嫉羨与感恩

《嫉羡与感恩》一书收录了克莱茵在两种心理位置（抑郁心理位置和偏执—分裂心理位置）这一创新概念下的著作，并显示这样的理论架构如何扩展且深化了她的视野。这是儿童精神分析先驱克莱茵毕生中ZUI重要的文献，也是其著述的高峰，更是对精神分析的发展与转型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为了向这位无与伦比的儿童精神分析大师致敬，“世图心理”将陆续推出《克莱茵全集》全套四本，完整呈现一代大师的工作实务及理论精髓！

《嫉羡与感恩》一书收录了梅兰妮·克莱茵从1946年以后到1960年去世之前的著作，也包括在1963年她去世以后才出版的未完成作品。这些是克莱茵毕生ZUI重要的文献，也是其著述的高峰。
克莱茵在本书介绍了新的观点：嫉羡在生命初期就已经在运作，也是死之本能的最初表现。嫉羡与感恩是相冲突的，在偏执—分裂心理位置运作的嫉羡是精神病理的强力因素。在精神分析著作中一向都强调嫉羡的重要性，例如弗洛伊德发现的阴茎嫉羡，但是，克莱茵对于嫉羡的概念完全是革命性的。

梅兰妮·克莱茵（Melanie Klein，1882—1960），著名精神分析学家，被称为“客体关系之母”，儿童精神分析研究的先驱。在其意义深远而富于开创性的工作中，她打开了理解婴儿ZUI早期的心理历程的途径，这些早期心理历程支配着婴儿的内心活动。她的理论将精神分析关注的重点，从之前的“驱力”转到了“关系”上。她也被誉为继弗洛伊德之后，对精神分析理论发展ZUI具贡献的领军人物之一。

第一章 对某些精神分裂机制的论述（1946） 1
第二章 关于焦虑与罪疚感的理论（1948） 27
第三章 关于精神分析结束的标准（1950） 46
第四章 移情的根源（1952） 51
第五章 自我与本我在发展上的相互影响（1952） 61
第六章 关于婴儿情感生活的一些理论性结论（1952） 65
第七章 婴儿行为观察（1952） 98
第八章 精神分析的游戏技术：其历史与重要性（1955） 127
第九章 论认同（1955） 146
第十章 嫉羡与感恩（1957） 181
第十一章 关于心理机能的发展（1958） 241
第十二章 成人世界及其婴儿期根源（1959） 251
第十三章 对于精神分裂症中的抑郁的论述（1960） 268
第十四章 论心理健康（1960） 272
第十五章 关于〈俄瑞斯忒斯〉的一些思考 279
第十六章 关于孤独感（1963） 305
短 论 318
附录一 注解 327
附录二 恩斯特·琼斯对梅兰妮·克莱茵作品之前版本的介绍 343
附录三 参考文献 350
附录四 克莱茵生平年表 355

多年以来，我一直对人们所熟知的两种态度——嫉羡与感恩的最早来源感兴趣。我得到一个结论：从根源上逐渐侵蚀爱和感恩的感觉，最强而有力的因素是嫉羡，因为它影响着所有关系中最早期的关系，也就是和母亲的关系。此种关系对个人整体情感生活的根本重要性，已经在一些精神分析的作品中被具体阐述。而我认为，借着进一步探索一个在早期阶段可能干扰很大的特定因素，我为我关于婴儿发展（infantile development）和人格形成（personality formation）的发现，增添了某些具有重要意义的东西。
我认为，嫉羡是破坏冲动中一种口腔施虐（oral-sadistic）和肛门施虐（anal- sadistic）的表达，从生命的开始就运作着，而且它有一种体质上的基础。这些结论与卡尔·亚伯拉罕作品中的要素一样，然而也蕴含着某些差异。亚伯拉罕发现嫉羡是一种口腔特性，但是根据他的假说，他认定嫉羡和敌意在稍后的时期才开始运作，也就是在第二口腔施虐阶段，这与我的观点不同。亚伯拉罕并未提到感恩，但是他形容“慷慨”（generosity）是一种口腔特征。他也认为在嫉羡中，肛门要素是一种重要成分，并且强调它们是由口腔施虐冲动而来的衍生物。
亚伯拉罕认为，在口腔冲动的强度之中有一个体质要素，这个进一步的根本观点是我所赞成的。而他也将躁郁症（manic-depressive illness）的病因学与口腔冲动的强度相关联。
