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繁荣

为什么历史上从未实现过“真实繁荣”？

古往今来，人类曾经经历了各式各样的繁荣，但这些繁荣很难称得上“真实繁荣”。“真实繁荣”是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健康可持续的繁荣，但遗憾的是曾经繁荣的经济体都只能“各领风骚数百年”，不能实现持续的“风骚”。为何曾经繁荣过的经济体不能实现“真实繁荣”？为何中国古代会陷入朝代更迭的“周期律”？繁荣交替背后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只有中国可以实现“真实繁荣”？

过去三十年，中国的“摸着石头过河”改革创造出了“中国奇迹”，人们的生活水平已经得到了极大提高，有强大的内在动力去思考繁荣的持续性问题，同时利益集团并没有强大到可以阻挠改革，更谈不上完全固化。那么下一步是效仿西方的发展模式，还是继续自行探索，创造出一套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本书从制度和制度安排角度探讨“真实繁荣”。

真实繁荣是指具有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作为机制保障的繁荣。这个制度体系能够消除利益集团的掣肘和羁绊，使社会机制更有柔性，能够适应各种环境变化，有效应对外来冲击，从而使社会始终保持活力，成为奠定经济繁荣的牢固基石。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可以实现繁荣？什么样的制度体系可以实现“真实繁荣”？

如何进行大类资产配置，是机构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之一。其实这隐含了一个需要探讨的背景问题，就是中国未来能“繁荣”多久，能否实现“真实繁荣”？假若中国未来不能实现繁荣，那么现在在中国做任何大类资产配置投资都意义不大，即便通过做空获得投资收益，本币贬值也会导致购买力所剩无几。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以历史上各国兴衰的经验为基础，得出制度僵化是一国衰亡的主要原因。基于制度和制度安排的视角，探讨什么是“真实繁荣”，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可以实现“真实繁荣”，以及中国是否可以实现“真实繁荣”等问题。

为了探讨中国经济持续繁荣之路，本书首先从持续繁荣的路径进行分析，然后以历史上各国兴衰的经验为基础，得出制度僵化是一国衰亡的主要原因。作者通过研究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经验，发现是中国的改革周期演绎出了中国的经济周期。一个经济体假若缺乏市场秩序，加快市场自由化的过程必然是灾难，必然会成为权贵资本的盛宴。资本是实体的“粮草”，金融资源的错配必然制约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改革的突破口必然是金融改革。

潘向东，经济学博士、博士后，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所所长，中国财政学会第九届理事会常务理事，“财经改革发展智库”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证券业协会分析师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首席经济学家理事会理事。曾任《经济研究》和《世界经济》的审稿专家。先后主持或参加国家社科重点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博士点基金、博士后基金等。

001 寻找“真实繁荣”

009 第一章 “繁荣更迭”的魔咒

011 第一节回顾历史：强国盛世不断更迭

021 第二节 放眼世界：求索繁荣成为新焦点

027 第三节 当下中国：30年周期如何破局

033 第二章繁荣不能“真实”之源

035 第一节农耕社会：多种前提因素“共振”

051 第二节中原王朝：“周期律”之惑与“李约瑟之谜”

065 第三节现代国家：创新而兴，僵化而亡

073 第三章通向“真实繁荣”的“密码”

076 第一节纠缠于效率之争的主流理论

092 第二节 “左右手”并非繁荣法器

105 第三节繁荣：不仅是效率问题，还是制度问题

124 第四节制度贵在保证繁荣“真实”

133 第四章“中国奇迹”下的繁荣如何延续

136 第一节让经典理论失灵的中国经济波动

143 第二节改革周期衍生出中国经济周期

155 第三节转型：从“斯密增长”到“熊彼特增长”

171 第五章从“非常态”迈向“新常态”

174 第一节始于危机救助的“非常态”

187 第二节 “非常态”演化的不确定性

198 第三节释放“斯密增长”，摆脱“非常态”

209 第六章寻找“真实繁荣”的基石

211 第一节制度的力量

225 第二节繁荣的传递

235 第三节繁荣的保障

249 第四节不断“进化”的繁荣制度安排

259 第七章金融：经济繁荣的“血液”

261 第一节金融背后的利益格局

271 第二节中国“特色”金融产生的逻辑

290 第三节金融：化解制度安排僵局的“调节器”

308 “真实繁荣”是可以实现的

314 跋

337 后记

——纵然无知，仍竭力思考践行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凡勃伦、康芒斯、米切尔等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派就热衷于从制度的视角去探讨繁荣。他们秉承德国历史学派的研究方法，主张运用具体的实证的历史主义方法，强调从历史实际情况出发，强调经济生活中的国民性和历史发展阶段的特征。他们当时在美国的影响力远远超过其他经济学派，其原因是“后发追赶”的美国，亟须有别于“日不落帝国”发展的理论支撑，这与当前的中国相似，亟须经济理论支持以寻求如何实现经济的“真实繁荣”。重视非市场因素的研究，使他们的研究内容是跨学科的，包括法律、历史、社会和伦理等各方面。

率先把制度纳入新古典分析框架去探讨经济繁荣发展的是科斯。他通过引入边际分析方法，分析边际交易成本，解释了现实制度的内生化及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使制度经济学在方法论上不再与主流经济学相对立或渐行渐远，而是呈现出“合流”或“融合”的倾向。诺斯把科斯以后的制度经济学称为“新制度经济学”。

