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正常读者（选摘）
读书首先是我的嗜好，然后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它让我知道一点社会的脉动，了解身边的人和事，使我在面对镜头和稿纸的时候觉得比较踏实。既然是工作，自当全力以赴，所以我每天都花不少时间看书看杂志。这么多年下来，竟然被一些朋友误会为“读书专家”，别人找我去办讲座谈心得也就罢了，自己竟然也“当仁不让”地弄起了读书节目与读书杂志，好像还真是回事。可是我打从心底知道，我只不过想努力做好一个达到正常水平的读者罢了。
或许根本没有所谓的“正常水平”，可我自己有把简单的尺子，那就是看不看得懂人家在讲什么。二十多年前看台湾的《当代》杂志，里头有一半的东西是我不知道的。那种感觉很难受，为什么那些人老是说什么“众所周知，解构主义的初次登场正好是在结构主义的高潮时期”，或者“有名的韦伯论题到底能不能适用于东亚的情况呢”……似乎除了我之外，每个人都晓得解构主义与韦伯论题是什么。类似的智性屈辱，我后来还一再地在其他报刊上领会到。除了我，每个《信报》的读者好像都能理解高斯怎样分析公司的出现；除了我，每个《百姓》的读者都对遵义会议了如指掌；除了我，每个《读书》的读者都晓得陈垣的史学成就；除了我，每个《纽约书评》的读者都烂熟《在路上》的一字一句；除了我，每个《电影双周刊》的读者都看遍了戈达尔的电影；除了我，每个《时代》杂志的读者都能理解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来龙去脉；除了我，每个《新科学人》的读者都懂什么叫统一场；除了我，每个《南方周末》的读者都对中国的户籍制度了然于胸……
据说这都是些很有影响力的刊物，也都不算是特别艰深的专业期刊，那么我为什么会不知道那些好像很多人都知道的事呢？最令我介怀的，不是那些文章、那些报道的主题有多深奥（恰恰相反，它们一般都写得很浅显），而是它们的作者总是很轻松地东引一句话，西摘一个名字，然后也不多加说明，仿佛这是圈里人全都明白的常识。我努力阅读，原动力就是想获得这份常识而已。假如连这点常识都没有，我怎么能站在媒体的平台上和人家平起平坐呢？后来有人告诉我，隔行如隔山，说不定一个《读书》的作者连一份《新科学人》都看不下去，你又何必苦苦追求那种幻觉般的常识呢？可是我又不服气了，《新科学人》明明是科学界的流行读物，怎么能轻易容许自己看不懂呢？再说，《读书》作者群不乏资深的老学者，他们自己可以说自己“隔行如隔山”，不必知道物理学的新进展，但我们干媒体的本来就要什么领域都浅尝一番，这种话是不该随便讲的。
也有人说，《卫报》和《纽约时报》里有国际级的大评论家，劝我不要痴心妄想能够企及他们的成就，何况这里是香港，不需要那种程度。坦白讲，我从来没敢奢望什么“国际级”的成就，大师级的评论家如雷蒙·阿隆和苏珊·桑塔格，靠的都不只是学历，还有我所不及的非凡洞见与才气。不过我依然以为，那最根本的基础学问还是要有的。我们这种平凡的评论人和他们的分别，就像庸厨与食神的差异，高下全在他处，大家用的材料却是差不多的。
于是，我就这样子透过每日翻阅的报刊来激励自己，试图令自己不要在队伍中落后得太远。说这番话，丝毫没有要刻意显得很有志气的样子，更绝对不是炫学，我是很真心地想要成为一个正常的读者，再准确点说，是想做个正常的媒体人、正常的评论人。我不一定写得出好东西，做得出好节目，但起码我算是尽到了责任。
经过这许多年，我现在算不算是一个正常的读者呢？这么讲吧，我开始能够体会浮士德的悲剧，也开始明白知识、禁果与傲慢的关联了，你愈是以为自己谦卑低下，就愈容易犯上骄傲的罪，愈容易陷入文字障所导致的我慢。
于是你现在看到的这本集子，全是我的副业，一种心态稍迟渐缓之下的产物。但我不敢说我已经远离了那股推动过我的诱惑，也不愿全然放弃正常读者的幻象。
陈老师的病