最重要的是，亚伯拉罕和我自己的作品都更全面而深入地带出破坏冲动的重要意义。在他写于1924年的《力比多发展简论》（Short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ibido, Viewed in the Light of Mental Disorders）一文中，虽然《超越享乐原则》（Beyond Pleasure Principle）已于四年前出版，亚伯拉罕并未提及弗洛伊德关于生本能与死本能的假说。然而，在他的书中，亚伯拉罕探索破坏冲动的根源，并且比之前所提的，更明确地将这样的理解运用于心理障碍的病因学上。虽然他并未使用弗洛伊德生本能与死本能的观念，但这对我而言，他作品的根基还是在该方向上的洞见，特别是在对最初躁郁症患者的分析中。我认为亚伯拉罕的早逝，使他无法领悟他自身发现的这些全面复杂的内涵，和这些现象与弗洛伊德所发现的两种本能之间的核心有重要关联。
当我正要出版《嫉羡与感恩》时，正是亚伯拉罕逝世后三十年，我的作品使亚伯拉罕之发现的全面重要性越益受到肯定。对我而言，这是一个极大满足的来源。
一
在这里，我的意图是要对婴儿最早期的情感生活做更进一步的建议，同时推论出关于成人时期和心理健康的某些结论。了解成人人格的前提，是探索病人的过去、童年和无意识，这本来就在弗洛伊德的发现之中。弗洛伊德发现成人的俄狄浦斯情结，并从这类素材中，不只重构了俄狄浦斯情结的细节，还有其时间点。亚伯拉罕的发现，相当程度地补充了这种已经成为精神分析方法特征的取向。我们也应该记住，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心理的意识部分是由无意识发展出来的。因此，我跟随一种现今在精神分析中所熟悉的步骤，追溯婴儿早期的素材，我最先是在婴孩的分析中发现这些早期婴儿素材，随后又在成人的分析中发现。对婴儿的观察很快就确认了弗洛伊德的发现。我相信我关于一个更早阶段（生命第一年）的某些结论，也同样可以借由观察而获得关键性的确认。通过病人所呈现的素材，我们去重构关于较早期阶段的细节和资料，这种做法的正当性——实际上是必要性。弗洛伊德在以下段落中，做了最令人信服的描述：
“我们所寻找的是病人所遗忘的岁月的一幅图像，这幅图像应该是同样可信的，在各个本质层面上也应该是完整的……他的（精神分析师的）建构工作，或者称为重构（reconstruction），很像是一位考古学家在挖掘某些已被破坏、掩埋的住处，或某些古代的建筑。事实上，考古和分析的过程是一样的，但是分析师是在较好的情况下工作，因为他拥有更多的素材，可以任他运用来协助自己，也因为他所处理的不是一些已经破坏的东西，而是仍然存活的东西——或是为了其他的理由。但是正如考古学家从依旧矗立的基座中，建造起建筑物的墙，从陷落的地层中决定圆柱的数量和位置，并从废墟所发现的残留物中重构壁饰和壁画，分析师也是这样进行的。他们从记忆的片断、联想和分析过程中的个体行为中，做出他们的推论。这两者都有一种无可争论的权利：借由补充、组合幸存的残留物来重构。更甚者，他们都很容易碰到相同的困难和错误来源……如我们所说过的，和考古学家比起来，分析师是在较佳的情况下工作，因为他有任其处置的素材。然而在考古学家的挖掘中却没有这样的材料可供对应参考，例如可追溯至婴儿期的重复反应，以及所有与这些反应有关而通过移情来反映的现象……所有的本质都被保留下来。即使似乎是完全被遗忘的事情，也总是会以某种方式、在某个地方出现，而且只是因为被掩埋，才导致个体无从接触。诚然，如我们所知，也许我们可以质疑，是否有任何精神结构真的会遭到全面的破坏。我们能否成功地为完全被隐匿的部分带来曙光，这只能倚靠分析的技术。”178-1
经验教导我，已经完全成长的人格之复杂，只能借由我们从婴儿心理所获得的洞识，和追踪其进入后期生命的发展来了解。也就是说，分析的进行是从成人期回溯到婴儿期，再经由一些中间阶段返回成人期，这种反复地来来回回的动作，是依据普遍的移情情境。
