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兴亡史：最后的执政官

《罗马帝国兴亡史：最后的执政官》：七十年畅销不衰，历史小说经典之作。本书作者罗伯特?格雷夫斯是牛津历史学家，文笔精工，文风大气，以通俗易懂的笔法写就的罗马历史风趣幽默，波澜壮阔，带领现代人一睹1000多年前罗马帝国及周边国家的方方面面，不啻为一幅磅礴的罗马历史画卷。

6世纪的东罗马帝国危机重重，战事不断。然而，无论是汪达尔人、哥特人、波斯人，还是其他可怕的敌人，都无一不惧怕和敬畏帝国第一战争指挥者和杰出的军事指挥家——贝利萨里乌斯。他东征西讨，屡战屡胜，不断创造惊人军事奇迹，而他也是最后一个获得执政官殊荣，并最后一个在战场上斩获胜利的罗马人。
作者罗伯特?格雷夫斯在书中借用一名帝国奴隶的口吻，宏观而细致地刻画了贝利萨里乌斯将军的戎马和悲情一生，同时，将查士丁尼一世统治时期东罗马帝国的动荡不安的局势、军事征伐和对外扩张、社会风貌及精神文化生活等都作了十分深刻且生动的叙述。

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1895年出生于温布尔登，父亲是爱尔兰作家阿尔弗雷德?珀西瓦尔?格雷夫斯，母亲是阿玛莉亚?冯?兰克。一战爆发时，他离开学校入伍，成了皇家威尔士步兵团的一名上尉。1926年，他在开罗大学当过一年的英国文学教授，除此之外，他都以写作为生，作品多为历史小说。1929年，他写出了自传《向一切告别》，这本自传很快就成为公认的当代经典，同时也是一部特别有价值的战争文献。
1961年，他当被聘为牛津大学教授，并于1971年成为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的荣誉研究员。1985年12月7日，罗伯特?格雷夫斯逝世于马略卡岛，1929年以后他就一直住在此地。他去世时，《泰晤士报》写道：“作为风格独特的散文作家、历史小说家和记录者，罗伯特?格雷夫斯的斐然成就会让他名垂青史。”

格雷夫斯将罗马历史写得既有趣又亲切。
——《卫报》

作为风格独特的散文作家、历史小说家和记录者，罗伯特?格雷夫斯的斐然成就会让他名垂青史。
——《泰晤士报》

一贝利萨里乌斯的童年／1
二莫迪斯特家的宴会／23
三迈格瑞恩斯?斯芬克司／43
四精进的骑兵团／60
五战波斯／75
六丝绸的秘密／91
七达拉斯之战／109
八不必要的战争／125
九胜利暴乱／143
十远征迦太基／163
十一汪达尔人战败／183
十二贝利萨里乌斯的执政官生涯／203
十三非洲与西西里之动乱／222
十四围攻那不勒斯／237
十五守卫罗马／254
十六哥特人撤退／274
十七拒绝王位／293
十八回国遭冷遇／313
十九卡赫美士胜利／327
二十耻辱／349
二十一在意大利流亡／365
二十二召回和原谅／380
二十三三百名将士／397
二十四最后的忘恩负义／415

贝利萨里乌斯的执政官生涯
虽然现在汪达尔人已毫无疑问地被征服了，但其国内的摩尔蛮人仍然对我们的士兵和主教区八百万不好战的罗马裔非洲人构成了威胁。摩尔人约有两百万，过去经常和汪达尔人交战，如今随着后者的衰退，已一步步侵占了他们的领土。在贝利萨里乌斯初次登陆之时，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愿同他结盟，答应帮他抵御外敌，并将自己的孩子送与他当人质，譬如帕布亚山上的一个部落。这些摩尔人主要生活在西班牙对面的摩洛哥，但也有不少在的黎波里到大西洋间整个海岸的内陆地区定居。他们自称是被嫩的儿子约书亚驱逐出巴勒斯坦的迦南人的后人。