的那一年，经济犯罪案件的数量为9000例。1985年，经济犯罪案件的数量激增至28000例。1986年，中国共产党发动后毛泽东时代的第二次大规模反腐斗争，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在这场反腐斗争中暴露出的经济案件数量几乎是1985年的2倍。在1989年的反腐斗争中，提起公诉的腐败案件数量超过77000件。1989年后，诉讼案件的总数逐渐减少，不过虽然每年被起诉的官员越来越少，腐败却越来越严重。比如，1988年，落马高官的数量为190人；1990年，数量激增至1118人，增加了5倍；1995年，这个数字又翻一番，上升至2285人。截至2000年，检察院每年起诉的高官数量超过2500人。粗略估算一下，平均每起案件的涉案金额呈爆炸式增长。其中，1984年为4000元，1994年就飙升至54000元，1998年又激增至140000元，到2005年，涉案金额已增至273000元，几乎是1998年的2倍。随着腐败态势日渐恶化的证据越来越明显，政治风险服务集团的分析师们上调了因腐败引发的经济风险的主观评估。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该集团以及其他一些研究机构的腐败指数纷纷将中国列为全球严重腐败的国家之一。
如果我们把中国的经济与腐败问题摆在一起，则得到了一个悖论。经济学家们认为，腐败和经济增长之间有非常明显的负相关性。基于专家主观估计的腐败程度编制的跨国腐败指数和经济分析，保罗？莫罗等经济学家发现严重腐败总是与经济低增长联系在一起，腐败分值每增加1分（分值范围为1~10分），经济增幅将下降1%。虽然增幅下降幅度看起来并不明显，但考虑到1980~2006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速为1.73%，其中，就经济表现而言，排名在前1/4的国家和后1/4的国家仅相差2.46%，由此可见，1%的增幅变动就非常显著了。此外，在透明国际组织发布的清廉指数中，1995~2006年，最腐败的1/4和最清廉的1/4国家之间的平均分数相差约为2.52。假设一个国家的清廉指数接近于1992~2006年的清廉指数平均水平（5.96），并且1980~2006年人均GDP平均增速为1.73%，那么在腐败评分上的1分之差就会导致其在清廉指数排名及发展水平排名上的变动。如果腐败评分增加2分，就能使一个清廉指数处于平均水平的国家退至最腐败的国家之一，并将其经济增长率从1.73%拉低至负增长水平，使其沦为经济表现垫底的1/4国家。
鉴于中国在1992~1996年的清廉指数评分增加了2分，腐败研究的新正统理论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应该会下降，经济发展受阻。然而，我们看到的景象却是腐败加剧、高增长率与经济高速发展并存（见图1–1）。虽然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清廉指数翻了一番，但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中国经济增长率却达到了10%以上。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在腐败研究的新正统理论与中国的案例之间存在三个明显的矛盾之处。第一，腐败率在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实现快速增长之前就已明显提高（此处的腐败率是以每10000名受到腐败指控的公职人员中的被捕人数粗略估算的，我将其称为“被披露的腐败率”）。第二，经济增长最迅速的时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与腐败态势加速恶化的时期正好吻合，依据是被起诉高官数量及粗略估计下的受贿金额（以每件起诉案追回的平均受贿金额作为计算依据）。第三，即使清廉指数和专家对腐败真实程度的主观估计都翻了一番多，中国经济仍在迅速增长，而腐败仍在加剧。
我撰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解释中国的腐败问题恶化与经济迅速增长之间的显著矛盾。我们面临的不仅是腐败研究的新正统理论与现实情况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新正统理论认为，中国的腐败问题恶化会拉低经济增长率，并同时阻碍发展。但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却是腐败问题恶化与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能够并存。因此，我们还面对腐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双重悖论。