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说，我是幸运的

《他们说，我是幸运的》是畅销书《可爱的骨头》作者的成名作，记录了她自己的真实经历。

艾丽斯·西伯德，十八岁，热爱诗歌，一点少女肥，在同学眼里有点怪，梦想是成为艾索尔·摩曼那样特立独行的明星。

一九八一年五月的一天，艾丽斯的人生彻底改变。在学校附近的一个公园里，她被一名男性拖入一个地下通道，遭到暴力殴打和强奸。

世界在她眼中从此分裂为两个。一个是安全的，一个却是危机四伏的。她曾一度认为，不再会有“好男孩”会接受她，自己终将被人群放逐。家人小心翼翼避开她的伤口，周围人关切的眼神和安慰却徒增压力，令她更觉得自己已然“不同”。但同时，在逐渐自我修复的过程中，她也重获勇气和力量。

艾丽斯没有像多数强奸受害者一样逃离事件发生地，而是勇敢地选择回去，直面心中的恐惧和人们的窃窃私语，并将强奸犯告上法庭，以严密的逻辑和极大的勇气与之对抗，并使该案成为本地十几年来里程碑式的最终定罪的强奸案。

在文学老师的鼓励下，艾丽斯把这段经历写下来，她相信这段记忆终将产生回响。

《他们说，我是幸运的》出版于一九九九年，长销至今，曾六度再版。奥普拉曾邀请艾丽斯录制自己的节目，鼓励全美女性像她一样，勇敢面对人生困境。这本书鼓舞了无数有痛苦经历的人，也感动了无数生活并无大风大浪的平凡人。

在这本书里，展现了信念和勇敢面对自我的力量。

艾丽斯·西伯德（Alice Sebold），美国作家。曾师从于著名小说家雷蒙德·卡佛、托拜厄斯·沃尔夫、诗人海登·卡鲁斯等。一九九九年，在沃尔夫的启发下，她将自己大学时代遭受强暴的伤痛经历写成《他们说，我是幸运的》一书出版。她的笔法节制、冷静，充满坦率的自我剖析和细致入微 的情感，引发读者巨大的共鸣，也使得性暴力这一社会问题引发热议。她因而被媒体誉为“潜力的作家”。二〇〇二年初，她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可爱的骨头》出版，全球销量达到五百多万册，蝉联《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三十周之久，甚至成为一大文化现象，并于二〇〇九年被著名导演彼得·杰克逊改编为同名电影。《可爱的骨头》简体中文新版也将由未读出版。她的另一作品为《近月》。

“幸运”这个语义暧昧的字眼，是本书的核心。这本细致入微的回忆录讲述了一次遭遇强暴的经历是如何改变了作者的人生轨迹。

性暴力正在成为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而西伯德的文字展示了在那些暴力的受害者和从未经历过类似事件的人之间，有一条巨大的情感理解鸿沟，但她还是试图去展现，暴力的受害者其实远不止受害者，它所波及的无辜者比人们想象的更多。

——《出版人周刊》

这本书同时展现了艾丽斯·西伯德在面对绝境时令人惊叹的勇气，以及文字非凡的治愈力量。在走出痛苦的过程中，西伯德写出了化茧成蝶的美。

——Carolyn See，《能工巧匠的黄金岁月》作者

我喜欢这本书的一点是西伯德并没有陷入这类“受害者”自述的通常套路。她并不控诉任何人，甚至是强奸犯。她接受了悲剧的发生，并描述了如何将自己从深渊中拉出的过程，以及她如何与“受害者”这个身份对抗，与她自己的内心作战。

——美国豆瓣“Goodreads”读者Stephanie：

要写这样的一本书，作者需要极大的勇气。艾丽斯·西伯德显然具备这种超乎寻常的勇气，这本书的每一页都是明证。

在我上大学那年，我的初恋女友被强奸了。

作为一个男人，无论从生理还是心理上，我恐怕都无法真正理解这样的经历于她究竟意味着什么。

试图用想象去妄自揣度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这可能对她是一种冒犯，但我仍然在努力尝试。所以，当那件事过去很久之后，我选择了这本书，是出于一个很私人的原因。

