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兰河传

茅盾评价《呼兰河传》，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呼兰河小城的生活或许有一点沉闷，但无论是扎彩铺、放河灯、跳大神、娘娘庙会、野台子戏，还是北方大自然的风霜雨雪、火烧云，萧红用绘画式的语言，“在灰暗的日常生活背景前，呈现了粗线条的、大红大绿的带有原始性的色彩”，勾勒出一幕幕充满童趣的影像。小说中有一群被环境牢困、有些麻木又安于现状的小人物：遭人讪笑的王大姊、可怜的团圆媳妇、寄食的有二伯……但是萧红并不只是要渲染底层的苦楚。在第七章中，她浓墨重彩地描写父代母职、自食其力的磨倌冯歪嘴子，凸显卑微者人性可敬的一面。

《呼兰河传》一部充满童心、诗趣和灵感的“回忆式”长篇小说。全书七章：一、二章写小城风情，三、四章谈家中亲疏人物，五、六、七章摹绘独立旁枝人物。作者用舒展自如的巡视式艺术手法，以情感的起伏为脉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呼兰河畔的乡镇作传，为这个乡镇的风土人情，为各种各样人的生与死、欢乐与悲哀作传”。全书七章可各自独立又浑然一体，尾声余响不绝。萧红以娴熟的写作技巧，抒情诗的意境，浑重而又轻盈的文笔，造就了她的巅峰之作，为中国文学奉献了一部不朽的经典。

萧红（1911年—1942年），,黑龙江人。原名张道莹，笔名萧红，悄吟。1930年，结识萧军，两人相爱，两人一同完成散文集《商市街》。1933年与萧军自赞出版第一本作品合集《跋涉》。1934年到上海，同年完成长篇《生死场》，次年在鲁迅帮助下作为“奴隶丛书”之一出版。萧红由此取得了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1936年，为摆脱精神上的苦恼东渡日本，在东京写下了散文《孤独的生活》、长篇组诗《砂粒》等。抗日战争爆发后。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后在民族革命大学任教。1940年去香港。萧红主要作品有长篇《马伯乐》，回忆性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以及一系列回忆故乡的中短篇如《牛车上》、《小城三月》等。

《呼兰河传》校订记一章海宁
第一章
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
第二章
呼兰河除了这些卑琐平凡的实际生活之外，在精神上，也还有不少的盛举……
第三章
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住着我的祖父
第四章
一到了夏天，蒿草长没大人的腰了，长没我的头顶了
第五章
我玩的时候，除了在后花园里，有祖父陪着，其余的玩法，就只有我自己了
第六章
我家的有二伯，性情很古怪
第七章
磨房里边住着冯歪嘴子
尾声
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
我画《呼兰河传》-侯国良

