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记员巴特尔比
我是个上了岁数的人。过去三十年中，由于我职业性质的缘故，我和一群看起来有趣而且有点独特的人有了非同寻常的联系，据我所知，这群人尚未见经传——我指的是法律文书抄写员，或者说是书记员他们。通过职业来往或私人交往，我认识了他们中的很多人。如果我乐意，能够讲出许多关于他们的故事，听了这些故事，善良的绅士可能会微笑，而善感的人也许会悲叹。但是其他书记员的故事我暂且不提，就讲讲巴特尔比的几段往事，因为他是我所见所闻中最奇怪的书记员。关于其他法律文书抄写员，我或许能够讲述其整整一生的故事，但是对于巴特尔比，却做不到，因为我认为缺乏资料，不能为其作一部满意的完整传记。对于文坛来说，这是一大损失，无可补救。有些人的事迹除了最原始的材料，其他的一切都无法考查。巴特尔比正属于这种人，而且关于他的资料又非常少，我对他的了解就是自己亲眼目睹的种种怪状，此外就是下文会提到的一份含糊的报告。
介绍巴特尔比书记员——他第一次出现在我面前就是这种身份——之前，我还是先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我的雇员、我从事的行业、事务所和周边环境；因为要充分了解下文要介绍的主人公，很有必要了解这些情况。首先，我本人自打年轻时就已深刻地认识到生活方式越简单越好。因此，尽管我从事的职业众所周知是热闹紧张的，有时甚至动荡不安，但是我的生活安宁并没有因此受到侵扰。我属于那种淡泊名利的律师，从来不在陪审团前高谈阔论，也不以任何方式赢取公众喝彩；而是安然隐逸，平静稳妥地处理有钱人的事务，包括他们的债券、抵押贷款、产权证等。所有了解我的人都认为我特别可靠。已故的约翰·雅各布·阿斯托先生，这位鲜有狂热诗情的名士，毫不犹豫地宣称我的最大优点是谨慎，第二大优点便是做事有条理。我这样说并非虚夸自己，而只是复述一个事实，即我并没有被阿斯托先生解雇。我承认，我喜欢经常提起阿斯托先生这个名字，因为这个名字发音圆润，如同金声玉振。直率地再说一句，阿斯托先生对我的好评，我并非无动于衷。
我要讲的这个小故事开始前的某个时候，我的事业得到较大扩展。衡平法院一位主事官的老字号事务所——现在纽约州已经没有这个牌子——转到我手中。这个事务所的工作人员虽然不是很刻苦，但是获利丰厚，让人欢欣。我很少发火，更不用说是为手下人的错误或冒犯行为而火冒三丈，这样做有危险；但是，在这里请允许我莽撞地表达我的一个观点。我认为新宪法突然之间强力废止衡平法院主事官的事务所是不成熟之举；我本来指望这辈子都能享受该所的利润，想不到短短几年间就结束了。当然，我只不过是顺便提一下。
我的办公室位于华尔街×号，楼上。从办公室一端能看见一个大天井的白色内墙，而这堵墙从上至下贯穿整幢大楼。
这种景色也许会略嫌乏味，缺乏风景画家所谓的“生机”，而办公室另一端的景致则至少也与此形成一种对比。在那个方向，窗外可见一堵高立的砖墙，毫无遮拦。那堵墙因为岁月的腐蚀而且终日不见阳光而变得黑乎乎的，无须望远镜即可窥视其潜在之美，好像是方便近视眼们观看，墙修得离我的玻璃窗只有十英尺之远。因为周围大楼耸立，而我的办公室在第二层，这堵墙与我办公室之间的间隔貌似一个巨大的方形蓄水池。