我本想能读给她听。

——“Goodreads”读者Matt

母亲认为，家庭，或至少是“家庭”这个概念，在那最初的几个星期里应该占据每个人心头最重要的位置。对四个孤立的灵魂来说，这可不是件容易事，但那个夏天，我在家人陪伴下看完的糟糕的电视节目前所未有地多。

晚餐时间变得神圣起来。每晚由母亲做饭。她的厨房里装饰着各种各样简洁有力的标语，简单地翻译过来，所有标语表达的都是一个意思：“做饭过时了”。我记得姐姐试图克制自己不要指责父亲“吧唧嘴”，我们都表现出了自己最好的样子。我想象不出他们的脑袋里都在转着什么样的念头，有没有可能他们都觉得很累，有多累呢？他们是不是相信了我表现出来的坚强女性的样子，还是只是在假装相信？

最初的几个星期里，我只穿睡袍—兰茨牌睡袍，我父母特意买来的。母亲也许在父亲要去杂货店的时候暗示过他，让他顺路给我买套新睡衣来，那能让我们都感觉富足，一种理性的挥霍。

于是，在其他家庭成员都穿着普通的夏季服装，坐在晚餐桌前时，我坐在我的椅子上，穿着一件白色长睡袍。

我不记得那个话题第一次是怎么冒出来的，然而，一旦它出现了，它就主宰了我们全部的对话。

我们谈论那个强奸犯的武器，我也许谈到了警察是怎么在砖块路的同一片区域找到我的眼镜和那个强奸犯的刀子的。

“你是说他在隧道里的时候，手里没有刀？”父亲问。

“没有。”我说。

“我不太明白。”

“有什么不明白的，巴德？”母亲问。或许，在二十年的婚姻生活后，她知道他要说什么。私下里，也许她早就已经为我辩护过了。

“要是他没有刀，你怎么还能被强奸了呢？”

在我们的晚餐桌上，任何话题都可能引来大声辩论。我们都喜欢的论题是某个特定单词的常用拼法或含义。《牛津英语词典》经常会被拽进餐厅里，就算在假日或有客人在场的时候也一样。那只混血狮子狗，韦氏，就是根据更轻便的仲裁者《韦氏英语词典》命名的。但这次的辩题在家庭的男性和女性成员之间造成了鲜明的对立—在两名女性，母亲和姐姐，还有父亲之间。

我逐渐意识到，要是父亲被排斥了，我就会失去他。尽管，为了维护我，姐姐和母亲冲他大声嚷嚷让他别再说了，但我对她们两个说我会处理这件事的。我请父亲跟我上楼去，我们可以在那里谈谈。母亲和姐姐对他太过生气，她们的脸都涨红了。父亲像个小男孩，自以为了解这个游戏的规则，在其他人告诉他错了的时候害怕不已。

我们走到楼上母亲的卧室里，我让他坐到沙发上，挑了在他对面的位置，坐在母亲的书桌椅上。

“我不会责备你，爸爸，”我说，“我想要你告诉我你为什么不理解，我会试着解释给你听。”

“我不明白为什么你没有试着逃走。”他说。

“我试着逃走了。”

“但要不是你允许了他，他怎么能强奸你呢？”

“听起来就像是在说我想让这件事发生。”

“但他在隧道里的时候手里没有刀。”

“爸爸，”我说，“这么想想吧，要强奸我，打我，同时整个过程中手里还要拿着一把刀，这从生理构造上说是不是行不通？”

他想了一会儿，然后表现出同意的样子。

“所以，大多数被强奸的女性，”我说，“就算现场有一样武器，在强奸发生的时候，那件武器也不会正对着她。他的力量胜过了我，爸爸，他把我打翻了。我不会想让那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决不会。”

当我回想起自己在那个房间里的表现时，我不明白我怎么能那么冷静。我能想到的只是他的无知对我来说简直不可思议。那让我感到震惊，但我迫切地需要他理解。他是父亲，而且他显然想要搞明白这回事，要是他都做不到，还有哪个男人能做到呢？

他不理解我经历了什么，也不明白那种事情怎么可能在没有我的参与认可的情况下发生。他的无知让我感到受伤，那感觉还在隐隐作痛，但我不怪他。父亲也许不能完全理解这件事，但在离开那个房间的时候，我知道，我把他带到楼上，尽我所能地回答他的问题，这对他有多重要，而那也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我爱他，他也爱我，我们之间的交流是不完美的，这对我来说似乎并不是件坏事，毕竟，我做好了心理准备，我被强奸的消息会摧毁我生活里的每个人。我们还活着，而且，在最初的那段时间里，活着就已经足够好了。