在我全部的作品中，我赋予婴儿的第一个客体关系（对母亲的乳房和对母亲的关系）根本的重要性，并且得到结论：如果这个被内射的原初客体（primal object）带着相当程度的安全感而植根于自我，就奠立了一种令人满意的发展基础。这种联结涉及天生的因素。在口腔冲动的主导下，乳房被本能地感觉为滋养的来源，更深层的意义则是生命的来源。如果事情进行顺利，在心理和身体亲近这种令人满足的乳房，在某种程度上复原了那种出生前与母亲的一体感（unity）和伴随其中的安全感。这大部分取决于婴儿充分地贯注于乳房或其象征之表征（奶瓶）的能力。以这样的方式，母亲被转为一个所爱的客体。很有可能是在出生前，婴儿所拥有的母亲已成形的部分影响了婴儿天生的感觉：在他之外有某个东西，将会提供他一切所需要的和欲求的。好乳房被纳入，成为自我的一部分，而一开始在母亲里面的婴儿，现在他自己的内在有了母亲。
毫无疑问，出生前的状态意味着一体感和安全感，这种状态如何可以不受干扰，取决于母亲的心理和身体状况。但可以确定的是，在未出生婴儿的内在，仍然有可能有其他未经探讨的因素。因此，我们可以视其为对出生前状态的普遍渴求（longing），是理想化驱力的一种表达。如果我们以理想化的角度研究这样的渴求，会发现其来源之一，是因为出生所引起的强烈的被害焦虑。我们可以审视，这第一个焦虑形式也许可以扩展到未出生婴儿的不愉快经验，同时伴随着在子宫中的安全感觉，预示了对母亲的双重关系：好乳房和坏乳房。
在对乳房的初始关系之中，外在的周遭环境扮演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如果出生的过程遭遇困难，特别是若导致了并发症，例如缺氧，一种适应外在世界的困扰就会发生，而对乳房的关系就会在很不利的状况下开始。在这种情形中，婴儿去经验满足之新来源的能力有所缺损，结果无法充分地内化一个真正好的原初客体。更进一步，不论这个小孩是否被足够地喂食和抚养，不论母亲是否完全地享受对孩子的照顾，或是感到焦虑、在喂食上有心理困难——这些因素都影响了婴儿享受乳汁和内化好乳房的能力。
乳房所造成的挫折要素，注定会进入婴儿和它最早的关系之中，因为即使是快乐的喂食情境，也无法完全取代和母亲在产前的一体感。同样地，婴儿渴求一种无穷尽和永存的乳房，无疑地只是源自对食物的热望（craving）和力比多的欲望（libidonal desires）。因为，即使在最早的阶段，要得到母爱之持续证明的驱力，根植于焦虑之上。生本能与死本能之间的挣扎，自体和客体受破坏冲动灭绝（annihilation）的持续威胁，是婴儿与母亲初始关系的根本因素。因为他的欲望意味着乳房（很快变成母亲）应该处理这些攻击的冲动，以及被害焦虑的痛苦。
不可避免的委屈，伴随着快乐的经验，增强爱恨之间与生俱来的冲突。事实上，基本是在生本能统与死本能之间的冲突，并且导致有好乳房和坏乳房存在的感觉。结果早期的情感生活在某种意义上，以失去和重新获得好客体为特征。说到爱恨之间天生的冲突，我指的是对爱和破坏冲动两者的能力，在某些程度上，是体质性的，所以强度和从开始与外在情境的互动，有个体间的差异。
我重复地提出以下假说：原初的好客体，即母亲的乳房，形成了自我的核心，对其成长有不可或缺的贡献。我也常常描述，婴儿如何感觉他具体内化的乳房和它所给予的乳汁。同时，在他的心理中，乳房和母亲的其他部位和层面，已经有了某些模糊的关联。
我并不认定对婴儿而言，乳房只是一个身体上的客体。其全部的本能欲望和潜意识幻想，使乳房充满了远远超过它所提供的实际营养的性质。180-1
在我们对病人的分析中，发现乳房在其好的层面是母性美好（maternal goodness）、无穷尽的耐心和慷慨大方的原型（prototype of generosity），也是创造力的原型。正是这些潜意识幻想和本能需要，如此地丰富了此原初客体，使其仍旧是希望、信任和相信美好的基石。
这本书处理最早期客体关系和内化过程，一个根植于口腔特质（orality）的特殊层面。我会提到嫉羡对感恩能力和快乐能力在发展上的影响。嫉羡造成婴儿难以建立其好客体，因为他觉得他所被剥夺的满足，被让他感到挫折的乳房独占了。180-2
