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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奇观与中国宝藏
不理会野心与世俗贪欲的危险，我决心再度启程，从巴士拉出发，
与一群诚实的商人一起，满载货物，沿底格里斯河顺流而下。
——辛巴达，开始了他的第三次旅程，出自《一千零一夜》
1000年前，一位波斯船长退休之后，开始写回忆录。尽管这份回忆录现在只在伊斯坦布尔一座清真寺中还幸存一份孤本，但是在这位船长生活的时代，这些故事使他闻名于世。布祖格·伊本·沙赫里亚尔船长，将其著作称为《印度的奇观》（The Wonders of India），但是他在这本书中却不局限于描述印度文明。他呈现给读者的是在他自己的职业生涯中航行过的热带海洋沿岸丰富多彩的生活风貌。他对于那个时代人们生活的自发还原，远比任何学术复原所能达到的水平高超。他描述了在风暴中飘摇不定的船只上恐惧的乘客，因为被欺骗而愤怒的商人，沐浴在爱河中的年轻人，以及坐在以珠宝装饰的王座上、睥睨众生的傲慢帝王。
为了娱乐的缘故，他将许多没有太多依据的轶事收入书中，其中包括美人鱼、能够吞下大象的巨蛇、被咬一口就能让人“连眨眼的工夫都没有”而迅速丧命的双头蛇，以及拥有超凡性能力的女人。“布祖格”只是一个绰号，意思是“大的”。他被称作“布祖格”很可能是因为他爱好以夸大的方式讲荒诞的故事，而不是因为他本人身形高大。他说，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带着读者前往许多国家，进行有趣并且有益的旅行。尽管《印度的奇观》与《一千零一夜》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两者仍有很大区别，因为《一千零一夜》中的辛巴达是一个虚构的英雄，而布祖格笔下的大部分内容则经得起历史的审阅。
相关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表明，布祖格写回忆录的时间大概是公元950年（伊斯兰教历341年）。他生活在波斯湾南端的尸罗夫，以那里的狭窄海峡为起点，印度洋像扇子一样展开。就如同罗马人曾经称地中海为“我们的海”，对于布祖格和他同时代的人而言，印度洋也一样，是伊斯兰世界的延伸。
尸罗夫拥有30万居民，整座城市被山环绕。这使得它在夏天的几个月中像一口大蒸锅，与布祖格同时代的一个人称它是波斯最热的地方。它也是波斯最富裕的地方之一。在富有的商人庭院中，喷泉总是不间断地喷出水来；天黑后香油在镀金的枝形吊灯里燃烧，驱走黑暗，光线投射下来，照亮了盖着丝绸与天鹅绒的长沙发；高大房屋的墙壁上，镶着来自印度的柚木护墙板；来自非洲的红树房梁，支撑着平坦的屋顶。尸罗夫最大的建筑是总督宅邸和大清真寺。停泊在港口中的大船带来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货物。而小一点的船只从波斯湾北上，将货物运到巴士拉，但由于底格里斯河带来大量泥沙，这使得远洋船只经常在那儿无法卸货。
即使尸罗夫如此富足，也无法媲美巴士拉的奢华与壮美。而巴士拉与哈里发的首都巴格达相比，还要略逊一筹。巨大的宫殿群坐落在底格里斯河河边，光滑如镜的条纹大理石柱支撑起它们的穹顶，它们是阿拉伯世界的奇迹。与布祖格同时代的历史学家穆卡达西赞美它的壮丽：“巴格达，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它是幸福安康之城，城中充满谈吐不凡、举止高雅之人。那里的风是和煦的，科学是尖端的。那里的一切都是最好的、美丽的。人人心向往之，而所有的战争则与它永远绝缘。”