我们每个人还是被困在各自痛苦的孤岛上。这期间，电视成了某样我能和家人一起分享的东西，尽管它也会惹来麻烦。

我一直都喜欢神探酷杰克。他是个愤世嫉俗的光头，一边吮着棒棒糖，一边从嘴角挤出几个简短的句子。但他有一颗宽大的心，他保卫着一个城市，还有一个笨手笨脚的兄弟，他一直粗暴地对待他这个兄弟，这让他对我产生了吸引力。

于是我穿着兰茨牌睡袍，喝着巧克力牛奶奶昔，躺着看《神探酷杰克》。（一开始，我没法顺利吞咽固体食物。起先，我的嘴因为那起暴行酸痛不已；后来，放进嘴里的食物让我不断地想起那个强奸犯的阴茎压在我舌头上的感觉。）

独自一人看《神探酷杰克》还能忍受，因为就算里面都是暴力，这种暴力也显然是虚构的。（哪有气味？血？为什么所有受害人的脸和身体都完好无损？）但当姐姐、父亲或母亲进来和我一起看电视的时候，我就会紧张起来。

我记得自己躺在沙发上，而姐姐坐在沙发前面的摇椅上。每换一个节目，她都要问我这个节目是不是还行，在整个节目的一个或两个小时里，她都会维持着一种警戒的状态，要是她感到担忧，她就会转头过来检查我的反应。

“我没事，玛丽。”我开始这样说，我渐渐能预测什么时候她会感到担忧。

那让我对她，也对我父母感到生气。在这幢房子里，我需要所有人假装我还是一直以来的那个人。这很蠢，但也很必要，在我看来，我家人投来的那些目光是对我的背叛，尽管理智上我知道事实恰恰相反。

那些电视节目让他们觉得难过的程度比我还要严重，正是那一点让我坚持得更久了一点。他们毫不知情，因为我没告诉过他们，在隧道里，在我身上到底都发生了什么—那些细节。他们拼凑着想象和噩梦带来的恐惧，试着想象他们的妹妹或孩子真正经历的事情。我清楚地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你能对你爱的人说出那些事吗？告诉他们那个人在你脸上撒了尿？你回吻了他，因为你不想死？

那个问题长久地束缚着我，从爱的人到朋友，在对任何人说出最显而易见的事实之后，我在他们眼里变得不一样了。通常是惊惧或赞赏，有时是反感，有一两次，出于我一直无法确定的原因，我得到了立刻反掷回来的暴怒。有些男人或女同性恋会把它看作一次挑逗，或是一项使命，仿佛通过在我们之间建立性的联系，他们就能把我从那天的残骸里拉回来。当然，他们付出的努力大部分都徒劳无功。没人能把任何人从任何地方拉回来。你是自己的救赎，要不就得永远留在深渊里。

……

在我被强奸的那条通道里，有一个女孩曾被谋杀和肢解。它曾是通往一个圆形露天剧场的地下入口，演员们会从那里，从观众的座椅下面突然出现。这件事是警察告诉我的。他们说，相较而言，我是幸运的。

但在那个时候，比起那些强壮的大块头警察，或是我那些受到惊吓的大一新生女友，我感觉自己和那个死去的女孩之间存在更多共通之处。我们曾身处同一片低地。我们都曾躺在枯败的叶片和破碎的啤酒瓶之间。

在强奸发生的过程中，叶片和玻璃间的某样东西抓住了我的视线，那是一条粉色的发带。在我听说了那个死去的女孩的事情后，我能够想象她哀求的样子，就和我一样；我还好奇她的发带是在什么时候被扯松的，那让她的头发披散开来。是那个杀了她的男人干的，还是她为了逃避那一刻的痛苦，在他的催逼下自己解开了头发——当时的她以为着，希望着，满心相信在这件事过后，还会有机会去反思这一“协助加害者”行为的后果。我不会知道真相了，正如我永远不会知道那到底是不是她的发带，或许它和那些树叶一样，原本就在那里。只要我想到粉色发带，我就总会想到她。我会想到一个女孩在她生命最后时刻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