我们必须区辨嫉羡、嫉妒（jealousy）和贪婪（greed）。嫉羡是一种愤怒的感觉：另一个人拥有、享受某些所欲求的东西——嫉羡的冲动是要去夺走它或毁坏它。更甚者，嫉羡意味着只介于主体和某人之间的关系，且返回最早与母亲的排他关系。嫉妒基于嫉羡，但是参与这种关系的至少有两个人。它主要涉及的是主体感觉应该是自己应得的爱，却被对手从他身上夺走，或陷入被抢走的危险中。日常生活中的嫉妒观念，是一个男人或女人觉得被其他人剥夺了所爱之人。
贪婪是一种贪得无厌的强烈渴求，远远超过主体的需要和客体所能够和愿意给的。在无意识的层次，贪婪的目标主要在于完全地掏空、吸干、狼吞虎咽地吃光乳房，也就是说，它的目标是破坏的内射（destructive introjection）。然而，嫉羡不只是寻求这种方式的抢夺，也是把坏东西放入母亲体内，主要是坏的排泄物和自体坏的部分，而且最重要的是放入她的乳房，以便毁坏和摧毁她。在最深层的意义上，这意味着摧毁她的创造力。这样的过程，源自尿道和肛门施虐冲动，我在其他地方已经将之定义181-1为一种开始于生命之初181-2的投射式认同之破坏层面。虽然贪婪和嫉羡是如此紧密地相关，但是它们之间并无法画出固定的分界线，基本的差异在于：贪婪主要是和内射联结在一起的，而嫉羡则是和投射一起。
根据《简短牛津字典》（Shorter Oxford Dictionary），嫉妒意味着某个人已经拿走或被给予“好东西”，而这“好东西”照理说应该是属于另一个人的。在这样的脉络下，基本上我会将“好东西”诠释为是好乳房、母亲、所爱的人，这“好东西”已经被其他人拿走。根据奎博（Crabb）所著的《英文同义词》（English Synonyms）：“……嫉妒是害怕失去所拥有的；嫉羡是因看到另一个人拥有他想要的东西而痛苦……嫉羡的人厌恶看到别人享受，他只有在别人的悲惨中才觉得自在。因此，所有想要满足嫉羡之人的努力都是徒劳无功的。”根据奎博的说法，嫉妒是“根据客体而来的一种高贵或卑鄙的热情。在前一种情况下，它是因恐惧而尖锐化的竞争；在后一种情况下，它是被恐惧激起的贪婪。嫉羡永远是一种基本的热情，导致了那些更坏的热情。”
对嫉妒的一般态度不同于对嫉羡的态度。事实上，在某些国家（特别是在法国），因嫉妒而谋杀的判决较轻。这种差异的原因，可以在下列这种普遍的感觉中找到：谋杀对方，意味谋杀者仍爱着那个背叛自己的人。以上述所讨论的词汇而言，这意味着对“好东西”的爱存在着，而且所爱的客体不会像在嫉羡中一样被损坏或毁坏。
莎士比亚笔下的奥赛罗，在嫉妒影响下，他摧毁了他所爱的客体，而以我的观点，这就是奎博所形容的一种“嫉妒之卑鄙热情”的特征——被恐惧激起的贪婪。嫉妒作为一种心理天生的品质，在相同的剧作中有一段重要的论述：
可是多疑的人是不会因此而满足的；
他们往往不是因为有了什么理由而嫉妒，
只是为了嫉妒而嫉妒，
那是一个凭空而来、自生自长的怪物。
我们可以说：非常嫉羡的人是贪得无厌的，他永远不会被满足，因为他的嫉羡源自内在，因此总是会寻找一个可以聚焦的客体。这里也显示出嫉妒、贪婪和嫉羡之间密切的关联。
莎士比亚似乎并没有一直都区分嫉羡和嫉妒。以此处我所定义的层面而言，下面奥赛罗所说的文句，充分地显示出嫉羡的重要意义：
哦，主帅，你要留心嫉妒啊；
那是一个绿眼的妖魔，
谁做了它的牺牲品，就要受它玩弄……
这让人想起一句谚语：“咬噬喂养他的那只手”。咬、摧毁、毁坏乳房，几乎是同义词。
……

克莱茵的原生家庭与她的个人发展
梅兰妮·克莱茵，1882年生于维也纳，虽然她在那里生活到19岁，却是在1910年搬到布达佩斯以后，才真正“发现了”弗洛伊德与精神分析，从此精神分析成为其主要的兴趣与热情所在。而使她获得这一发现的家庭背景是有意义的。她的父亲莱齐斯（Moriz Reizes）是一位医生，其传统的犹太父母希望他能成为一个祭司，但是他默默反抗，研习了医学，并且在他买下牙医诊所之前执业了一段时间。他是一个很认真的学生，广泛地阅读，且自学了十种欧洲语言。他在克莱茵18岁时过世。克莱茵的母亲来自比较自由的家庭，似乎是一位富于冒险、温暖和勇敢的女性，她在克莱茵32岁时过世。