尽管哈里发是宗教领袖，但是由于王朝间的纷争，哈里发也曾几度丧失权力，而巴格达仍然控制着一个疆域从印度一直延伸至埃及的帝国。在帝国建立300年之后，也就是基督教创立即将满1000年的时候，伊斯兰教吸收了比基督教更多的信徒，囊括了比基督教更广阔的地域。正是在这时候，布祖格的作品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引领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千年。在新千年里，这两种宗教之间的冲突几乎没有间断过。
如果当时伊拉克、波斯、印度的城市居民能觉察到西方人的存在，他们会对西方的贫穷感到震惊。而欧洲人的视野，仍然没有超出他们那几个半文盲军事领袖模糊的领地边界。西欧处在世界文明的外部边缘，而巴格达则可以夸口说自己处在世界文明的中心，它只有君士坦丁堡这一个竞争对手。“欧洲”与“基督教世界”统一的概念还没有生根。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半异教徒、半基督教徒的入侵者仍然能在几乎任何地方造成巨大破坏。
残留下来的一些古典文献在欧洲的修道院里得以幸存，但是它们完全无法与阿拉伯学者们的图书馆收藏相提并论。后者拥有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古希腊的伟大作品，而且它们都有阿拉伯语译本供学者们使用。像布祖格这样一位波斯船长使用这些作品的便利程度，都远超过欧洲最博学的基督教主教。
伊斯兰世界的边界循着北非海岸延伸到西班牙，在这条边界之外，东西方很少有直接接触的机会。去过比意大利还要远的地方的欧洲基督教徒，几乎只有秘密前往亚历山大里亚的贸易商、努力赶往耶路撒冷的朝圣者，以及被卖作奴隶的年轻男孩儿和女孩儿。这些女孩儿注定要在女性奴隶的陪伴下，在闺房里侍候阿拉伯贵族。而陪伴她们的女性奴隶，有的来自埃塞俄比亚，有的来自红海以南的遥远非洲国家。男孩儿则在法国凡尔登一处臭名昭著的集合地集体被阉割，沦为宦官。之后，他们越过比利牛斯山进入西班牙，在那里登上由被称作“识路者”的犹太商人控制的船只前往印度洋沿岸诸国。
在9世纪初的一个短暂时期里，基督教欧洲与伊斯兰世界一度产生了相互谅解的可能。尽管距离遥远，但是哈里发哈伦·赖世德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多次互派大使，商讨一个从未实现的阿拉伯计划：共同发起战争，攻占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互派使者的事只在查理抄写员的记录中看到过；哈伦在巴格达接待多国大使，自己也将大使派往各国，所以伊斯兰的编年史家可能觉得与查理互派使臣的事不值得特别记载。）哈伦年轻的时候曾经包围君士坦丁堡。他派遣使者前往拜占庭，面见君士坦丁六世，在力劝君士坦丁六世改宗伊斯兰教无果之后，才转而采取了扩大西方教会与东方教会之间嫌隙的策略。
哈里发没有向查理提出这样的建议，只是送给他奢侈的礼物：珠宝、象牙棋、刺绣真丝长袍、滴漏，以及一头叫作阿布·阿拔斯的被驯服了的白象。这头以阿拔斯王朝第一代哈里发的名字命名的白象，曾经属于一位印度王公。而成功地将这头大象从幼发拉底河带到地中海的，是一位叫作以撒的犹太人。他是前往巴格达的三人使者团里唯一的幸存者。在一次危险的跨海航行后，他们抵达了意大利。之后，这头大象又被牵引着越过了阿尔卑斯山。在802年7月20日，它终于迈着沉重而缓慢的步伐，进入了查理位于亚琛的宫殿。皇帝很快就对这头大象十分用心。它经受住了欧洲的气候，在那里生活了整整八个年头。白象最后殒命是因为皇帝为了恐吓到处劫掠的丹麦人，而草率地将它带到了德意志北部阴冷的吕内堡石楠草原。
