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故事(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J.M.库切畅聊人生、小说、心理学)

★一本帮你认清人生真相的启示之书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两度布克奖得主J.M.库切与英国心理学家库尔茨的精彩对谈

★何为真实？何为虚构？文学和故事如何治愈和影响我们的心理和生活？

★塞万提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弗洛伊德、克莱恩、塞巴尔德、库切……一场文学与心理学的对话，一次真实与虚构的碰撞。

《好故事》是一场关于心理治疗与叙事艺术的精彩对谈。对话的一方是长期关注心理道德的诺奖作家J.M.库切；另一方则是相当有文学素养的心理治疗师阿拉贝拉·库尔茨。双方关注的核心是“故事”。作家常常独自写作，他们在写作中掌控整个故事；而心理治疗师则与患者合作，展开患者的真实生活和身份叙事。

在令人深省的思想碰撞中，两位作者讨论了个体及群体的心理：学校课堂、帮派组织，以及将祖先的残暴行为融入民族叙事的移民国家。库切和库尔茨借鉴了塞万提斯和陀斯妥耶夫斯基、塞巴尔德等伟大作家，以及弗洛伊德和克莱恩这样的心理学大师，深入探讨人类的自我审视能力、人们对于自我叙事的期待，以及我们在此过程中所遇到的阻力。

对库切的书迷来说，这本书是让他们了解这位作家的难得机会，因为他绝少以非虚构的方式发表自己的思想观点……此书的乐趣还在于看论辩双方（库切与库尔茨）如何吸收对方的批评、调整自己的观点，甚至有时互换立场。

第一章

作为撰写人物人生故事的作者，对比仅仅作为人生故事的陈述者。创作一个好看的故事，对比讲述真实的故事。

心理治疗师是这些故事最为悉心的聆听者。倾听与分析叙述中的抗拒情绪。其中治疗的目的在于：释放病人的自由表达能力，以及病人的叙述性想象。

v

J.M.库切（以下简称JMC）——什么是一个好故事（一个看似合理，甚至是令人信服的故事）的特性？当我把自己的人生故事说给他人听的时候——更甚而言之，我对自己讲述我的人生故事——我是应该迅速跳过那些风平浪静的时间段，而浓墨重彩地描述发生事端的时间段，使叙事更为有型，并营造一种期待和悬念呢，还是相反，以一种中立、客观的态度，尽可能道出某种臻于法庭标准的真相：真正的事实，整个的事实，毫无保留的事实？

我和我的生活经历是什么关系？对于我的生活经历而言，我是有意识的作者，还是应该仅仅作为一个讲述者的角色，尽可能不干预从自己内心流淌出的言语细流？最重要的问题是怎样处理记忆中保存的大量素材，一辈子的素材，哪些东西我应该删除，或者说必须略去。弗洛伊德的警告却是，那些未经思索而被删除的记忆（例如，无意识的思考），难道不是抵达自我深层意识真相的关键所在？但是，从逻辑上来说，又能怎样确定哪些是我未经思索而删除的记忆呢？

®

阿拉贝拉·库尔茨（以下简称AK）——我想，也许只有精神分析才能抵达深层意识的真相；抑或，更审慎更确切的说法是，分析其叙述中的抗阻因素，以使个人故事得以在任何一个节点上呈现出来——因为这是一种连续过程，具有全方位、连贯性和啮合性特点。一个真实故事所包含的体验，在幼童时期、青少年时期以及成年人等不同年龄段的叙述是不一样的。

弗洛伊德认为，自由联想是心理诊疗室中能够达到无意识经历呈现的最佳方式，不过在我的经验中，它却未如人们所期待的那般奏效。病人被要求尽可能随意言说，不必考虑通常的社会准则以及是否精确，但是他通常会发现，自由表达能够达到何种程度，其实是受到限制的——恰恰止步于自己内心的私密之处。这确使我们看到心理防卫机制的个体作用，乃至付诸对抗拒的分析，成为大部分治疗中的实质性挑战。

关于精神分析，有一种思路是说这一方法旨在对叙述或自我经历的想象的自由释放。如果我们遵循这一思路，那么像你这样的作家就有可能对“在心理诊疗室中叙述”这一形式提供见解与看法。

®

JMC——好吧。那么让我来问一个使我困惑已久的问题。作为一个临床心理治疗师，是什么促使你希望你的病人去面对他们自身的事实真相，而不是与一个故事合作或勾结——这个故事，我们不妨称之为虚构小说，但是一种自我赋能的虚构小说——这故事难道不会让病人对自己产生良好的感觉，以致认为自己足以在这世界上拥有更好的爱情和工作？

一个更进一步的同类问题是：是否所有的自传，所有的人生叙事（不是虚构小说），至少在这种意义上，都是一种建构（虚构一词fiction，来自拉丁文fingere，意为形成、产生）？这里我不是说自传是自由产生的，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编造自己的生平故事。我是说，在创作自传时，我们经历的自由就好像在梦境中一样，在梦里，我们植入自己的叙述形式，即便是受到那些我们无法清晰自知的力量的影响，但也都是基于对现实的记忆。