自从皇帝克劳狄乌斯征服吞并摩洛哥的那一刻起，也就是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后不久，他们的最高首领便不被各诸侯承认，得不到他们的臣服，除非他们能出示由皇帝亲自发给他们的代表官职的信物。该信物包括：一根白银打造的权杖，凹槽处嵌以黄金；一顶皇冠形状的银丝纱帽，帽边镶银；一件白色的塞萨利短斗篷，右肩上别着一枚金色肩章，还缀着皇帝的挂饰；绣以金线的长袍式束腰外衣；一双镀金长筒靴。在过去的一百年里，这些首领们早已勉强接受了汪达尔历任国王流传下来的东西，在后者眼中，非洲的主权日渐消逝，但那些诸侯们却质疑那些信物的真实性，尤其是肩章，并经常以此作为借口拒不服从。因此，贝利萨里乌斯直接从君士坦丁堡取来权杖、帽子、斗篷、肩章、长袍式束腰外衣和长筒靴，赠予这些首领，从而获得了他们的支持，而且，虽然在那两次摧毁汪达尔政权的战役中，他们没有和他并肩作战，但也没有与之为敌。
如果贝利萨里乌斯留下来，以查士丁尼的名义和平地治理非洲，那么他将会毫无疑问地创造出一个个奇迹，并把它发展为帝国永久的要塞和仓库。他应该维系和摩尔人的友谊，改善他们的生活方式。他打算从他们当中选出一支常设的骑兵卫队，用现代的战斗方式加以训练，并赐予他们土地和金钱，以获得他们对自己的忠诚。另外，他原来还打算从罗马裔非洲人中选出一支步兵卫队。现在，他已经在训练招收上来的士兵了。可惜的是，最终这些计划都无果而终了，因为贝利萨里乌斯那些部下的嫉妒和查士丁尼的猜疑，他没法继续他的任务。其中，他手下的两个军官，亦是隶属于卡帕多西亚约翰的间谍，给查士丁尼寄了一封密函，信中写道：其一，那个贝利萨里乌斯曾堂而皇之地坐到盖利摩的龙椅上，似乎已下定决心要为他自己和子孙占有它；其二，在占领汪达尔大营后，他公然辱骂手下的军官和士兵，态度极其野蛮专横；其三，他和那些野蛮的摩尔人签订了秘密条约，而且早已说服他们拥护他的暴政；其四，他对那些汪达尔战俘的表现很可疑，对他们无比仁慈。这些人希望容易轻信他言的查士丁尼能直接下令逮捕贝利萨里乌斯，并处以极刑。另外，他们希望自己的这份热心能得到适当的奖励——可以的话最好能让他们当上迦太基和西坡的总督。这两个人一个叫约翰，是维塔利安的侄子，大家一般称其为“血腥约翰”，另一个叫康斯坦丁。因为担心这份报告遗失，他们就写了两份一模一样的信，装在不同的信封里，再寄给查士丁尼。其中一封顺利送到了皇帝的手中，但另一封却落到了我的女主人的手里，她早就怀疑这些军官了，便在这两封信送走之前成功地把它截了下来。
这封信令贝利萨里乌斯极其恼怒。没错，他不否认他和摩尔人签订了协议，让他们为他提供一支骑兵队伍；他不否认他曾释放了许多年老的汪达尔人；他也不否认他曾为了维护纪律，在那个大清早站在特瑞卡玛隆大营的那个小土墩上责骂底下的将士。只是信中最后关于他忠诚的那部分完全就是捏造。不过他决定先不对血腥约翰或康斯坦丁采取任何行动，甚至打算先不让他们知道自己已经看过这封信。几个月后，查士丁尼送来了一道讨他欢心的口谕，没有提到那两个人的诽谤，只是让他尽管做自己想做的事——可以带着战利品和汪达尔战俘返回君士坦丁堡，也可以留在非洲，那些东西派个手下送回去就可以了。当时，我的女主人安东尼娅坚持要他即刻返回君士坦丁堡，洗脱自己的嫌疑。她显得特别着急，唯恐好友西奥多拉会认为她不忠，是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随着这道口谕一同前来的还有一支骑兵增援部队，有四千人，由几个优秀的军官率领，其中包括早就和我的女主人的女儿玛莎订婚了的希尔德格。如此贝利萨里乌斯便放下心来了，抽调出大部分的皇家骑兵和马沙盖特匈奴人，护送汪达尔战俘回国。
他任命太监所罗门为总督代替他的位置，因为对所罗门他有绝对的信心。他将查士丁尼交代的关于如何正确治理非洲的详细指示都交代给了所罗门，那时已是春天，他便在安东尼娅的陪同下扬帆踏上了回程。