假设腐败加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悖论形成的原因在于新正统理论的逻辑缺陷，而且新正统理论使用伪相关性“证明”其核心假设，那么听起来似乎也是有道理的。我不否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严重的腐败会对经济表现产生负面影响，而且我认为一般来讲这一说法是正确的。随便研究一下欠发达国家的腐败和经济，就能发现腐败会导致经济瘫痪，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以至于你根本无法质疑新正统理论的基本结论。
……

20世纪90 年代中期，在读了保罗·莫罗（Paolo Mauro ）的《腐败与增长》（Corruption and Growth ）一文后，我就开始酝酿这本书。因为莫罗在文中提出，从统计学角度看，腐败与经济增长是负相关的关系，这一点让我感想颇多。当时，透明国际组织刚刚开始发布清廉指数。莫罗的观点中，有一个事实让我深感惊讶：1996 年，中国的腐败程度在全世界排名第六，但其经济增长率却达到10% ，而这个数字与前几年相比还有所减少。此外，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日本、韩国的政府也绝非清廉楷模，它们都有严重腐败的历史，不仅低级官员腐败，而且执政党领导人也腐败。1996 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对比了刚果民主共和国、菲律宾以及韩国的腐败及政治、经济状况。虽然蒙博托（Mobutu ）政府的掠夺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虽然马科斯（Marcos ）政府的大肆搜刮掏空了菲律宾经济，但我认为，在韩国，腐败似乎为执政党推动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一条路径，也为推动经济发展注入了动力。之后，我发现了一些关于遭到省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查处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数据，这些数据让我产生了更多的疑问。似乎经济增长率居前列、在经济改革过程中享有“先行一步”美誉的省份，也是纪律处分发生概率较高的省份。在1996 年的那篇题为“自上至下的腐败”（Rotting From the Head Down ）的论文中，我大胆地指出，经济增长与腐败的关系非但不是负相关，而且具有正相关性。当然，这篇论文遭到了《比较政治学》（Comparative Politics ）杂志编委们的坚决否定。当时，他们认为分析腐败的政治与经济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并且说我对此了解太少，认为我不知道如何处理有关中国腐败状况的数据。然而，他们的确认同我的论断存在一定的合理性。日益猖獗的腐败行为真像莫罗所说的那样影响了经济增长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作为一名经济学家，莫罗先后在多家机构担任重要职务，其中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美国国际开发署，他一直呼吁对腐败进行系统性的打击，以此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1995 年春夏之交，我收到第七届国际反贪污大会的宣传材料后，开始对中国的腐败感到困惑。这个会议于同年10 月在北京召开，我对参会很感兴趣，但当我源源不断地收到新的宣传册子时，我有些不解。后来，读了有关北京市原副市长王宝森自杀以及北京市原市委书记陈希同以腐败罪名被逮捕的报道之后，我才有了答案。王宝森曾经担任国际反贪污大会的副主席，而我收到的新宣传册中却将他的照片删除了，因为当时他被发现卷入一桩腐败案之后自杀了。在这桩案件中，王宝森与陈希同曾试图从在北京市区拿地的房地产开发商那里收受数千万美元的“佣金”。（讽刺的是，国际反贪污大会会址所在地北京新世纪大饭店的总经理正是陈希同之子陈小同，他被指犯有接受贿赂罪，与其父亲的活动有关。）这桩丑闻的复杂性与调查背后的政治因素令我很感兴趣，后来，就陈希同案我还在《中国评论》（China Review ）上发表了一篇分析性文章。1997 年夏，我受邀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发表有关中国腐败问题的演讲。令我深感惊讶的是，虽然我当时只是一位初出茅庐的学者，但《南华早报》的记者邓伊凡不仅亲自听我演讲，还采访了我。