在巴特尔比到来之前的那段时间，我雇用了两位书记员，还有一个看起来很有前途的小伙子做勤杂工。第一个叫作“火鸡”，第二个名为“镊子”，第三个称作“姜汁饼”。这些看起来像名字，但在人名地址录里通常难以找到这种名字。实际上，它们是绰号，是我的三位员工相互给对方起的，据称是表现了他们各自的外貌或性格。“火鸡”是一个矮胖的英国人，和我年纪相仿——也就是说，大概六十岁左右。早上，他的面容红润健康，但是过了正午十二点——他吃午餐的时间——他的脸便像圣诞时节装满煤球的壁炉一样燃烧起来，并且一直烧下去——但是热度好像逐渐退去——一直到下午六点左右；这以后我就看不到这张脸的主人了。这张脸和太阳一样在正午时分最红，和太阳一起落沉，然后第二天又上升、达到顶峰、下落，如同太阳那般有规律、荣耀不减。我一生中碰到过许多离奇的巧合，其中最奇怪的便是当红光满面的“火鸡”脸色最红最亮的时候，正好是一天中我认为他的工作能力开始严重受干扰的时间。我不是说他太懒或者说不乐意干活；事实上正好相反。问题是他会变得过于积极，他的动作显得怪诞浮躁、慌里慌张、鲁莽轻率。拿钢笔在墨水台蘸墨水时，他会粗心大意，他在我的文件上留的墨渍都是在正午十二点以后搞的。其实，在下午，他不仅仅只是变得粗心，在纸上不停地留墨渍，更糟糕的是，有些日子里，他会变得更差劲，吵吵嚷嚷不安宁。在这种时候，他的容光也会更加绚烂，仿佛是烛煤堆在无烟煤上。他摇着椅子，发出吱呀吱呀的难听声音；洒落吸墨水的沙盒；在修钢笔的时候，不耐烦地将其全部折碎，然后突然大发脾气，将它们都甩到地上；有时他站起来，靠在桌边，捶得纸张到处飞，那样子有失体统，看到一个年事如此之高的人居然这个样子真让人伤心。虽然这样，但他在很多方面对我来说都是难能可贵的，在正午十二点之前，整个上午他也是动作最迅捷稳当的，可以完成不少工作，其方式也不是一般人能比得上的——正是出于这些原因，我愿意忽视他的古怪行为，尽管事实上我也会偶尔责备他。然而，我这样做的时候要和颜悦色，因为虽然他上午是最有修养的，不，应该说是最温和、最毕恭毕敬的人，但是一到下午，如果稍微有点惹他不高兴，他就会出言不逊——事实上是张狂无礼。因为我看重他早上做的工作，也下定决心不要失去它们——但同时也被他在十二点钟后头脑发热的样子搞得很难受——而且，作为喜欢安静的人，我不愿意看到自己的规劝反而招致他的无礼反驳，于是，我在一个周六的中午（每逢周六，他的状态更糟）很客气地向他暗示，因为他岁数大了，也许工作时间减少会好些；简而言之，他十二点后不需要到我的事务所，吃了午饭后，最好是回到自己的住所，一直休息到吃茶点的时候再来。但是他拒绝了，坚持下午还要忠于职守。他的脸色好像灼烧起来，让人难以忍受，他一边言辞激昂地向我保证——一边在办公室另一端用一根长尺打着手势——说如果他在早上的工作有用，那下午怎么会少得了他呢？
“先生，我服从您的指导，”“火鸡”说，“但是我认为我是您的得力助手。上午，我只不过是在引领部署我的纵队；但是到了下午，我一马当先猛攻敌手，因此”——然后他用尺子猛刺一下。
“但是您瞧瞧这些墨渍，火鸡。”我暗示道。
“没错，但是，先生您看看我的头发！我老了。先生，暖洋洋的午后时分在纸上滴一两滴墨渍，这对于一位满头银发的人来说，当然不应该受到严厉的批评。我一大把年纪——就算弄脏纸张——也应该得到尊重。先生，我们两个都上了年纪。”
他引起我的感情共鸣，这让人难以抵制。看来他无论如何都不愿意离开，于是我便决定让他留下，同时也决心下午只让他处理我那些不太重要的文件。