跟着一起回君士坦丁堡的人都没有羡慕所罗门能留在迦太基当总督，因为查士丁尼的指令明确表示，新王国的长官不要指望君士坦丁堡派更多的部队过去，但必须增加当地的赋税，修缮防御工事，并沿着边界修建碉堡，节省驻军的开支。八万汪达尔骑兵都没能阻止摩尔人的袭击，但我们必须要以其十分之一的兵力成功接过他们的任务，并收回被摩尔人抢去的土地。同时，我们要重新调整非洲的税收，还要严厉镇压阿里乌斯邪教和多纳提斯教。至于为何贝利萨里乌斯的皇家骑兵只有部分跟我们一起回去呢，则是因为快要出发的时候收到了一份报告，说摩尔人在迦太基境内发动了小规模的叛乱。在所罗门的要求下，贝利萨里乌斯便留下了鲁非诺、艾根以及五百名精兵，担任讨伐部队。他相信这么多人应该足够应付了。
我们选取经过的黎波里和克里特岛的航线返回，一路平安无事，并在534年的仲夏再次进入了博斯普鲁斯海峡。还在码头我们便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到了皇宫更有皇室规格的款待。我的女主人安东尼娅和皇后西奥多拉相拥而泣，而查士丁尼看到我们从船上卸下的众多珍宝异常高兴，更是为那一万五千个健壮的俘虏而深深震撼，早就把对贝利萨里乌斯的怀疑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亲切地拉着人家的手叫着“你是我们忠实的恩人”。然而，身为全军的统帅，他包揽了击败汪达尔人的所有功劳。在其最新文章《法律文摘》的序文中（发表于特瑞卡玛隆战役那天），他便已经自封为“汪达尔人和非洲人的征服者”——神圣、常胜、幸福、令人称颂，而且没有提起与此次胜利有关的任何人，反而指出这次能够取得胜利要归功于他“为这次战争所流的汗水、所值的夜和所节省下的食物”。所以这次的凯旋式是为他而举行的，而不是贝利萨里乌斯，理由是：自帝国建立以来，还从未有过平民独揽战功的先例，唯恐他会因胜利而居功自傲，对皇位造成威胁。正如我所说的，即使皇帝为战争所做的不过就是说着几句祝福把远征军送离码头，一年或几年过后再祝贺他们安全返回而已，他也永远是坐享胜利果实的统帅。
尽管如此，西奥多拉还是坚持要让查士丁尼在这次的凯旋式上坐着就好，就像他在此次战争的胜利中所扮演的角色那样，而带领队伍的任务就交给贝利萨里乌斯。查士丁尼同意了。于是，在庆祝迦太基被夺回的那天，贝利萨里乌斯从他那临近狄奥多西高墙金门的私宅里出发，带着列成一队的士兵们走过整整两英里长的高街。他步行前进，牧师和主教们抱着香炉，唱着庄严的赞美颂走在前面，而不是按照古老的习俗，乘着战车，由号兵在前面开路。街上满是鲜花、彩色丝带、花环和祝辞，街道两旁也挤满了疯狂朝他们欢呼的民众。我们每经过一个大广场，比如阿卡迪乌斯广场、公牛市场、阿玛斯特里广场、手足广场、公牛广场（大学教授和学生的聚集地）和君士坦丁堡广场（城市民兵列队接受检阅之地），市侍卫长便要带着礼物、说着祝福、吹着响亮的号角前来迎接。陪在贝利萨里乌斯身边的是卡帕多西亚约翰和各位优秀将领，而他身后则跟着他的皇家骑兵团、海军和马沙盖特匈奴人（他们第二天就要经由黑海返回家乡了），再接着便是汪达尔战俘，全都戴着镣铐，领头的是身穿紫色斗篷的盖利摩和他的堂兄弟、姐夫妹夫和侄子们。跟在队伍最后面的则是堆满一辆辆马车的非洲战利品。