第二天，邓伊凡发表了一篇关于这次演讲的文章，说我宣称“腐败有利于中国大陆的经济增长”。我赶紧向我的导师里克·鲍姆（Rick Baum ）求证我是否说过这句话，他也参加了那次演讲。后来我确信自己并没有说过这句话，我只是提出经济增长与腐败负相关的言论是有问题的，因为经济发展最成功的几个国家，比如日本与韩国，都在经济腾飞阶段出现过严重的腐败事件。中国似乎也不例外。之前，在关于经济增长与腐败为何能够并存的问题上，我向邓伊凡解释说，这是因为很多非法资金被投资于中国。但由于我公开把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与腐败状况日益恶化联系起来，我觉得必须提出一个更好的解释。那时，每到夏季，我都会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待一段时间，仔细研究中文媒体的资料，搜寻关于腐败的文章。这是很艰苦的工作，因为当时还没有可供检索的数字媒体，大部分中文期刊也还没有可靠的索引。我在汗牛充栋的资料中苦苦搜寻之际发现，《检察日报》、《法制日报》等报刊上有关腐败的信息量之大令我深感震惊。到了秋季，我总是带着一摞摞的复印资料返回我的学校。当我的同事和朋友知道我所做的研究涉及中国的腐败后，经常会问我两个问题：第一，研究中国腐败危险吗·第二，我能否得到相关数据·当我的文件柜和书架塞得满满时，获取关于腐败的数据显然已经不成问题了，而摆在我面前的真正问题是如何处理大量看似不合逻辑的数据。在日本和韩国，大企业给执政党输送政治献金，以这种形式存在的“政治腐败”相当于“金融胶水”，把右翼势力黏合在一起，不然他们就会争吵不休。而且这样一来还能防止执政党分裂成相互对立的派系，把执政党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与商业盟友对发展和盈利最大化的不断追求糅合在一起。然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力的壮大不依靠企业的献金，也不需要出于营利动机而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相反，由于“大跃进”运动、“文革”，中国共产党似乎把经济快速增长视为一种政治需求。此外，显而易见的是，虽然日本和韩国的腐败是结构性、制度性的，但在中国，腐败却是无秩序的、掠夺性的。中国的腐败官员不是从企业的盈利中揩油，而是在企业还没有受益于政府的经济增长政策时就直接逼迫企业拿钱，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免遭官员的伤害，还有些官员直接挪用公款。中国的腐败与日本的腐败不同，它更类似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腐败。于是，我便提出了“双重悖论”的概念，核心问题并不在于腐败与经济增长能否并存，因为只要我们回顾日本和韩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状态就能回答这个问题，核心问题在于是否有可能在掠夺性腐败猖獗、官员打劫经济的情况下维持经济快速增长。
本书的写作进度非常慢，因为我花费了很长时间才弄清楚中国的反腐机构和如何解读涉及中国反腐的信息。研究腐败的难度异乎寻常，因为无论你获得什么资料，它们所描述的情况充其量只是冰山一角，而其背后还有很多你根本看不到的、无法评测的情况。事实上，在我们所了解的案件中只知道某个人或某些人被逮捕了，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政府决定公开案件，公众才能获取相关数据。我的采访工作进行得令人沮丧，因为那些了解实情、具有真知灼见的人显然不愿意多讲，而那些愿意讲的人往往并不是当事人，他们只是道听途说而已。此外，在中国，每年出现的腐败案件数量多达数万起，数量之多简直令人应接不暇，而只有小部分案件的详细信息会被披露出来。因此，如果执着地研究个别案件，很容易出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问题。然而，要想真正理解腐败产生的影响，关键就在于摆脱个别树木的困扰，通过考察部分树木判断整个森林的形态。