本书既不准备像制度学派一样跨学科去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因为其他学科我知之甚少，也不准备像“新制度经济学”一样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内去探讨交易费用的问题，因为实用性会打折扣。本书准备从制度和制度安排的角度去探讨“真实繁荣”。

从实用性的角度去探讨“真实繁荣”，这是笔者多年从事投资银行研究养成的职业习惯。与机构投资者交流经济与金融形势时，他们的问题总是直接而务实。

如何进行大类资产配置，是机构投资者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其实这隐含了一个需要探讨的背景问题，就是中国未来能“繁荣”多久，能否实现“真实繁荣”？假若中国未来不能实现繁荣，那么现在在中国做任何的大类资产配置都意义不大，即便通过做空获得投资收益，但最后本币贬值也会导致购买力所剩无几。假若中国未来还能繁荣十年，那么需要思考大类资产配置的时间周期也同样只有十年。假若中国未来能实现“真实繁荣”，那么未来中国的股神将代代涌现，根本不用去羡慕股神巴菲特。

股神巴菲特说：没有谁靠做空美国赚过钱。确实，美国自南北战争之后，经济就繁荣到现在，所以巴菲特做多美国股市自然会搭上便车。假若20世纪80年代以来，巴菲特依照他做多的思路，在拉美国家做资产配置，恐怕不是倾家荡产，也是损失惨重，即便他对公司研究有独到见解，高人一筹，但在国家系统性风险面前，这些都变得微不足道。做资产配置最为关键的是把握方向，就像我们乘坐滚梯，假若电梯往下，我们想往上走，不知道要多努力才能前进一小步，并且稍不注意就被电梯带下去；假若与电梯的方向一致，即便不走，也能跟着上去，当然跟着电梯方向努力走的，前进得更快。这充分说明，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为何股神出在美国，而没有出在其他经济体。

中国经济能繁荣多久？中国经济能否实现“真实繁荣”？如何实现“真实繁荣”？

要去研究这么一个宏伟的问题，估计大多数研究者都会选择回避，因为，首先这问题研究的范围太广，很难用数据说清楚，其次研究跨度太大、限制条件太多，很难准确把握。经济研究者更愿意在限定条件下建立数理模型，然后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运用数据对模型进行检验；或者，通过案例研究，提出经济理论及政策建议。前者需要研究的是制约因素的选择，而后者研究的是制约因素内的选择。借用杨小凯教授的研究观点，就是前者探讨角点解的问题，而后者探讨内点解的问题，复杂程度不是一个数量级。越复杂的问题，越难说清楚，其科学性也可能越差。

但作为在“前沿阵地”探讨“资产配置”的研究者而言，我们又无法回避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研究，大的方向判断不准确，任何后续的研究工作也就缺乏意义。作为经济研究者而言，对数据分析都会“掘地三尺”，很难被“虚假繁荣”所迷惑，但往往容易迷失在数据揭示的“繁荣幻觉”之中。印度经济学家帕特尔于1961年发表论文，以无可辩驳的数学计算进行预测：摆脱了英国殖民统治的印度将会在大约30年之内，在人均收入上超过法国，随后便会赶超美国。当然在50年之后的今天，我们都知道这一预测结果与实际发展大相径庭。一旦对大的方向出现判断失误，不管他当年的数学计算多么“严密”，他的研究也变得黯然失色。假若当年从事全球资产配置的投资者听信于他，估计即便没有破产，也应饱受了痛苦煎熬，更别幻想成为“巴菲特”了。

基于制度的视角去探讨“真实繁荣”，那么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可以实现繁荣？什么样的制度可以实现“真实繁荣”？

糟糕的制度安排，大家都会嗤之以鼻。但一些在西方成熟经济体成功实施的制度安排，移植到发展中经济体，就出现了“变异”和“扭曲”，有人说，那是由于“发展中经济体的人不行”，这些经济体的人善于钻营，再好的制度安排到这些经济体都会“南橘北枳”。其实这是误解！设计得再精美的制度安排，假若背离经济体的发展阶段和国情，带来的其实是大家对它的“美好幻觉”，并不“真实”。唯有适合经济体发展的制度安排才是“真实” 的。

对任何经济体而言，没有好与坏的制度安排，只有适合与不适合的制度安排。一段时间适合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可能将演化为不适合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但人的惯性思维，容易沉溺于过去成功过的制度安排，或者移植其他经济体取得过成功的制度安排，而忽视了自身经济发展不断变化的客观环境，从而导致制度安排僵化或制度安排移植过程中“水土不服”，制约了自身经济的“真实繁荣”。

因此，实现“真实繁荣”的精髓在于建立可以实现“真实繁荣”的制度体系。在此制度体系内，制度安排能更加柔性地根据发展环境的变化实现动态调整，能有效避免利益集团的固化和制度安排的僵化。相比较于人类历史上制度安排演进的其他两个发展路径——“革命”或“改良”而言，这个“第三条”发展之路的冲击成本更小，可控性更强。由于利益集团没有固化，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都能在“常态化”的制度安排调整过程中得到有效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