这些都是非凡的战利品，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所有凯旋式中运载数量最多的一次，因为虽然特瑞卡玛隆的士兵们对营地先进行了掠夺，但和军队从迦太基、西坡、布拉、格拉斯和市国库、皇宫以及贵族宅邸等地搜刮到的财富相比，那些只是九牛一毛。这些包括汪达尔和海外进行贸易积攒下来的收益，以及从非洲征收上来的税收——为百年的盈余，还有盖伊塞利希时期通过大量的海盗活动获得的战利品。汪达尔人曾是这片富饶、多产的土地上的贵族，人数不多，善于压迫，而且非常懒于将他们所积攒的财富花费到市政工程上。因此，这些马车上才能堆满了成千上百万磅的银块，一袋袋的金币银币，大量的金条，镶有许多宝石的金酒杯、金餐具、金盐罐，黄金宝座和豪华黄金马车，黄金雕像，黄金为封面嵌以粒粒珍珠的福音书副本，无数金项圈和金腰带，还有镶金盔甲——简而言之，车上装着一切人们所能想象得到的奢华精美的东西，包括国王盖伊塞利希曾从罗马皇宫抢走的无价古董，以及卡匹托尔山朱庇特神殿的古物。此外，车上还有不少圣者遗物，如：殉道者的遗骸，令人惊叹的画像，使徒们的真正服装，还有当初把圣彼得倒着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一颗颗钉子。
然而，所有战利品中最令人称奇、最为贵重的不是别的，而正是当初摩西在旷野按上帝的明确指令制作的犹太圣器，后来被放到了耶路撒冷的圣殿中。《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篇对它们进行了描述：皂荚木打造并包上纯金的圣饼桌，及与之相配套的金汤匙、金碗和金碟；烛柄和灯花盏上贴着金箔的七枝烛台；还有精金打造的施恩座，及座上两尊展开双翼的黄金小天使。这些东西是当年皇帝提图斯占领耶路撒冷后带回罗马的，后来又被盖伊塞利希盗走。一同消失的还有约柜 。有人说它和其他圣殿器物一起流落到了法国的某个地方，落到了法兰西国王的手上；有人说它流落到了埃塞尔比亚的阿克苏姆；又有人说它沉到了罗马台伯河的河底；还有人说它在很久以前就被上帝收回，从此再也不会落入那些肮脏的手中。
在阿玛斯特里广场，元老院迎接着这支队伍，并加入其中。一起加入队伍的还有一群群僧侣和其他神职人员。僧侣们表现得异常兴奋，一直盯着那些战利品，尤其是那些圣器，两眼放光，因为查士丁尼曾许诺将它们送给自己的教堂。
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将军凯旋之时都会骑着高头大马，带着战俘穿过城市的大街小巷，因为在那天他能感受到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如果他还抓到了敌军的国王或首领，那么对方就会在庆典的最后被当作祭品献上。然而随着那些英雄年代的逝去，这些习俗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注意到盖利摩并没有戴着镣铐：查士丁尼早已坐在露天斗兽场的皇室包厢内等着他们的到来，在队伍最终到达时，盖利摩也和其他人一起进来了。他取下紫色的斗篷，朝着皇椅往上走，走到查士丁尼面前鞠了一躬，接着优雅地起身，请求皇帝的宽恕。皇帝赐予他和家人加拉提亚的大片地产，另外，如果他同意宣布与阿里乌斯异教断绝一切关系，他们还将授予他“显赫贵族”的称号。我还注意到了这次战争的胜者，贝利萨里乌斯，脱下紫色斗篷，走到皇帝的宝座前，跪在他的脚边向他行礼，但皇帝既没有赏他任何地产，也没有任何感谢的言语，只是告诉他很好地服从了命令。
看到这里，您可能要问，盖利摩在这种令人难堪的场合表现如何呢？实际上，他既没有故作潇洒地大笑，也没有伤心难过地痛哭，而是一边伤心而又惊讶地摇着头，一边嘴里继续不停地重复着先知传道书中的名言“虚空的虚空，一切皆为虚空”，就像念着某种咒语。不久之后，他便带着家人离开前往加拉提亚，并在那里度过了他舒适安逸的晚年生活，至死忠于他的信仰阿里乌斯教。至于其他的汪达尔俘虏呢，在贝利萨里乌斯挑出其中最优秀的人扩充他的皇家自卫队后，接着那些最英勇善战的便被分成几个骑兵中队去守卫和波斯接壤的边境。剩下的人则要么沦为修建教堂的苦力，要么沦为帝国战舰的桨手。