巴格达的哈里发与法兰克人的“哲学王”之间的这些接触，被证明仅仅是一簇跨越宗教与文化分歧的短暂的火花。查理原先计划在耶路撒冷建立一处基督徒的暂居处，这一点也得到了哈伦的赞成，而这正是中世纪传奇的基础。查理是第一位十字军战士，他曾率领一支朝圣者的军队前往圣地。然而，真正的十字军东征要晚一些，在1095年由教皇乌尔班二世发起。到那个时候，阿拉伯人会震惊于他们宗教仇敌的粗野与残忍。
信奉基督教的欧洲是封闭的，并且与亚洲隔绝，而非基督徒的欧洲人——居住在西班牙和地中海岛屿上的阿拉伯人——则可以自由地在已知的世界中漫游，甚至可以前往遥远的中国。这意味着旅行者首先要穿过埃及和阿拉伯半岛，之后到达像尸罗夫一样的港口，也就是从那里，“中国船”起航，开始当时人类已知的最远距离的航行。布祖格曾在一个故事中提到一个来自加的斯的人，他极为大胆地偷乘了一艘开往中国的船。这个人亲眼见证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航海船只的巨大差异：一种是开往中国的、发出嘎吱嘎吱声响的船；另一种完全不同，是笨重的、用巨大的钉子固定住木板的平底船，后者他可能在西班牙的海港中见过。
使用椰子纤维绳索捆绑印度洋船只木板的原因，通常可以用“磁山”的神话加以解释。用钉子固定船板的船只航行到磁山附近，船体表面的每一片金属物都会飞出去，所以这种船只注定沉没。在辛巴达的一个故事里，当一座磁山隐约出现在船头前时，船长就立刻“将包头巾甩在甲板上，撕扯自己的胡子”，因为他知道自己死定了：“钉子从船体飞出，射向磁山。船只碎成片，我们都被丢入怒海。大多数人当即就淹死了。”
然而，现实真相是阿拉伯半岛缺少铁矿，打造刀剑的铁匠们通常最先要求从锡兰和东非那样的地方进口金属。此外，如果“缝合的”船只需要搁浅维修，原材料就在手边总是令人安慰，因为印度洋岸边随处可见椰子树。海洋也提供了维护船体的材料——厚厚地涂抹于船体表面的油脂，这些油脂来自鲨鱼和鲸鱼的尸体。（作为一个造船港口，尸罗夫拥有一个处理鲸脂的工场。）在船体涂油的目的是使木材免遭腐蚀，并且保持韧性，以便在触礁时不容易被撞坏。
印度洋的这些“缝合船”拥有悠久的历史。大约在公元50年，一位希腊航海者在一本海员手册里最早提到它们。这本手册被称作《厄立特里亚海航海记》（Periplus [Circuit] of the Erythrean Sea），它如实地描述了此次探险和印度洋的贸易条件，以及在岸边遇到的人们。它提到一个叫作拉普塔（Rhapta）的东非海港（遗址尚未被发现），在那里可以买到大量的象牙和龟甲，“缝合船”也是在那里被建造的。
从阿拉伯半岛前往中国的船只，沿着印度到锡兰（意为红宝石之岛）的海岸线向南航行，向东到达苏门答腊岛，穿过亚洲最南端的马六甲海峡，然后向北进入中国海。整趟航行需花费一年半的时间。船长们通常选择在护航队的陪同下远航，以减少印度西部海域大量海盗的骚扰。海盗们有时间隔开来，驻守在固定的贸易航线上，以拦截落单的船只，他们在敲诈到钱物后才对这些船只予以放行。沿海地带的统治者因为给海盗提供了避难的港湾，甚至可以在这种生意中分一杯羹。
即使在航行的过程中人们要面临巨大的风险，但是中国的诱惑是无法抵抗的。它有精美的商品和非凡的技术。关于中国，人们相信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布祖格从未表示他本人乘船到过中国，但是毫无疑问，他从朋友那里获得了关于中国的各种信息：一个身居高位的官员是如何在10万骑兵的护送下进入广州的；中国的一位统治者，在接见一个阿拉伯商人时身边环绕有500名各种肤色的女奴，这些女奴身披各种丝绸，佩戴各式珠宝。官员们的待遇可能被旅行者的故事夸大了，但是东方军队中数以万计的骑兵数量，以及专制君主们总是骄傲于拥有大量姬妾的情况则是真实的。