沪上小游，当然要拜见文坛大佬。幸蒙曾经迷倒不少大学才女、如今更见倜傥的孙甘露请饭，小宝大爷、沈宏非大爷、陆灏等俱在席上，你调侃我两句，我揭你老底，一夕胡言，不在话下。但不知怎的，大伙慢慢都把损人的话招呼到一个人身上了，反正他也不大反抗。那人就是陈子善老师。
毛尖在《探幽途中》的代序《子善老师》里说：“有时候真是怀疑，这些年一批批见天日的珍贵史料，真是鲁迅真是张爱玲真是台静农很多年前很多年前写的吗？为什么全中国这么多人，就陈老师一个人看得出来？……说起来，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梁实秋、叶灵凤、郭建英这些人，没有一个是他的亲戚，可他怎么就比人家老婆孩子知道的事情还多呢？”
那天夜里，怀疑开始成了指控，有人问陈老师带领的那个什么现代文学史研究室其实是不是现代文学史“创作室”，还夸他和他的弟子们功夫好，学谁像谁，三不五时就又替张爱玲完成了一篇她本来也很想写的“佚文”。于是我笑着问陈老师：“怎么样？最近又有什么新发现？”没想到他竟然很正经地答道：“有篇张爱玲的东西，刚发在最新的《印刻》上了。”立刻我就哑了。见我玩笑开不下去了，毛尖迅速补位：“陈老师对学生很亲切的，那些女孩子都去他家上课。到了他家又没地方坐，陈老师只好被迫要她们坐在床边。”后来我夜访陈老师那闻名的“梅川书舍”，发现原来学生真的只能坐床边，因为满屋子书，连一张好好的床都给书占得只剩寸许空格。
回到旅店，翻阅陈老师两部新著《探幽途中》和《素描》的毛边本，一边裁一边读一边想，原来陈老师有病。
在文学研究全是理论天下的今天，陈子善干的活格外不讨好。当其他行家在努力读懂吓人的术语时，陈老师就会在图书馆里泡旧报纸，一日一日地看，一页一页地翻。说好听点，这叫作为文学史钩沉索隐添砖加瓦。有人瞧不起他，就说这叫怪僻，甚至无聊。但你真能说他的兴趣是没有意义的吗？
我孤陋寡闻，看了陈老师的书话之后，才晓得民国三大才子之一的吴兴华原来这么厉害，一生没出过国，但“他在燕京大学的导师谢迪克（Harold Shedick）就曾表示，吴兴华是他在燕大的学生中才华最高的一位，足以和他的另一位高足、美国文学批评大家哈罗德·布鲁姆相匹敌”。陈子善不只善于发掘名作家的散佚作品，更喜欢重新发现那些被冷落、遗忘的优秀作家，觉得这些人的作品不是不好，而是时运不济，后人的偏见亏待了他们。例如陆小曼，在文学史上可说是臭名远播，直到近年很红火的电视剧《人间四月天》都还把她描述为害死了徐志摩的狐狸。可陈老师偏要说她才高八斗，散文真切，评论有见地，一切诬言纯属传统大男人中心思想作怪。他还带点傻气地说：“也许是偏见，如果非要在三者之中作一选择，笔者是宁娶陆小曼而弃张幼仪和林徽因的。”看来日后大伙又多一个笑话了：“陈子善？不就是那个喜欢陆小曼的家伙吗？”
为什么我觉得陈子善的工作很重要，你从我是个香港人的角度理解就行了。在《王家卫的文学老师》里面，陈子善向大陆读者热烈推介刘以鬯，说他当年在上海办出版社，来香港主编《香港文学》的功劳，更称他的《酒徒》真正是“中国第一部意识流小说”。对我们喜欢文学的香港人来说，这或许是老生常谈了，但内地知道刘以鬯的人有多少呢？从前在还没接触到港台文坛的时候，很多人甚至以为比《酒徒》晚了二十年的王蒙的《蝴蝶》才是中国第一部意识流小说呢。你说陈老师这篇文章是不是替香港文坛洗冤呢？且想象你是个活在上世纪30年代北京的“海归”学人，温源宁自然是你这圈子里闻名的大人物，知道他的作品根本是种常识。要是发现数十年后原来已没人听过这号人物，你又会作何感想呢？
虽然陈子善不爱碰理论，但他这种看似琐碎的细活却往往起到了比理论还厉害的启发作用，因为他正在不断地带领我们重新发现新大陆，而每一趟发现都能引来自省：忽视刘以鬯是不是中原中心的偏见？歧视陆小曼是不是大男人主义的错？不想碰“汉奸”胡兰成是不是我们搞混了政治与文学？