随后西奥多拉劝告查士丁尼道，倘若他还想赢得“大帝”的称号，他就必须宽宏大量一些，赐予贝利萨里乌斯其应得的赏赐。于是，查士丁尼便任命贝利萨里乌斯为下一年的执政官，甚至还为他铸了一枚勋章，其形如下：正面印着查士丁尼的头像，反面则是贝利萨里乌斯全副武装骑在马上的样子，以及“罗马人民的荣耀”字样——此乃吾城独一无二的荣誉啊。在新年那一天，贝利萨里乌斯宣誓就任执政官。坐在汪达尔俘虏抬着的象牙办公椅上，手握象牙权杖，贝利萨里乌斯从皇宫的住处出发到元老院，将这座城市再次巡游了一遍。他一边前行一边将自己的战利品当作赏金撒给周围的群众——有金币银币、酒杯、腰带、胸针——价值十万金币。不过我的女主人安东尼娅见此想起了当初的水瓶事件，便谨慎起来，注意着不让他把自己变穷。于是，当民众叫嚷着要更多的赏金时，她便亲自对这些人说他们太无耻了，他们这样不仅会夺走贝利萨里乌斯从非洲赢得的所有东西，还会将他父母的遗产和皇帝赏赐的礼物都抢走。为了展示我的女主人在理财上的远见卓识，我得告诉你，她还在迦太基之时就瞒着贝利萨里乌斯，转移了盖利摩的一大笔财产，挑出了其中所有近期帝国铸造的钱币，如此一来其来源便不会遭到他人怀疑，并将这笔钱藏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因为贝利萨里乌斯自己的家庭开支也很大，所以当地再也找不到比他对穷人和不幸的人更慷慨的人了。
那些圣器则按照各个教堂的贡献捐献了出去，每个有着重要地位的教堂都分到了一些。但有一小群默默无名的僧侣，非常清贫，靠化缘为生，住在布雷契耐城郊的一个破修道院里，这些礼物他们一件也没有分到。于是，他们的院长很快找到贝利萨里乌斯，奉主的名问他是否能送自己一点儿他的战利品，因为在他还在非洲的时候，自己和其他僧侣曾日夜祈祷他能得胜归来。
贝利萨里乌斯答道：“尊敬的神父，贵院是众兄弟苦修之所，他们视金银钱财为粪土，因此，我不打算给贵院任何可能让他们的思想受到干扰的东西。不过，我会把一件著名的圣器借给你们，那就是圣巴底买讨饭用的碗，它是皇帝在达拉斯之战后亲手赐给我的，现在你们可以将它摆在贵院，把它当作见证，让它提醒着你们要牢记当初甘于清贫、富有耐心、弘扬美德的誓言。记住，这只是借，因为我不能辜负陛下的厚爱。说不定哪天我会再次需要它。”
从那以后，这家修道院再也没有缺吃少喝过，因为它成了朝圣的中心，从此以圣巴底买修道院而扬名。
至于精金打造的施恩座、黄金七枝烛台、圣饼桌和其他犹太教宝物，则在耶路撒冷主教的劝说下被查士丁尼还给了耶路撒冷。该主教认为，这些圣物并没有给罗马人民带来任何好运，因为罗马的主权曾落到了那些野蛮人的手里，同样也没有给汪达尔人带来好运，因为他们刚被查士丁尼击败。显然，它们身上都带有诅咒。于是，查士丁尼将它们送回了耶路撒冷，回到它们曾待了一千年的地方——所罗门圣殿，现在是一座基督教堂。对当地的神职人员而言，这是一条多么重要的生财之道啊！犹太人为他们的圣器仍在流失而伤心，并预言不久之后那些基督徒就会被赶出耶路撒冷，但这一预言在我所在的那个时代并没有成真。
当贝利萨里乌斯占领非洲的消息传到波斯皇宫的时候，国王库萨和吃了一惊，感到很烦恼。他派了一位大使给查士丁尼道贺，并半认真半开玩笑地向查士丁尼要一份从迦太基得到的战利品。他说，要不是波斯和其和平共处，查士丁尼根本不可能分兵前往迦太基支援。查士丁尼假装欣然地接受了这个玩笑，给库萨和送去了一套贵重的黄金餐具。因此，双方签订的永久和平协议仍然有效。
至于我们从迦太基归来后，我的女主人在君士坦丁堡的生活则没有必要一一详细说明了。她接着侍奉西奥多拉，闲暇时就参加参加宴会、游游园，到剧院听听戏。狄奥多西经常和她一起，于是皇宫里流传着大量关于他们友谊的闲言碎语，但因为狄奥多西是其教子，贝利萨里乌斯便不屑对此多加留意，仍对此年轻人充满信心。