六十多年前，金庸先生读《呼兰河传》后，曾写下这样一段话：
“萧红在香港写的《呼兰河传》感人至深，我阅此书，径去浅水湾她墓前凭吊一番，深恨未能得见此才女……”
四十多年后，再读《呼兰河传》，我的感受如金庸先生当年一样，只是不知去何处凭吊离世四十多年的萧红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淘得一本一九四七年寰星书店出版的《呼兰河传》，与手中的另一个版本对照着读，发现其文字竟有差异。后来找到了《呼兰河传》的初版本和再版本，才知道这两个版本与寰星书店版也稍有不同，于是，萌生校订《呼兰河传》的想法。
二〇〇九年至二〇一一年，受托编校新版《萧红全集》，依全集编委会的要求，找来几个版本对《呼兰河传》进行互校。因全集出版时间的限定，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的版本，未能细加考量。本次校订《呼兰河传》，选了“初版本”、“河山版”、“寰星版”、“新文艺版”、“黑人版”、“哈尔滨版”等六个版本互校，因时间充裕，校订更从容一些。
《呼兰河传》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部经典之作。但它的写作并非完全像金庸先生所言系写于香港。从现有的萧红研究资料看，一九三七年底，萧红至少已经完成了《呼兰河传》第一章。一九三七年，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在战火催逼下，人们四处逃难。萧红、萧军、胡风、端木蕻良等作家先后来到武汉，二萧经哈尔滨友人于浣非的介绍，入住武昌水陆前街小金龙巷二十一号，《呼兰河传》第一章便是在小金龙巷二十一创作的。当时，与二萧同住二十一号的诗人蒋锡金在一篇回忆文字中说，此时萧红“已经开始写她的《呼兰河传》，写了一章多了”。蒋锡金在另一篇关于《呼兰河传》构思的文字中说，“萧红写这部小说，大约开始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那时在武昌的水陆前街小金龙巷，萧红每天都忙着给我们做饭，有时还叫我们把衣服脱下来给她捎带着洗。这时，她说：‘嗳，我要写我的《呼兰河传》了。’她就抽空子写。我读了她写的部分原稿，有点纳闷，不知道她将怎样写下去，因为读了第一章，又读了第二章的开头几段，她一直在抒情，对乡土的思念是那样深切，对生活的品位是那样细腻，情意悲凉，好像写不尽似的；人物迟迟的总不登场，情节也迟迟的总不发生，我不知她将精雕细刻出一部什么样的作品来。……但似乎她的第二章还没有写完，就匆匆到临汾去了。”蒋锡金的回忆表明，萧红离开武汉时，《呼兰河传》似乎只写了前两章，后面的五章和“尾声”，应该都是在香港完成的。
一九三八年一月底，萧红、萧军、端木蕻良等作家应李公朴之邀，前往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任教。二月，日军攻陷太原，兵分两路向临汾进逼。萧红与民族革命大学任教的部分作家随丁玲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撤往运城，但萧军此时提出与萧红分手，他要留下来打游击。萧红到运城后，本打算去延安作短期访问，但到西安后，听说萧军已先期到达延安，便改变了计划。不久，萧军随丁玲、聂绀弩也来到西安，但萧红去意已决。情变后，萧红选择端木蕻良作伴侣，并带着身孕与端木在汉口举行了婚礼。六七月间，日军开始频繁轰炸武汉，端木先期去渝，萧红在打胎和逃难中纠结。九月中旬，萧红终于脱险到达重庆。后因生产，住到江津白沙镇的白朗家，但孩子生下后，随告夭折。情变、逃难、生产、失子、抑郁，一九三八年，萧红无心写作，除了几篇随笔、散文和短篇小说外，再无其他创作。
一九三九年，萧红与端木频繁搬家，从歌乐山搬到黄桷树镇苗圃，后又移住秉庄。此间，萧红咳嗽，头痛，低烧，似有肺结核病先兆。入住歌乐山后，她创作了一组以抗战为背景的短篇，当年十月前后，萧红赶写了几篇回忆鲁迅先生的散文。因为身体虚弱，大部分回忆鲁迅先生的文字为口述，由复旦大学的学生记录，再经萧红整理而成。其中，《回忆鲁迅先生》在一九四〇年七月出版了单行本。此间，萧红开始另一部长篇《马伯乐》的写作，端木给《文艺阵地》写信，透露萧红在创作长篇《马伯乐》的计划，有推荐连载的意向。
萧红停下已经开头的《呼兰河传》，转而创作另一部长篇，这多少让人难以理解。抗战全面爆发后，“抗战高于一切”已成为作家的一种责任，作家既无从容不迫的写作环境，也无发表脱离抗战主题的文学园地。在抗战之初，萧红可能还未意识到战争对她写作《呼兰河传》的制约。随着“文抗”的成立，“文章下乡，作家入伍”的调门很高，萧红虽对此有不同的意见，但《呼兰河传》对故乡的回望以及启蒙的视野在民族解放战争中都显得不合时宜了。茅盾先生后来曾批评萧红在香港创作《呼兰河传》：“是和广阔的进行着生死搏斗的大天地完全隔绝了”，苦闷的心情投射到《呼兰河传》上，“不但见之于全书的情调，也见之于思想部分，这是可以惋惜的”。萧红在这样的文学生态中重新调整自己的计划。
一九四〇年一月，萧红来到了香港，她先投入《马伯乐》（第一部）的创作，大约在七月底完成了《马伯乐》（第一部），本来她打算接着写一部“革命者”为革命而牺牲恋爱的故事，因为戴望舒要在《星岛日报》上连载《呼兰河传》，她放弃了原来计划，开始续写《呼兰河传》。从八月开始，到十二月二十日，萧红终于完成了这部力作。在香港的和平环境里，暂离了战争的喧嚣，萧红可以从容地想象东北的故土，以自己的文学理想构建一个游离于战争之外的文学世界。那是一个充满了甜蜜和苦涩的故土，一个打通了生命世界的精神家园。《星岛日报》副刊《星座》的连载（简称“初刊本”）从一九四〇年九月一日开始，十二月二十七日结束。若从一九三七年创作之初算起，萧红完成这部力作，前后达四年之久。