我们可以从她的家庭背景里看到人性的温暖、勇气，以及进步与改变的能力，这些在克莱茵日后对精神分析的贡献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梅兰妮·克莱茵与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是其发展上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她是四个孩子中最小的，西多妮（Sidonie）大她四岁、伊曼纽尔（Emanuel）大她五岁、艾米丽（Emily）大她六岁。西多妮罹患重病，她短短的九年生命，几乎都是在医院中度过的，虽然她过世时梅兰妮只有5岁，但是她们之间已经发展出非常亲密与投契的关系。据说她想将自己所知道的事情教给妹妹，也是她教导梅兰妮阅读与算数。伊曼纽尔在写作与音乐两方面都显露出才华，但是他罹患了风湿性心脏病，很瘦弱。他像西多妮一样，也看出梅兰妮的能力，并且鼓励她、支持她读书。他有点叛逆，但是交友广阔，对于文化方面具有广泛的兴趣，也引领妹妹进入了这些领域。经由伊曼纽尔，她认识了未来的丈夫阿瑟·克莱茵（Arthur Klein）。伊曼纽尔曾想习医，但由于健康状况而必须放弃。在14岁前，克莱茵也曾计划习医，但事与愿违。17岁时她订婚，并于四年后结了婚，因而必须放弃医学之路。不过，在订婚之后的两年里，她到维也纳大学研读人文科学。
阿瑟·克莱茵是个工程师和商人，为了工作必须时常旅行，有几年这对夫妻居住在斯洛伐克与席雷西亚（Silesia）地区的小镇。梅兰妮深深怀念她在维也纳的社交与智性生活，当时也已经出现婚姻问题。不过当1910年她的丈夫在布达佩斯找到工作时，她的生命改变了。当时她已有两个小孩，梅莉塔（Melitta）生于1904年，汉斯（Hans）生于1907年。在布达佩斯，梅兰妮发现了弗洛伊德的作品《梦的解析》（On Dreams，1901）以及改变其生命的精神分析。她与费伦齐（Ferenczi）联系并接受其分析，费伦齐鼓励她开始分析儿童。1919年，她在匈牙利精神分析学会发表了第一篇文章《一名儿童的发展》（On the Development of a Child）。大约在这个时候，阿瑟前往瑞典工作，她终于与阿瑟分居了，并于1926年离婚。1921年她搬到柏林，在这之前她曾于海牙的精神分析年会中见过亚伯拉罕（Karl Abraham），且深深被他及其思想所吸引。亚伯拉罕对于克莱茵的工作非常肯定，她终于在排除万难之后，说服亚伯拉罕于1924年初开始为她分析，但是1925年12月亚伯拉罕去世了。失去了这个治疗师同时是朋友的支持，克莱茵在柏林的生活越来越艰辛了。也是在1925年，她认识了恩斯特·琼斯（Ernest Jones），他对她的著作非常感兴趣，并邀请她去英国演讲，她欣然答应，她在英国共进行了六场关于儿童精神分析的演讲，这些演讲内容随后编辑成她的第一本书《儿童精神分析》（The Psycho-Analysis of Children）的前段。来年她带着最小的孩子——当时13岁的艾力克（Erich）移居伦敦。梅莉塔在此前已经与施密德伯格医师（Dr W. Schmideberg）结婚，夫妻双双接受训练并成为精神分析师，也定居在伦敦，克莱茵的长子汉斯则留在柏林。梅兰妮旋即在英国精神分析学会（British Psychoanalytical Society）的历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常态性地参与学术研讨会，在学会中宣读文章、举办讨论会与演讲。她的取向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受到某些人的强烈反对，又为其他人所高度赞许。
梅兰妮·克莱茵和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大约在同一时间开始分析儿童，但是她们的工作在许多基本面向上大相径庭，这些差异可见于1927年的《儿童分析论丛》（Symposium on Child Analysis）。梅兰妮·克莱茵对于精神分析之主要贡献的根源可以说在《儿童精神分析》一书中就已经存在了。举例来说：本书显现了她对儿童焦虑的关注，这一焦虑经常伴随着潜在的攻击性。她看到诠释焦虑的重要性，而非用来忽略它。她见到儿童的潜意识幻想与焦虑事实上表现在游戏中、使用玩具的方式上以及在游戏室里的行为中，因此，接触儿童的游戏让克莱茵能够与幼儿工作，即使是欠缺语言表达能力的儿童亦然。