此时，贝利萨里乌斯收到了一个令他悲痛万分的消息：鲁非诺、艾根以及他留给所罗门的五百个铠甲骑兵都被摩尔人歼灭了。所罗门派骑士们深入敌军境内，到了一个叫御泉的小镇，它位于这个玉米王国的中心，即距离哈德鲁米图姆一百英里远的内陆地区：骑士们原计划救出一大批在摩尔人的一次袭击中被抓去的罗马裔非洲农民。他们成功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可就在他们不急不缓地护送这些农民回家的途中，他们在一个狭窄的隘口陷入了几千摩尔士兵的包围，溃不成军，只能做着困兽之斗。当下，摩尔人还对主教区西部发起了攻击，而所罗门的部队全加起来也无法保全罗马裔非洲人。于是，所罗门便给摩尔酋长们写了信，对他们的暴行表示抗议。在信中，他提醒这些首领，要他们记得自己现在是查士丁尼的盟友，他们已将自己孩子送到迦太基做品行良好的人质，而且，他们应该从汪达尔人的下场中吸取教训。摩尔人对此信只是一笑置之。他们在回信中指出，他们同查士丁尼的结盟丝毫没有改善对他们的现状。另外，他们部落奉行一夫多妻制，孩子轻易便可用另一个取代，因此，他们并不是很重视子嗣，也不会陷于亲情——害得盖利摩连败两场并失去国家的软弱情绪中。他们还说，比起他们自己，汪达尔人的战败对那些罗马裔非洲人才是更加不幸的预兆。所以，他们继续发动一次次的攻击。
所罗门调集所有的兵力迎接他们的挑战。目前，摩尔人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不该将所有士兵集中为一支大军，而是应该分散成几支突击队，将主教区各个击破。摩尔军队纪律涣散，没有护甲保护身体，每个士兵手中只有轻薄的盾和几支投枪或临时找来的剑，因此，他们的队形越集中，他们的战斗力反而就会相应减弱。他们采取了一种奇怪的防御阵型，并靠着这种阵型在的黎波里曾一度击败了汪达尔人。他们还在山脚下修建了一堵环形的栅栏，将女人和其他非战斗人员安置在栅栏后，然后在栅栏外将骆驼首尾相连，侧身对着敌军，围了十二排。所罗门的军队现身时，他们中的一些人便站在骆驼的背后，准备着将投枪掷出，而另一些则蜷伏在这些畜生的肚子下，随时准备冲出去刺上一剑。他们的骑兵团也早已在山上整队待发，一旦对敌营发起进攻便冲下山去，这些骑兵同样配备着投枪和剑。
所罗门开始进攻了。但是罗马骑兵的那些坐骑不习惯骆驼的味道，暴跳如雷，难以驾驭；摩尔人的投枪也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于是所罗门便下令让高大强壮、身披铁甲的色雷斯哥特骑兵中队下马，由他亲自率领着他们举起盾牌，拔出宝剑，对付那一圈的骆驼。很快，二百只骆驼便被屠杀殆尽，包围圈也随之被破了。摩尔步兵见状四下逃散，他们的骑兵则无法投入战斗。在随后的追击中，一万摩尔士兵阵亡。
几周之后，摩尔人便从这次战败中恢复过来了，他们集结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支军队，再次入侵了这个生长玉米的国家。这支队伍如此之大，但却不仅没有任何帮助，还形成了它自身的破坏性。所罗门在山上扎下营，在某天黎明时分对它发起了突然的袭击，把他们打得溃不成军，慌忙之中逃进了峡谷中。在一片混战中，这些蛮子自相践踏，没有一个人想到要保护好自己。虽然有些不可置信，但的确有五万摩尔士兵在太阳还未升高之时便被消灭了，而罗马士兵则没有一个人遭受大的创伤，甚至连个擦伤也没有。他们俘获了大量的女人和孩子，数量之大，导致原本在君士坦丁堡的集市能卖到至少十个金币的健康摩尔男孩，在这里用两个银币就能买到了，只相当于一只肥羊的价格。由此鲁非诺和艾根总算一雪前耻了。
幸存下来的摩尔人带着亲人躲到了欧雷斯山上，那是一座巨大的山，位于摩洛哥边境，在距离迦太基十三天行程的内陆地区。该山周长六十英里，极易防守，上斜坡处土壤最为肥沃，山上还有充足的泉水。如今，三万摩尔战士将那里当作他们发动攻击的总部。