“镊子”是我的第二位员工，他是个二十五岁左右的年轻人，留着络腮胡，气色也不好，总体上看起来酷似强盗。我一直以为他是两种邪恶力量——野心和消化不良的受害者。他的野心表现在他没有耐心只做抄写员的工作，而是未经许可便擅自包揽一些非常专业的事务，比如拟定法律文书。他的消化不良看来表现在他会不时紧张暴躁，咬牙切齿很生气的样子，抄写时如果犯错误，他的牙齿会磨得咯咯响；业务最忙的时候，他会没有理由地咒骂，嘘声骂，而非出声骂；特别是他不断地埋怨其工作台的高度。尽管“镊子”在机械方面很有天赋，他却总也不能将这张桌子调整到合适他自己的高度。他在桌子下面垫上碎片、各种各样的块状物、纸板，最后甚至尝试用折叠的吸墨纸以求能够精确地进行调整。但是他发明的每种方法都没有用。如果为放松背部而将桌盖板顶起来成锐角状，差点碰到自己的下巴，然后在上面写字，好像将一幢荷兰房子的陡屋顶当成桌子用，这样他又说，他胳膊里的血流没法循环了。如果他将桌子降到齐腰高，然后屈背在上面写字，他的背部又要疼痛了。总之，事情的真相是“镊子”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或者说，如果他真的要做什么的话，他是想扔掉抄写员的桌子。
其病态野心的一种表现便是他喜欢接待一些衣衫褴褛、貌似暧昧的人，还将其称为自己的客户。事实上，我还知道他不仅有时会关照社区政客，有时还会在法院里做些事，甚至还造访过纽约市监狱。但是，我有可靠的理由相信一位在我的事务所里找他的人是一个来讨债的，他本人却得意扬扬地说是他的客户，而那所谓的地契其实是账单。尽管“镊子”有这么多缺点，让我心烦，但他和其伙伴“火鸡”一样，于我是个有用的人：他写字快，而且工整，而且当他高兴时，举止还不失有绅士风度。除此之外，他穿着打扮总是像个绅士；因此偶尔还给我的事务所增点光。但“火鸡”却不一样，我要费尽心思让他不要给我丢脸。他的衣服看起来经常油油的，发出小吃店的味道。夏天他穿着肥大松垮的裤子。他的外套糟透了，帽子就更别提了。但是我并不在意帽子，因为他作为一个依附他人的英国人，天生有礼貌并且顺从尊重，所以一进门他都会脱下帽子。然而其外套则要另当别论了，我曾经专门就外套和他理论过，但是无果而终。我想事情的真相是，他收入太少，滋润了一张满面红光的脸，就买不起一件光彩照人的外套了。“镊子”曾经提到，“火鸡”的钱主要是用来消赤字了。一个冬天的日子里，我送给“火鸡”我自己一件看起来相当体面的外套，一件衬软垫的灰色大衣，非常保暖舒适，从膝盖到脖颈有一排扣子。我还以为“火鸡”会对我的厚爱感恩戴德，因此下午会收敛些，少些鲁莽吵闹。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如今我确信将他包在一件这样毛茸茸毯子般的外套里对他有害无益——就如同给马喂太多燕麦不利于马一样。事实上，就如同一匹桀骜不驯的马得到太多燕麦会更骄傲，“火鸡”得到这件外套后也翘起了尾巴，傲睨得意。他是个经不起富贵考验的人。
关于“火鸡”的种种自我放纵习惯，我个人把握不定，但是对于“镊子”，我确信他至少是一个有节制的年轻人，尽管他在别的方面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是，大自然好像是他的酿酒师，他一出生，就给他灌了一种白兰地似的急躁性格，因此以后所有的养料都没用了。有时候，我的事务所里寂静无声，而“镊子”会不耐烦地从座位上站起来，猫腰趴在桌子上，张大双臂，抓住整张桌子挪动、摇晃，一个劲儿在地板上摩擦，好像这桌子是一个乖张、有意志的事物，故意刁难他，让他恼怒。想到这种情形，我会恍然大悟，对于“镊子”来说，往白兰地里加水完全是多余的。