在本书中，我尽心竭力地阐述了自己对后毛泽东时代的腐败形态与动态的理解，并力图阐释为什么即便在20 世纪90 年代腐败加剧之后中国经济依然能维持快速增长。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我对前文提到的“双重悖论”（即经济快速增长与腐败加剧并存）的回答。我不敢说我的结论无懈可击，但它的确回答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众所周知，中国改革进程启动之后，腐败问题开始恶化。自从我们意识到这个现象，一直有人预言腐败将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生存构成致命的威胁。事实上，中国也经常被外界描述为一个严重腐败的国家，政治权力与公共权威沦为了腐败官员谋求私利的工具。在很多国内及国外人士看来，腐败已经侵蚀到了中国政权的领导核心。他们认为，从根本上讲，中国政府由“盗贼”统治，贪官数量远超清官数量，甚至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层也直接或间接涉贪。很多人还认为，虽然中国共产党宣称开展反腐斗争，但这种反腐与京剧表演中的某些场景相似：演员们在一片锣鼓喧嚣中拼命地围着舞台转来转去，偶尔揪出来一个“坏人”，加以指责并示众。但尽管舞台上的喧嚣与演员的愤怒让观众感觉煞有其事，但这只不过是一场表演。反腐斗争同样如此，被逮捕的贪官只是一些不幸运、不聪明、没有政治盟友的“小鱼”而已。很多人认为，如果一位高官受到惩罚，要么是因为他在派系斗争中马失前蹄了，要么就是被挑出来做替罪羊的。他们宣称，无论中国政府决定公开什么信息，都是谎言，目的是欺骗公众，让公众相信政府致力于反腐斗争，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明白，即便腐败影响其执政根基并阻碍经济发展，但真要认真反腐肯定会以更快的速度导致党亡政息。他们得出的结论是：高层领导只是放出一些高调的言论，将反腐之战说成是事关党与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实际上却对自己的妻子、儿女、亲戚、朋友及下属的腐败视若无睹、置若罔闻。
从某种程度上讲，我并不同意上述的一些观点。毫无疑问，中国在将近30 年的反腐斗争中采取部分举措的目的的确是搞好公共关系，也并没有成功地抑制腐败，每个被逮捕的贪官背后肯定有更多的贪官，他们只是因为幸运或者得到了政治保护而免于被逮捕，这一点肯定是没有错的。而且我们得到的有关腐败的数据都是不完整的，无法知道真实的腐败程度，这一点也是毋庸置疑的。我也认为，在中国，腐败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如果说“有中国特色的腐败”以某种方式促进了经济增长，或者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腐败有本质性区别，我是不认同的。我们必须认识到，虽然有很多人预言中国的腐败将陷入失控的局面，但中国经济却一直保持着引人瞩目的增幅。由于经济学的传统智慧一直认为（而且实证研究结果似乎也证明），腐败与经济增长是负相关的，所以我们难免会问为什么日益加剧的腐败没有对中国经济造成重大的危害·为什么中国能够在腐败问题日益恶化的情况下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呢·前言
20 世纪90 年代中期，在读了保罗·莫罗（Paolo Mauro ）的《腐败与增长》（Corruption and Growth ）一文后，我就开始酝酿这本书。因为莫罗在文中提出，从统计学角度看，腐败与经济增长是负相关的关系，这一点让我感想颇多。当时，透明国际组织刚刚开始发布清廉指数。莫罗的观点中，有一个事实让我深感惊讶：1996 年，中国的腐败程度在全世界排名第六，但其经济增长率却达到10% ，而这个数字与前几年相比还有所减少。此外，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日本、韩国的政府也绝非清廉楷模，它们都有严重腐败的历史，不仅低级官员腐败，而且执政党领导人也腐败。1996 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对比了刚果民主共和国、菲律宾以及韩国的腐败及政治、经济状况。虽然蒙博托（Mobutu ）政府的掠夺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虽然马科斯（Marcos ）政府的大肆搜刮掏空了菲律宾经济，但我认为，在韩国，腐败似乎为执政党推动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一条路径，也为推动经济发展注入了动力。之后，我发现了一些关于遭到省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查处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数据，这些数据让我产生了更多的疑问。似乎经济增长率居前列、在经济改革过程中享有“先行一步”美誉的省份，也是纪律处分发生概率较高的省份。在1996 年的那篇题为“自上至下的腐败”（Rotting From the Head Down ）的论文中，我大胆地指出，经济增长与腐败的关系非但不是负相关，而且具有正相关性。