正如我们彼此都知道的，各种自助式治疗相当清楚地表明，其目的是使被治疗者对自己感觉良好，如果真相难以应对，那就倾向于无视真相的准则。一般来说，我们不太看得起这样的治疗。我们会说，他们的治愈，只是看起来治愈而已，治疗对象迟早会在现实面前碰壁。可是，如果我们依照某种社会共识，不把事实戳穿，而是像某些心理治疗团体所做的那样，确信彼此的幻想，情况将会怎样？这样就没有在现实面前碰壁这档子事了。

在自由开明、后宗教文化中，我们倾向于把叙述性想象视为我们内心的一种良性能力。但是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看待这件事，根据我们许多人生活中的自我叙述经历：作为一种能力，我们以往常常详尽描述最适合自己和自己的圈子的故事，这种故事替我们以往和当下的行为方式做辩护，在这故事中，我们总体无甚大错，而其他人却总的来说是不对的。当这种自我叙述在现实面前公然碰壁时，我们作为观察者，将此归结为治疗对象受到了迷惑，治疗对象的想象所产生的自我真相与实际真相发生了矛盾。所以，治疗者的职责之一，是否应该让病人明白他们不能随意编织自己的人生故事，编造自我会导致现实世界中的严重后果？

译者序

没故事的“好故事”

Ye shall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shall make you free.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新约·约翰福音》 8:32

文敏

在接到库切这本最新著作的翻译委托之前我对它一无所知，亚马逊网上只挂着最基本的简介，与书上扉页无异。我还以为这是一部造型别致的心理学小说，当然不可能是阿加莎·克里斯蒂或东野圭吾那种，但说不定是向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的致敬之作——毕竟库切那样推崇陀氏。再不然就是哲思与心理分析治疗情节的混搭？……最后读下来结果完全出乎我的预料。如果你也跟我一样打算在《好故事》中搜寻到通常意义上的“好故事”，趁早死了这条心。但如果你想了解库切与心理学家寻求的哲学意义上的“好故事”，那不妨来与作者一起深聊一下究竟何为“真实”（truth）。

文学意义上的好故事是什么？开篇库切问心理学家库尔茨：

好故事（合理的，甚至引人入胜）的素质是什么？当我把自己的人生故事说给他人听的时候——甚而言之，我对自己讲述我的人生故事——我是应该迅速跳过那些风平浪静的时间段，而浓墨重彩地描述发生事端的时间段，使叙事更为有型，并营造一种期待和悬念呢，还是相反，以一种中立、客观的态度，尽可能道出某种臻于法庭标准的真相：真正的事实，整个的事实，毫无保留的事实？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他是指某些特定的人生中“有故事”的那些部分，发生了什么事情，可以讲述的故事。而那一部分是否真实，是他需要与心理学家讨论的问题。要命的问题就是，“真实”是什么？同样一件事发生了，不同视角与不同叙述者对此会有不同表达。那么哪一个才是“真实”？同一件事，同一个人，年幼时与年老时的回顾也会大相径庭。于是作为一个叙述者，库切再次向心理学家发问：“我和我的生活经历之间是什么关系？我是我生活经历有意识的作者呢，还是我应该把自己仅仅置于发声的角色，尽可能不干预从我内心流淌出来的词语细流？最重要的问题在于，鉴于我保持在记忆中的丰富素材，一生的素材，哪些是我应该，或必须略去的？弗洛伊德的警告是，那些未经思索删除的记忆（例如，无意识的思考），也许恰恰是抵达有关我的至深真相的关键所在？但是，从逻辑上来看，如何确定哪些是我未经思索而删除的记忆呢？”

好问题！它引出了另一方向的问题：一个小说家，而非新闻记者或传记作家所追寻的“真实”究竟是什么？是作为自己生平回顾的真实吗？如果我们认为通常意义上作家隐藏在作品背后，那么作品的真实是否就是作家想要表达的真实？再说，小说的“真实”指的又是什么？

与库切对话的心理学家阿拉贝拉•库尔茨是心理学家，她在英国国民保健体制内的司法精神健康部门担任过要职，目前为莱斯特大学的高级心理学导师。还需要补充一点：她是个文青。她的第一个回答大致意思是：可能只有精神分析才能抵达“至深的真相”，或者，更审慎确切的说法是，分析对象叙述当中的阻力是，一段真实的人生经历，在孩童、青少年及成年人等不同年龄段所呈现的叙述是会不一样的。弗洛伊德认为，自由联想法是诊疗室中能够呈现无意识经历的最佳方式，但在心理医生的临床经验中，它却未如人所期待的那般奏效。病人被要求尽可能随意地说话，不必考虑通常的社会规则以及是否精确，但他/她通常会发现，自由表达能够抵达何种程度其实是相当受限的——即使是在自己意识的私密之处。这确使我们看到心理防卫对于个体的作用，这是大部分心理治疗中面临的实质性挑战（两人的对谈涉及了相当多的专业术语，如：心理防卫、抗拒、退行，在本书后附有专业术语表加以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