使我感到幸运的是，由于一个奇怪的原因，即消化不良，“镊子”的烦躁易怒及其引起的神经质主要见于上午，而到了下午，他就比较温和。所以，因为“火鸡”只在大约十二点的时候发病，我从来不需要同时处理两个人的怪毛病。他俩毛病发作的时间相互错开，好像卫兵换岗一样。当“镊子”发病时，“火鸡”没发病；反之亦然。这种情况像是自然安排好的。
“姜汁饼”是我第三位员工，他是一个十二岁左右的男孩。他爸爸是个车夫，巴望在自己死以前看到儿子能坐上法官的交椅，而不是坐在运货马车上。因此，他爸爸将他送到我的事务所里来当法律学生，同时跑跑腿、打扫卫生，一周挣一美元。他有一张专用的桌子，但是他不经常使用。拉开抽屉检查，可以看到里面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坚果壳。对于这个机智灵敏的男孩来说，法律这门高贵学问的全部知识都装在坚果壳里，非常简单。“姜汁饼”的差事之一——也是他最乐意做的——便是为“火鸡”和“镊子”购买蛋糕和苹果。众所周知，抄写法律文书是种枯燥无味的差事，所以我的两名抄写员都想能经常吃点美国苹果来提提神，这种苹果在海关楼和邮局附近鳞次栉比的小摊上都可以买到。他们还经常让“姜汁饼”去买一种奇怪的饼——一种又小又圆的薄饼，非常辣——“姜汁饼”的绰号也是由此而来的。一个寒冷的早上，当工作乏味时，这种饼“火鸡”会吞下几十个，似乎它们只不过是威化饼干——的确，一便士可买六个或八个——只听见他钢笔写字的刮擦声混杂着他嘴巴嘎吱嘎吱咬碎片的声音。在“火鸡”下午因为脾气暴躁、心慌意乱而犯的愚蠢错误中，有一次是他把一块姜汁饼在唇间滋润了一下，当作印章敲在一份抵押契据上。当时，我差点要把他解雇了。但是他像东方人那样鞠了个躬，使我消了气，并且说：
“先生，我主动来给您当书记员，是慷慨之举。”
接管衡平法院法官的事务所后，我原先的生意——承办有关财产转让、权利纠纷事务，起草各种高深的文件——增多了不少。抄写员的工作负荷从而也变重了。我不仅必须催着现有的两位快点干活，而且还需要找新帮手。
一天早上，一位年轻人应我的招聘广告而来，他纹丝不动地站在事务所门槛上，因为适逢夏天，门是敞开的。我现在记忆犹新，仿佛他就在眼前：穿着整齐但脸色苍白，样子体面又可怜兮兮，显得无比孤苦伶仃！他就是巴特尔比。
问了几句有关他资历的话，我就雇用他了，很高兴能找到一个外表如此沉着的人当我的抄写员，心想这可能会帮助修正“火鸡”的疯癫以及“镊子”的暴躁脾气。
我早些时候本应说明一下，我的办公场所由落地玻璃折门分成两半，一半让抄写员们用，一半归我自己。这些折门打开还是关上都看我自己的心情。我决定把巴特尔比安排在折门边上的一个角落里，但是靠近我这一边，这样，一旦要处理些琐事便可以很容易叫到这个安静的人。我将他的桌子放在那个角落，紧挨着一扇侧窗。先前透过这扇窗还能从侧面看到些肮脏的庭院和砖墙，但是因为后来又盖了些建筑物，现在什么景色也看不到了，尽管还透过来一些光线。离窗格三步之遥就是一堵墙，光线是从上面高高地照下来，落到两幢高耸大楼之间的空隙上，就像从一个圆屋顶非常小的开口投下来一样。另外一项更加称心如意的安排便是，我买了一扇很高的绿色屏风，这样可以将巴特尔比完全挡在我的视线之外，尽管他还是能听到我的声音。通过这样的安排，个人隐私、相互交往两不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