至于剩下的罗马裔非洲人，他们现在可是衷心希望汪达尔人能够回来——不仅因为摩尔人的一次次袭击，也因为查士丁尼的那些收税官，那些人就像一群贪婪的蚂蟥，牢牢附着在这片土地上。汪达尔人也是群吸血鬼，不过却是狼吞虎咽的吸血鬼：他们仅收取农民收成的十分之一，而且在征收的时候时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查士丁尼却要收取三分之一，还要保证立刻缴纳。于是，因为战士们的那些汪达尔妻子，军队中再次产生了不满情绪。他们打了胜仗，那么把他们占有的良田美宅赏赐给他们，似乎是很公平的事。可是遵照查士丁尼的旨意，这些财产却被没收出售充盈国库了。战士们没有得到他们期待的任何东西，却被送到偏远的地方修建和守卫堡垒，还要开垦周边贫瘠干涸的土地。对此不公正的安排，汪达尔女人们发出了最为强烈的抗议，还煽动着她们的新丈夫坚持要求得到应有的补偿。可惜所罗门并没有那个权力满足他们的要求。
士兵们怨声载道的原因还有另一个，在我看来是个很正当的理由，那就是查士丁尼对东正教信仰的可笑的热情。各位也清楚，所罗门的军队包括了五百人的色雷斯哥特骑兵中队和法拉斯手下的三百赫卢利人，还有两百人左右来自多瑙河畔的其他非罗马人：这些人都是信奉阿里乌斯教的异教徒。然而查士丁尼却下令铲除阿里乌斯教，迫害那些阿里乌斯派牧师；同时，他还禁止阿里乌斯教徒接受任何圣礼，也不得给其孩子受洗，除非他放弃原来的宗教信仰。这项规定不仅用在了幸存的汪达尔人身上——包括老人和妇女，士兵们的妻子和继子继女，以及那些皈依了异教的罗马裔非洲人，也同样适用于这些英勇的战士们，这些此前从未受过如此侮辱的士兵们。
所罗门呈上的关于非洲目前形势的报告让贝利萨里乌斯担忧不已，于是他便请求查士丁尼按照惯例，允许那些信奉阿里乌斯教的战士们接受来自于他们本教牧师的圣礼。可查士丁尼抗议道，这么做是不虔诚的行为，将危及他自己得到救赎的机会。在这个事情上贝利萨里乌斯无法施压。接着，他请求查士丁尼为所罗门（他以前也曾被迫派过一支远征军前往撒丁岛剿匪）派去援兵，负责堡垒修建事宜，而原来的部队则驻守迦太基，并给予他们赏赐，或许不需要宫殿，也无须大庭园，只要有像样的房子和足够的田地，他们就心满意足了。查士丁尼似乎同意了，从色雷斯和波斯边境抽调了两万人，整成一支队伍，并让新增的汪达尔骑兵中队接替他们的位置。然后，他在一次公开会面中吩咐贝利萨里乌斯必须尽快带着这支队伍回到迦太基，接替所罗门总督的位置。不过，这一切都是个骗局。查士丁尼心里筹划着另一场战争。这支军队可不是要派往非洲的，而是要用来征服西西里岛的。
在之前的章节里，我提到过贝利萨里乌斯代表查士丁尼宣告了对利利俾海岬的所有权。随后，它被西西里的哥特总督移交给了阿玛拉松莎女王，后者代替年幼的儿子阿塔拉里克任意大利、西西里、达尔马提亚和法兰西东南地区的摄政女王，查士丁尼曾和她签订过协议，这一协议令贝利萨里乌斯在前往征服迦太基的途中得以在锡拉库扎获得粮食补给。阿玛拉松莎女王表面上表示，在汪达尔君主政体毁灭之时，利利俾就已归她本人所有。但私底下她是不愿和查士丁尼发生冲突的，因为哥特人认为被一个女人统治有损颜面的想法根深蒂固，她这个女王当前的地位岌岌可危。
她的父皇——狄奥多里克大王，曾是那些蛮人心中的传奇。他是东哥特王国的一员，就是前面某章提到过的获得阿德里安堡大捷的那个国家，后来，他成了东罗马皇帝的盟友，还为其守护边疆。没过几年之后，在东罗马皇帝的建议下，他只留下几千人，便带领着几乎整个国家的人，乘着马车从色雷斯迁到了意大利，向一位曾将西罗马皇帝赶下台的蛮族将领开战。狄奥多里克国王斩杀了那个篡位者，占领了意大利及其子民。经过长期以来公正、贤明的统治，他恢复了意大利昔日的繁荣；另外，虽然在名义上他是君士坦丁堡中的那位皇帝的属臣，但他在行动上仍保有完全的独立性。同时，狄奥多里克还视学习为友，虽然他本人并非什么学者。即使哥特人和所有日耳曼人一样，粗野惯了，不喜欢文明有礼那一套，却也无法指责他的温和有礼，因为他有全国最精湛的骑术和最高超的箭术，并视奢侈浪费为瘟疫。然而，他最令人敬佩的品质还是他对宗教的宽容：虽然他本人信奉阿里乌斯异教派，却给国内的正统基督徒和其他所有有声望的教派的异教徒绝对的宗教自由。

