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战略研究

（1）第一本关于上海自贸区建设的学术论文集；

（2）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执笔，学术水准有保障；

海报：

袁志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复旦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负责人，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兼任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经济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上海经济学会副会长等职。著有《非瓦尔拉均衡理论及其在中国经济中的运用》，该著作获1997年中国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

在20世纪八十年代，随着通信技术、运输技术以及市场制度的逐步完善，以及发达国家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发生变化，竞争加剧的环境下，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通过从生产工序层面利用各国要素禀赋比较优势，构建全球性的产业价值链，从而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深化。随着次贷危机的发生，第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趋势受到影响，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是此轮经济全球化的支配力量，发达经济体不仅使自身的经济结构也得到优化升级，也因其具备的要素优势获取了主要的全球化静态红利，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则获得了主要的全球化动态红利，优化了经济结构，提高了增长的效率。

服务贸易与对外投资将是下一轮经济全球化的重点，发达经济体由于其拥有的禀赋优势，仍将在其中居于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主要的静态全球化要素收益分配红利仍将由其决定如何分配。下一轮新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将会在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间的配置调整完成之后重新开始，各国将通过调整国内需求的方式继续以更开放的姿态来对待新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发达国家的选择对于近期全球化发展的现实来说，起到决定作用，美国的选择尤为重要。对于中国来说，应从现实出发，明确中国经济在整个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地位，继续融入其中，借助并强化中国经济现有的在制造业方面的比较优势，通过促进服务贸易和投资的方式，吸引先进资本要素和资源提升中国企业生产的附加值，同时，利用对外开放能促进市场机制更有效率发挥作用和推动国内要素市场改革，推动中国国内全面改革，从而继续分享全球化带来的动态红利，实现可持续的增长。而在对外关系交往中，不仅积极推进多边协议；而且重视区域主义的双边协议对中国的现实意义。积极推动自贸区实践，以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为目标，探索政府职能转变、资源自由流动高效配置的切实可行的新制度安排体系，最终完成深化改革，以开放促改革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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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初，全球弥漫着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美欧已是末路黄花，甚至认为世界的未来，将要由新兴经济体领导。后危机时代，所有发达国家在开始阶段均十分紧张，而这种情绪，直接导致了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但是随着美国对个人、企业、金融机构和政府资产负债表的修复，美国复苏基本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经济的好转背后，是欧美国家的自信心的增强。而伴随着经济基本面好转的，是美国再次吹响全球新自由贸易秩序的号角，并希望借此走出危机，迎接新一轮的增长。作为美国构建全球新自由贸易秩序的核心之一，新的国际贸易框架协议——无论是TTI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定）、TPP（跨太平洋自贸协定），包括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实际上都是在为全球自由贸易制订“宪法”，为人类编写全球自由贸易大宪章。是要经济资源在全球流动和配置以更自由的方式进行，而且有利于人类将来的持续性方式增长。而这些国际贸易框架中的关键内容包括全球价值链基础上的自由贸易、投资协定、服务贸易开放等等。对中国而言并无有特别负面的东西。随着WTO红利的逐渐消退，以及中国经济疲软和对外贸易的持续下行。中国也迫切需要推进新的国际贸易框架协议的达成，以重新确立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地位，并以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参与并分享国际自由贸易的游戏规则的制定。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没有选择，必须要“再入世”。

全球化最终的目标是要把所有阻碍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的阻力铲除。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最根本的结果是提高经济的效益。尽管这其中会存在一些问题，但不管怎么说，全球的资源将由此得到优化配置——跨国公司的资本资源得到了优化配置，就一定带来全球其他要素的优化配置，如劳动力优化配置，带来全球的土地优化配置，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所以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最根本是促进全球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经济效率的提高。

在自由贸易的秩序下，全球GDP的饼肯定是越做越大。当然不同的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国家的要素、禀赋差异非常大，肯定有些国家获利更多，有些国家获利更少，因此这些就需要谈判。中国和美国之间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要素禀赋，但一个基本的判断前提是，中国目前在全球产业链里所处的地位、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和美国比差异性非常大，其基本面是互补的，美国要素和中国要素基本面是互补的，当然也有竞争和冲突也肯定存在，但是这其中的大势是合作和进入自由贸易区利大于弊，对美国来讲中国进入是利大于弊，对中国来讲积极加入美国的TPP也是利大于弊，这是一个基本的概念。因此，中国的整个态度应该是积极开放的加入态度。

全球化之风劲吹的同时，中国也正在走到了各种问题堆积的关口。

在金融业高度垄断和金融市场价格扭曲之下，金融风险在上升；人口老龄化正在加剧，金融配置效率低下，中国经济目前面临最大的问题是改革，释放制度红利。而改革的发端首先应是政府职能的转变。从过去十年来看，政府介入经济行为过多，经济领域中权利无处不在。

改革开放三十几年来，中国的投资主体和投资机制渐有“开倒车”之意，现有的投资主体正在转为为地方政府的建设投资和国有企业产能过剩的投资。大量的民营企业，却面临种种融资之难。除了投资主体问题，国内对投资的审批制度也存在问题。此外，以金融、银行等间接融资为主的大量的钱大多流入地方融资平台和国有企业，而直接融资的比重很低。甚至是直接融资的市场——A股市场也被做坏了，还是大量的国有企业上市圈钱等等——真正的结构性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投资体制机制问题亟待解决。

市场体系的完善、微观经济主体的强壮是中国在新一轮对外开放中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那么只有通过开放来倒逼，倒逼我们的改革，从过去的十年加入WTO来看，当时很多人觉得开放后会出现问题的领域，都没有出现大的风险，相反都在问题解决之后，大大提升了竞争力；而长期受到保护的行业反而越来越落后。

中国加入新的国际贸易协定，必然会极大地推进中国制度的改革和制度红利的释放，而现在的中国最大的问题则是投资主体和投融资体制以及要素市场的扭曲。在TPP中，最要害的内容是准入前国民待遇、国有企业的竞争中立、负面清单管理、高端服务业更高程度的开放，短期看这些对中国的确有很大的冲击，但是从实质性来看，中国改革最难的就是打破既得利益，这其中中国的国企就是既得利益，中国的地方政府就是既得利益，中国的金融业、高端服务业就是既得利益，如何突破这些现有利益群体呢？只有借助外力，对外开放，并以开放促进改革。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应运而生，上海自贸区诞生的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的开放，为了进一步的改革，为了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因此，上海自贸区的发展将面临着许许多多的问题，既有涉及对全球趋势判断、自贸区定位、政府转型、贸易升级、金融开放和创新等战略方面的思考，也有大量涉及具体政策如何推进、监管如何更新、法制如何建设、产业如何布局、资本如何走向全球等战术问题的研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是一个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均在全国占有优势的学院，其世界经济研究、金融学和国际贸易研究更是其中的强项。学院的许多教师又参加了国家商务部和上海市合作的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课题，对全球化及最新趋势，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的谈判及其实践，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演变及中国在其中的地位，中国金融改革，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人民币资本项的自由兑换，全球价值链中的金融服务体系的重要性及中国的应对，自贸区的“营改增”税收实践，自贸区中的离岸再保险中心建设等领域都有长期的研究积累。上海自贸区实践的使命是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发展的使命，也是中国经济学家通过理论联系实际不断取得经济学理论突破的使命，我们期待这本书的出版，引起中国经济理论界对上海自贸区的关注，对全球化和中国经济改革与开放的讨论。

袁志刚2013-1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