当然，这篇论文遭到了《比较政治学》（Comparative Politics ）杂志编委们的坚决否定。当时，他们认为分析腐败的政治与经济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并且说我对此了解太少，认为我不知道如何处理有关中国腐败状况的数据。然而，他们的确认同我的论断存在一定的合理性。日益猖獗的腐败行为真像莫罗所说的那样影响了经济增长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作为一名经济学家，莫罗先后在多家机构担任重要职务，其中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美国国际开发署，他一直呼吁对腐败进行系统性的打击，以此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1995 年春夏之交，我收到第七届国际反贪污大会的宣传材料后，开始对中国的腐败感到困惑。这个会议于同年10 月在北京召开，我对参会很感兴趣，但当我源源不断地收到新的宣传册子时，我有些不解。后来，读了有关北京市原副市长王宝森自杀以及北京市原市委书记陈希同以腐败罪名被逮捕的报道之后，我才有了答案。王宝森曾经担任国际反贪污大会的副主席，而我收到的新宣传册中却将他的照片删除了，因为当时他被发现卷入一桩腐败案之后自杀了。在这桩案件中，王宝森与陈希同曾试图从在北京市区拿地的房地产开发商那里收受数千万美元的“佣金”。（讽刺的是，国际反贪污大会会址所在地北京新世纪大饭店的总经理正是陈希同之子陈小同，他被指犯有接受贿赂罪，与其父亲的活动有关。）这桩丑闻的复杂性与调查背后的政治因素令我很感兴趣，后来，就陈希同案我还在《中国评论》（China Review ）上发表了一篇分析性文章。1997 年夏，我受邀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发表有关中国腐败问题的演讲。令我深感惊讶的是，虽然我当时只是一位初出茅庐的学者，但《南华早报》的记者邓伊凡不仅亲自听我演讲，还采访了我。第二天，邓伊凡发表了一篇关于这次演讲的文章，说我宣称“腐败有利于中国大陆的经济增长”。我赶紧向我的导师里克·鲍姆（Rick Baum ）求证我是否说过这句话，他也参加了那次演讲。后来我确信自己并没有说过这句话，我只是提出经济增长与腐败负相关的言论是有问题的，因为经济发展最成功的几个国家，比如日本与韩国，都在经济腾飞阶段出现过严重的腐败事件。中国似乎也不例外。之前，在关于经济增长与腐败为何能够并存的问题上，我向邓伊凡解释说，这是因为很多非法资金被投资于中国。但由于我公开把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与腐败状况日益恶化联系起来，我觉得必须提出一个更好的解释。那时，每到夏季，我都会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待一段时间，仔细研究中文媒体的资料，搜寻关于腐败的文章。这是很艰苦的工作，因为当时还没有可供检索的数字媒体，大部分中文期刊也还没有可靠的索引。我在汗牛充栋的资料中苦苦搜寻之际发现，《检察日报》、《法制日报》等报刊上有关腐败的信息量之大令我深感震惊。到了秋季，我总是带着一摞摞的复印资料返回我的学校。当我的同事和朋友知道我所做的研究涉及中国的腐败后，经常会问我两个问题：第一，研究中国腐败危险吗·第二，我能否得到相关数据·当我的文件柜和书架塞得满满时，获取关于腐败的数据显然已经不成问题了，而摆在我面前的真正问题是如何处理大量看似不合逻辑的数据。在日本和韩国，大企业给执政党输送政治献金，以这种形式存在的“政治腐败”相当于“金融胶水”，把右翼势力黏合在一起，不然他们就会争吵不休。而且这样一来还能防止执政党分裂成相互对立的派系，把执政党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与商业盟友对发展和盈利最大化的不断追求糅合在一起。然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力的壮大不依靠企业的献金，也不需要出于营利动机而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相反，由于“大跃进”运动、“文革”，中国共产党似乎把经济快速增长视为一种政治需求。此外，显而易见的是，虽然日本和韩国的腐败是结构性、制度性的，但在中国，腐败却是无秩序的、掠夺性的。中国的腐败官员不是从企业的盈利中揩油，而是在企业还没有受益于政府的经济增长政策时就直接逼迫企业拿钱，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免遭官员的伤害，还有些官员直接挪用公款。中国的腐败与日本的腐败不同，它更类似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腐败。于是，我便提出了“双重悖论”的概念，核心问题并不在于腐败与经济增长能否并存，因为只要我们回顾日本和韩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状态就能回答这个问题，核心问题在于是否有可能在掠夺性腐败猖獗、官员打劫经济的情况下维持经济快速增长。