这样的取向随后开启了对潜意识幻想更多的了解，并且帮助她辨识了许多弗洛伊德曾经生动描述的议题，事实上在个体生命的更早期就已经开始了，例如与客体的关系、认同与内射（introjection）的过程、俄狄浦斯情结等。她见到幼童带着先前对客体已经形成的期待与态度，进入治疗中。她开始探讨内在客体的本质，以及这些客体在儿童的内在世界里是如何相互产生关联。她观察到这些内在客体运作的方式决定了儿童与分析师建立关系的方式——也就是移情。她对移情的观察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投射与内射的机制，以及移情如何反映了儿童的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经验之间不断进行的互动。
这些以及许多其他的发现，随着她持续对儿童与成人的分析而逐步开展与丰富化，并且建立了一个新的理论架构。这一点随着1935年发表的《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A Contribution to the Psychogenesis of Manic-Depressive States）而更为清楚，这篇文章综合上述许多观念，并加以系统化。现在，我们见到她比较不强调攻击性，而较强调生死本能、爱与恨之间的互动及其隐含的意义。她引介了“心理位置”的观念，并描述“抑郁心理位置”（depressive position）及其与“偏执心理位置”（paranoid position，当时如此称呼，后来名为“偏执—分裂心理位置”〔paranoid schizoid position〕）之关系。心理位置的观念意味着与较为僵化的发展阶段概念有所区别。克莱茵认为，每个心理位置具有其独特的焦虑与用来对抗这些焦虑的防御方式，而这些防御或是更偏向整合和更真实的客体关系，或是相反地，更偏向分裂（splitting）与碎裂化（fragmentation）。因此，她并不视这些心理位置为已经渡过且完成的阶段，而是个体人格中的动力部分。
这些想法在五年后的文章《哀悼及其与躁郁状态的关系》（Mourning and its Relation to Manic-Depressive States）中有进一步的发展，不过要等到1946年在《对某些分裂机制的论述》（Notes on Some Schizoid Mechanisms）中，梅兰妮·克莱茵的基本理论架构才算得到最终阐明。在该篇文章中，她更巨细靡遗地探讨了生命最初几个月间的心理过程，即偏执—分裂心理位置，并且引介了投射性认同（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的概念：既是一种防御机制，也是一种侵入和控制客体的方式。她在这个领域的工作对于了解精神病具有很重要的贡献，这些在罗森费尔德（H. Rosenfeld）、 西格尔（H. Segal）、比昂（W. Bion）等人的工作上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1957年，克莱茵出版了最后一本重要著作《嫉羡与感恩》（Envy and Gratitude），在此作品中，先前曾在某些儿童案例中被描述为重要情绪的“嫉羡”，现在被视为正常与病态发展的要素。
虽然梅兰妮·克莱茵发展了新的理论架构，她始终都觉得自己的工作基本上奠基于弗洛伊德的理论，只是在一些方向上有所不同，这些歧异之处主要在于她相信：许多弗洛伊德的发现，事实上源于比他所认为更早的阶段。克莱茵的理论思想萌发于她在临床工作上很深的投入，其理论的发展也和临床工作并行。这种介于临床工作与理论思想之间的互动，对于许多欣赏并且重视其贡献的分析师而言，已被证实为非常有力的启示。
贝蒂·约瑟夫（Betty Joseph）
梅兰妮·克莱茵基金会（The Melanie Klein Tru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