阿拉伯半岛着迷于从中国进口的华美货物（直到今天，瓷器在阿拉伯语中还被叫作“中国的”）。甚至红海也一度被称作“中国的海”，因为在最早的时代，就是从那里，满载象牙、香料和黄金的货船起航，前往中国交换奢侈品。继希腊人之后，罗马人开始称呼中国为“赛里斯”（Seres）——“丝绸之国”。
伊斯兰教创立之前的波斯——伟大的萨珊王朝，曾派遣代表团前往中国。尽管波斯的古老文明有很多了不起的技艺，如中国人乐于学习的波斯制作银器和吹制玻璃的技术，但是中国的统治者总是认为其他所有国家都必须承认中国的优越地位，并且要归顺于它，这是理所当然的。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如此强硬地坚持这一点。尽管我们已知一个中国学者在10世纪曾拜访过巴格达，但是布祖格从未提到有任何一个中国商人去过印度洋以西的地方。当中国皇帝收到遥远国家的君主送来的礼物时，他傲慢地接受了它们，并将它们视作觐奉的贡礼。作为回礼，中国皇帝以赐予者的身份，授予对方封号。
尽管远洋航行充满风险，或者正是由于这些风险，航行到遥远国家的前景成为搅动年轻人激情的动力：与伙伴们一起出海的远洋船只的轮廓、在印度洋地区的古城出土的房屋石膏板上的斑驳印记，共同承载这样的精神与情感，但是毫无疑问，灾难总是频繁发生。9世纪的一份中国官方记录提到，从印度洋航行过来的船只携带“白鸽作为信号”：“如果船只沉没，即使远达数千英里，白鸽也会飞回家乡。”对水手而言，陆地鸟类是个好兆头，因为经过数星期的外海航行，这些鸟类是他们看到的第一个证明不远处有陆地的标志。在没有航海图和精确的航海仪器的时代，船长们通常依靠这些标志：海水颜色与洋流的变化，海面上漂浮的船只残骸，甚至是夜晚海浪磷光的数量。
布祖格将一位七次成功航行到中国的船长称作英雄，但是这位英雄最终与他的船一起葬身大海了。印度洋的远洋船只最多能承重一百吨货物和五六十个人。这样的船总是畏惧风暴，但因为没有风而造成船只不能前进的状况与风暴一样危险。饮用水可能会耗尽，或者病菌也会从老鼠出没的地方在船上传播开来。有时高温和恶臭会把乘客逼疯。那些还留有理智的人花大量时间阅读宗教经典，以期从中找到可以安全抵达的预兆。人们站在船头密切观望，在陆地最终映入眼帘后发出第一声欢呼以提醒其他人。
《印度的奇观》通常在讲述发生在海上的故事时体现出一种反讽式的幽默，但是这些故事也可能是令人心酸的。当布祖格讲到人们遇到危机如何行事时，那种真实感使得其间的数个世纪好像突然消失了。他讲述了一次海难过后，几个乘坐小船死里逃生的幸存者在海上漂流了几天，远离了印度海岸。他们之中有一个男孩儿，他的父亲在船沉没的时候淹死了。饥饿逼迫幸存者想到同类相食，于是他们决定杀死并且吃掉那个男孩儿。“他猜到了我们的意图，我看到他望着天、眯着眼，默默祈祷。幸运的是，就在那一刻，我们望见了陆地。”
因而，许多到处漫游的商人选择最能吸引他们的港口定居，而非冒险返航，这并不令人吃惊。有生意可做，有清真寺可以祷告，有奴隶和姬妾可以满足他们的生理需求，除此之外，还希冀什么呢？特别是安全抵达中国的旅行者，通常都不情愿回去。在布祖格写书之前的两个世纪，东方的波斯人和阿拉伯商人已经多到可以对广州发起一次海上劫掠，而原因据推测是报复他们所受的虐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