陈老师的病，是文学材料饥渴症，起于无书可读的运动年代。照他的自述，那时凡是禁书都坏不到哪里去，所以他有了不轻信传统偏见的习惯，再不受主流重视的东西都要拿来看上一眼。又由于禁书总是要费一番力气去寻觅的，所以他练就了一身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的本事。难怪当年内地门禁才开，他就迅速和港台接了轨，两个岛屿的一切对他来讲，都和以前的禁书一样，是被埋没了的宝。半生埋藏故纸堆中，他的心胸却是最开阔的。对着这种人，我们自叹不如，只好常常取笑他的傻劲，他也不在意，总跟着我们笑。
瑞典之谜一种——《了不起的宜家 ！》
书迷大抵到了哪里，只要看到有书都会忍不住拿下来翻一翻。所以我在逛宜家的时候，就特别留意他们放在书架上用作装饰的书。这么多年以来，无一例外，那些书全都印着瑞典文，我当然不懂。最近一趟去宜家，终于被我发现一本我大概知道是讲什么的书了，因为它的书名有尼采和马克思这两个名字，谈的应该就是那个尼采和那个马克思吧。
就我所见，宜家家私无论开到哪里，他们一定只用瑞典来的书去装饰自己的柜子。这是为什么？难道这样子比较省钱？使用当地出版的书不会更亲和吗？
根据英国作家艾伦·刘易斯（Elen Lewis）在《了不起的宜家 ！》（Great IKEA!: A Brand For All the People）的说法，宜家家私是全世界最成功的品牌之一，但它却是一家私人公司，没有人能够准确计算它到底有多庞大。而且它的结构与运作方式也非常神秘，即使是一般员工也说不清楚其中底蕴。至于它的创办人英格瓦·坎普拉（Ingvar Kamprad）更是过着隐士般的生活，有人说他的个人资产高达四百八十亿美金，直可与比尔·盖茨相比。
说到坎普拉，有关他的古怪传闻真是太多了。例如他会把泡过的茶包循环再用；要搅咖啡的时候就用自己口袋里装的塑胶小勺；出门旅行公干要是只有高级酒店才有空房，他就睡在车里；迫不得已要住店，而且还喝了房里小冰箱的饮料，他一定会去超市买回来补上……
节省与俭朴，不只是坎普拉个人的风格，也是整个宜家的基本价值。照艾伦·刘易斯的说法，这还是坎普拉在瑞典的老家斯莫兰的优良农民传统。宜家成功的最重要原因就是控制成本。20世纪50年代初的某一天，宜家的一个设计师想把一张桌子塞进车尾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徒然，便一气之下干脆把桌脚全卸下来。后来他们就把扁平式包装当作宜家的标准，既省下了贮存和运输的成本，还可以把一部分安装家具的人力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妙的是消费者竟然还把自己搬运和组装家具的苦工当作乐趣，这是宜家宣传攻势的功劳。
宜家很会做广告，也很懂得掌握消费者的心理。他们不只推出过第一个以同性恋伴侣为对象的电视广告，还利用五彩缤纷的目录与强迫大家非得从头走到尾不可的商店设计，让大家买了很多本来不打算买的东西。可是宜家讨厌向任何国家的固有传统让步，不管到了什么地方，它都只卖简洁现代的北欧家具，店里只提供瑞典小食。连麦当劳在香港也很顺应市场地推出了“照烧牛肉汉堡”的时候，宜家的家具依然叫作GUSTAV、TECKEN和TAJT，一堆你甚至无法发音的瑞典文。当然，我们不能忘了Billy书架上的那本尼采与马克思，还是瑞典文。艾伦·刘易斯甚至指出，一个宜家雇员要是想步步高升，最好也学会瑞典文，因为这有助于他“了解宜家的文化”。
比起沃尔玛，宜家在压低生产和物流成本上的功力毫不逊色。许多生产商的存活全靠它的订单，也很容易因此覆灭，只要有人开的价比它还低。比起麦当劳这些美国生产的全球品牌，宜家更不妥协地坚持自己的瑞典本色，让日本人和英国人都要适应它的居家文化，而非由它迁就。虽然宜家也付出了努力要保护森林，但也不能保证自己用的木材来源一点问题都没有，偏偏它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家具商。尽管它几乎符合了“邪恶”跨国企业的所有元素，但是近年反全球化的火苗却很少烧到它的头上，为什么？艾伦·刘易斯给出的答案是：除了公司的低调作风，那是因为宜家来自作风朴素的中立国瑞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