大部分人发现很难在简明的古典时代和浪漫的中世纪传奇时代的人物之间找到逻辑联系。比如：亚瑟王所属的年代似乎比尤利乌斯?恺撒更古老，然而他的基督教信仰却将他归于尤利乌斯?恺撒几个世纪后。
你将会在贝利萨里乌斯伯爵这个故事中看到这两个时代是如何重叠的。和尤利乌斯?恺撒相比，我要讲的这位罗马将军的累累战功同样富有罗马特色，他的战略同样经典。不过时至今日，这支军队早已变得面目全非，古老的步兵团最终销声匿迹了，贝利萨里乌斯（最后一个获得执政官殊荣以及最后一个在战场上斩获胜利的罗马人）是统领皇家铠甲骑兵的指挥官，他信仰基督教，但身上流的几乎都是异教徒的血，他的个人成就却能令亚瑟王的英雄部下黯然失色。在他生活的年代发生了一些经典的浪漫故事。比如，胆小的流氓无赖将抓来的少女带去荒凉的山中城堡（事情发生在罗马非洲上的荒原袭击中），贝利萨里乌斯伯爵的骑士则挥舞着旗帜和长矛前去英勇营救。
亚瑟王故事中的超自然成分，部分源于远古时代的传奇和民间传说，部分源于后世的修道士的神秘主义。但就贝利萨里乌斯而言，所幸他的私生活和战事的主要记录者不是皇室的匈奴人或哥特人，而是他的秘书——该撒利亚的普罗科匹厄斯 ，普罗科匹厄斯是叙利亚-希腊人，接受过良好教育。如果换作前者，贝利萨里乌斯的生平纪实无疑会被写成洋洋洒洒的叙事诗，而后世的那些僧侣也必定会极尽粉饰浮夸之能事，扭曲原本的史实。总体上说，普罗科匹厄斯是个信息丰富、明智审慎的作家，阿伽提亚斯 也是，本书的最后一章军事章内容就是他提供的，因此，本书在描述亚瑟王时不会出现浪漫的戏说。历史上的亚瑟王似乎是个微不足道的英国国王，是联合骑兵队的指挥官，罗马正规步兵在5世纪伊始从英国驻镇撤出后便丢下他自生自灭。如果他的编年史出自普罗科匹厄斯之手，那食人巨妖和仙船，以及魔法师和寻水兽就不会在故事中出现，而如果是作为同一时代英国传说的野史则另当别论。相反，我们应该留一两章来专门清楚地讲一讲罗马晚期的军事史，比如：在面对异教徒的进攻压力时，亚瑟王的部下是如何试图在英格兰的西南部诸郡保住基督教文明最后一点残存的地位的。事实上，亚瑟王的坐骑是一匹骨骼高大的骑兵战马，而非一匹载着他疯狂地飞向基督千禧年的神马。
贝利萨里乌斯出生在多灾多难的5世纪的最后一年（也就是亚瑟王的那个世纪），这一年，盎格鲁-撒克逊人已经征服了大不列颠南部；西哥特人已经征服了西班牙；汪达尔人已经征服了北非；法国人已经征服了高卢；而东哥特人也已经征服了意大利。他死于565年，也就是先知穆罕默德出生前五年。
在现存记载不足的地方我都用虚构的故事进行了填补，但在杜撰的同时我心里通常都有一个相对应的历史版本，所以如果某些事在历史上实际并没有发生，那类似的事情则有可能发生过。贝利萨里乌斯、安东尼娅和狄奥多西之间的三角恋看上去也许像是虚构的，但却是从《秘史》中节选的，我只做过极少的编辑。我也没有夸大描述6世纪的基督教会和露天斗兽场政治。书中唯一的虚拟人物是贝利萨里乌斯的叔叔——莫迪斯特，这是一个典型的华而不实的罗马文人形象。文中引用的两首意大利-哥特诗句也都是真实的。
书中的罗马英里数实际上相当于英国的英里数。为了便于辨认，我将书中的地名都改作了现代地名。
书中的地图出自理查德?克里布之手。劳拉?赖丁在语言和叙述方面给予了我莫大帮助，对此，我谨表示深深的谢意。

罗伯特。格雷夫斯
193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