本书的写作进度非常慢，因为我花费了很长时间才弄清楚中国的反腐机构和如何解读涉及中国反腐的信息。研究腐败的难度异乎寻常，因为无论你获得什么资料，它们所描述的情况充其量只是冰山一角，而其背后还有很多你根本看不到的、无法评测的情况。事实上，在我们所了解的案件中只知道某个人或某些人被逮捕了，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政府决定公开案件，公众才能获取相关数据。我的采访工作进行得令人沮丧，因为那些了解实情、具有真知灼见的人显然不愿意多讲，而那些愿意讲的人往往并不是当事人，他们只是道听途说而已。此外，在中国，每年出现的腐败案件数量多达数万起，数量之多简直令人应接不暇，而只有小部分案件的详细信息会被披露出来。因此，如果执着地研究个别案件，很容易出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问题。然而，要想真正理解腐败产生的影响，关键就在于摆脱个别树木的困扰，通过考察部分树木判断整个森林的形态。
在本书中，我尽心竭力地阐述了自己对后毛泽东时代的腐败形态与动态的理解，并力图阐释为什么即便在20 世纪90 年代腐败加剧之后中国经济依然能维持快速增长。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我对前文提到的“双重悖论”（即经济快速增长与腐败加剧并存）的回答。我不敢说我的结论无懈可击，但它的确回答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众所周知，中国改革进程启动之后，腐败问题开始恶化。自从我们意识到这个现象，一直有人预言腐败将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生存构成致命的威胁。事实上，中国也经常被外界描述为一个严重腐败的国家，政治权力与公共权威沦为了腐败官员谋求私利的工具。在很多国内及国外人士看来，腐败已经侵蚀到了中国政权的领导核心。他们认为，从根本上讲，中国政府由“盗贼”统治，贪官数量远超清官数量，甚至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层也直接或间接涉贪。很多人还认为，虽然中国共产党宣称开展反腐斗争，但这种反腐与京剧表演中的某些场景相似：演员们在一片锣鼓喧嚣中拼命地围着舞台转来转去，偶尔揪出来一个“坏人”，加以指责并示众。但尽管舞台上的喧嚣与演员的愤怒让观众感觉煞有其事，但这只不过是一场表演。反腐斗争同样如此，被逮捕的贪官只是一些不幸运、不聪明、没有政治盟友的“小鱼”而已。很多人认为，如果一位高官受到惩罚，要么是因为他在派系斗争中马失前蹄了，要么就是被挑出来做替罪羊的。他们宣称，无论中国政府决定公开什么信息，都是谎言，目的是欺骗公众，让公众相信政府致力于反腐斗争，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明白，即便腐败影响其执政根基并阻碍经济发展，但真要认真反腐肯定会以更快的速度导致党亡政息。他们得出的结论是：高层领导只是放出一些高调的言论，将反腐之战说成是事关党与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实际上却对自己的妻子、儿女、亲戚、朋友及下属的腐败视若无睹、置若罔闻。
从某种程度上讲，我并不同意上述的一些观点。毫无疑问，中国在将近30 年的反腐斗争中采取部分举措的目的的确是搞好公共关系，也并没有成功地抑制腐败，每个被逮捕的贪官背后肯定有更多的贪官，他们只是因为幸运或者得到了政治保护而免于被逮捕，这一点肯定是没有错的。而且我们得到的有关腐败的数据都是不完整的，无法知道真实的腐败程度，这一点也是毋庸置疑的。我也认为，在中国，腐败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如果说“有中国特色的腐败”以某种方式促进了经济增长，或者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腐败有本质性区别，我是不认同的。我们必须认识到，虽然有很多人预言中国的腐败将陷入失控的局面，但中国经济却一直保持着引人瞩目的增幅。由于经济学的传统智慧一直认为（而且实证研究结果似乎也证明），腐败与经济增长是负相关的，所以我们难免会问为什么日益加剧的腐败没有对中国经济造成重大的危害·为什么中国能够在腐败问题日益恶化的情况下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