《呼兰河传》初刊五个月后，桂林上海杂志公司于出版了单行本（简称“初版本”）。“初版本”与现已残缺的“初刊本”对照，文字略有改动，此系作者所为还是出版社编辑修改，已不得而知。萧红病逝前，将《呼兰河传》的版税赠予骆宾基，以回报他病中对自己的看护。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二日，萧红在香港病逝。骆宾基与端木不久离开香港去桂林。在桂林上海杂志公司，骆宾基没能索回《呼兰河传》的版税，他便自己修订“初版本”，以“桂林松竹社”之名于一九四三年六月在桂林河山出版社再版（简称“河山版”）。抗战胜利后，骆宾基开始写作《萧红小传》，该传记开始在上海《文萃》连载，一九四七年三月，重庆中原出版社又出版《萧红小传》的单行本，萧红再次受到读者热切的关注。一九四七年六月，上海寰星书店在“初版本”和“河山版”的基础上进行修订，出版了新版《呼兰河传》（简称“寰星版”）。“寰星版”除正文外，还收入了萧红的照片、骆宾基的《萧红小传》和茅盾的《〈呼兰河传〉序》。一九五四年五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新版《呼兰河传》（简称“新文艺版”），该版以现代汉语规范为标准，对“寰星版”重新修订。一九七九年十二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又以新的汉语规范为标准，对“新文艺版”进行了新的修订（简称“黑人版”）。一九九八年十月，哈尔滨出版社出版新版《萧红全集》时，对收入全集的“黑人版”《呼兰河传》进行了新的校订（简称“哈尔滨版”）。除“初刊本”因残缺的原因，其他六个版本有先后承继的关系，但又各有特点。因“初版本”和“河山版”在抗战时期出版，其印量有限，在“寰星版”出版以后，几乎失去了影响。“新文艺版”面试后，其公营的出版性质、不可质疑的修订标准，使其成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版本。“新文艺版”的影响一直延伸到海外，港台出版的《呼兰河传》一直用“新文艺版”作底本。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萧红热”以哈尔滨为中心，迅速扩散开去，“黑人版”也随之炙手可热，在此后十余年时间内，国内流行的《呼兰河传》多以“黑人版”为底本。哈尔滨新版《萧红全集》出版后，很多新版《呼兰河传》又以“哈尔滨版”为底本。目前，国内出版的《呼兰河传》，除个别版本外，大部分受“黑人版”和“哈尔滨版”的影响。
现代文学经典的修订，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同时又与修订者个人因素相关联。应该说，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出现不同的版本也是正常的。但时过境迁，再看某些特定时期的修订，则有很多失误之处。比如，《呼兰河传》“初版本”第五章中的“溯呼兰天然森林，自古多奇材”文字下，有一段乐谱，“河山版”、“寰星版”修订时“乐谱”都予以保留，但自“新文艺版”之后，该“乐谱”却不见了踪影。“哈尔滨版”不但删除了这段“乐谱”，或将部分段落删去，或将两个段落并作一段。如“初版本”第四章第八节开头文字为：
......
“河山版”用推算的方法认为“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八十岁了”是错误的，故将“祖父就八十岁了”改为“祖父就八七十岁了”，“寰星版”又改为“祖父就七八十岁了”，此后的版本便一直沿用“寰星版”的修改。显然，这些修改多是对原文的随意揣测。这些误读而起的修改在所列“初版本”之外的版本中也大量存在，显然，这些修改是要重新订正的。
现代文学经典的校勘，到底该采用什么标准，当下的学界看法并不一致。部分学者认为应该以初版本为准，与初版本不一致的修改都应该恢复原貌。有些学者认为应该以作者生前最后一个版本为准，对初版本也不能迷信。对萧红的《呼兰河传》来说，其“初版本”和她生前最后一个版本是同一个版本。但确切地说，《呼兰河传》的“初版本”也存在不少问题，对这些问题需要具体分析，客观对待。如“初版本”中有部分字词的使用前后不一致，如前文为“大毛星”，后文为“大卯星”；前文为“绳甩子”，后文为“蝇甩子”，有的地方用“到底”，有的地方用“倒底”。这些前后不一的表述，是需要统一的。所以，对《呼兰河传》不同版本的不同修改，需认真甄别，对修订正确的部分应该予以保留。如“初版本”第一章中的“城里除了十字街之外，还有两条街，一个叫做东二道，一个叫做西二道街”，显然，这里的“东二道”后面缺一个“街”字。“初版本”“尾声”中有“小黄瓜，大倭瓜，也许还是年年的种着，也许现在根本没有了”。“黑人版”、“哈尔滨版”将“大矮瓜”修改为“大倭瓜”，这里的改动是有依据的。萧红在《家族以外的人》以及《呼兰河传》“初刊本”中都表述为“倭瓜”，到了“初版本”中才改为“矮瓜”。若考察东北方言，其并无将“倭瓜”称为“矮瓜”的习惯。如沿用“初版本”的“矮瓜”，反而与萧红的初刊本愿意相去甚远，且会引起歧义。所以，本次校订以“初刊本”为依据，将“初版本”的“矮瓜”改为“倭瓜”。
综上所述，本次修订，以“初版本”为底本，以“河山版”、“寰星版”、“新文艺版”、“黑人版”、“哈尔滨版”等五个版本进行互校，同时对照“初刊本”文字，对“初版本”中错字、漏字等进行必要的订正，除此之外各版本的不合理修改一律恢复原貌，对不符合现代汉语规范的词句、标点，也尽量保留“初版本”文字的特色。同时，对“初版本”之外的几个重要版本，校订的原则是剔除其错误，保留各版本的优点，使本次校订本成为一个真正权威的版本。
章海宁
二〇一三年六月十六日
于哈尔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