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丛书·唐德刚作品集：五十年代的尘埃

1. 传阅海内外的梅兰芳传稿，独树一帜的唐氏散文，尘埃中不褪色的珠玉——《梅兰芳传稿》比谁都写得好，像太史公为古人立传，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我们在“胡适”中见到了唐德刚，在“梅兰芳”里也见到了他。现在收入本书，当然也是永远为人争诵的。若问五十年代的留美中国知识分子，从历史的回声里，听到那么一阵的呼声与呐喊，感到有那么一种忧时忧国的情怀，也还就是《海外论坛》那一班人。
2. 唐德刚“民国通史计划”精装出版，几乎封尘的遗稿，畅销数十年的经典——从“晚清导论篇”开始，紧接着“北京政府篇”《袁氏当国》，晚年唐德刚潜心撰写“民国通史计划”，因病中断。幸有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整理遗稿、书信等资料，终使“民国史军阀篇”《段祺瑞政权》等劫后重生。今中文简体精装版“唐德刚作品集”，收入早期著作、晚期作品，囊括《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等经典史著，每册均以胡适手迹集字书名，以历史照片还原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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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丛书·唐德刚作品集：五十年代的尘埃》，五十年代唐德刚在纽约发表的作品之精选，多为遗忘多年后重新整理发现的作品，故而称之。其中《梅兰芳传稿》既是唐德刚的成名作，也是代表作之一，几十年来在海外反复刊载，被评家认为是所有写梅兰芳的传记、文章中最出色的。文章如名剧，屡屡上演，屡屡为人喝彩，当真像梅兰芳演《贵妃醉酒》一样了。《我的女上司》等几篇小说的有趣，除了能让我们一窥五十年代留美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更可以令读者领略一位优秀史学家的人生洞见和生命态度。《俄国的苍蝇和皮匠》由唐德刚根据老友何炳棣的一次旅行而记，文字亦十分有趣。
现在回头来看，《海外论坛》除了为五十年代的留学生留下声音之外，还不能否认，它是至今为止留学欧美中国知识分子所办的水准最高、文字最好的杂志之一。也因为办了这个杂志，才逼得唐德刚写了好些上乘文章。他说这些都是五十年代“尘埃”下的“流沙坠简”，我们却毋宁视为那是尘埃中不褪色的珠玉。

唐德刚（1920—2009），安徽合肥人。国立中央大学（重庆）历史系学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纽约）硕士、博士。曾先后任职于安徽省立安徽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大学，长期从事历史研究与教学工作，并对口述历史的发展贡献良多。著有《袁氏当国》、《段祺瑞政权》、《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史学与红学》、《书缘与人缘》、《五十年代的尘埃》、《战争与爱情》等，包括历史、政论、文艺小说多种，及诗歌、杂文数百篇。
唐德刚教授了不起的地方，是他能超越辛酸，在七十岁退休之后，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做一个倔强的单干户，单打独斗地写晚清、民国史，在八十岁中风生病之前，完成了《袁氏当国》、《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等著作。这些书出版后大受欢迎，居然还有盗版！唐教授当年辛辛苦苦搭了架子要建立的“第三势力”虽然未能拔地而起，最后无疾而终，但他所写的史书在普通读者“民国史阅读书单”上，却恐怕是排在“第一”。
历史学家必须公正，必须敢言，否则历史学家就不能得人敬重了。唐德刚教授是一位让人敬重的历史学家，即以公正和敢言见称。

★德刚应被公认是当代中国别树一帜的散文家。他倒没有走胡适的老路，写一清如水的纯白话。德刚古文根底深厚，加上天性诙谐，写起文章来，口无遮拦，气势极盛，读起来真是妙趣横生。
—— 夏志清

★唐先生自谦本集里的都是“尘埃”，是“杂文”、“游戏之作”，我倒愿称之为报导文学、散文，甚或小说。就报导文学言，它们把五十年代中国留学生的生活面貌，留下了三鳞两爪，有温故的意义。就散文言，都是读后余味回甘的好文章。就小说角度看，会发现德刚先生是写人物的好手。……他说这些都是五十年代“尘埃”下的“流沙坠简”，我们却毋宁视为那是尘埃中不褪色的珠玉。
— —胡菊人

★唐先生对于文学始终未曾忘情。当他登上赴美的洋船，在船上就发出了“旅美通讯”，第一篇是《一条梯子的距离》。后来他的诗作、散文和短篇小说不断发表于北美的刊物：林太乙主编的《天风》，留学生创办的《海外论坛》和华文报纸的副刊。八零年代后期，他甚至完成了一部长篇小说《战争与爱情》。至于他的《梅兰芳传稿》（今收入《五十年代的尘埃》）和《胡适杂忆》都曾轰动一时，至今仍为读者津津乐道。
——王渝

【序言】尘埃里的珠玉（胡菊人）
【代序】五十年代的尘埃（唐德刚）
梅兰芳传稿
我的女上司
三妇人
学跳舞
求婚
疯院来去
露娜今年三十岁了
俄国的苍蝇和皮匠
昨天的足迹

（一）
唐德刚先生有次以笔名在《明报月刊》写了好几篇政论文章，笔调幽默佻，评点锐如匕锋，却又气象磅礴，理路森然，原来竟都是在旅途客栈中写的，我听了不禁为之倾倒。此串文章刊出之际，苦了我这个编者，各方文士，纷纷打听，一再向我逼审：此仁兄何方神圣？必是大有来头人马，文笔妙、见解精，读来笑中有泪、泪中带笑，难道会从大石头爆出来？好多次几乎冲口而出，但为作者保守秘密是编辑的起码修养，人家逼我愈急，我嘴巴闭得愈紧。还不自觉流露了得意神色，做编辑的拉到好稿，比中彩票还高兴，终于没有人猜得出来，好几年了。
后来有个识货的行家，到了纽约，与德刚先生叙旧，便当面逗他、哄他，要他承认。德刚先生笑而不语。对方终于斩钉截铁地说：“必是你写的。难逃老夫法眼，我敢以性命人头来打赌！”此人便是周策纵先生。
这个小故事证明两点。德刚先生不动笔则已，一动笔往往引动视听，天下妙文，万人争诵。其次，他的文笔风格独特，别人学不来，海内外能文之士虽多，绝少写得出这样出色当行的文章。熟知他文笔的老友策纵先生，一读就似曾相识。文风天下有一无双，正像越王勾践的宝剑，千年百代之后，一旦出土，还是他的，无人可仿，无人可冒。
唐文之引动视听，还有一显例。他的《梅兰芳传稿》首次于1952年《天风月刊》上亮相，即已名动四方，《明报月刊》于1966年6月予以转载，亦成为最受欢迎的鸿文，后来又在台湾《艺海杂志》转载，亦同样叫座，现在收入本书，当然也是永远为人争诵的。文章如名剧，屡屡上演，屡屡为人喝彩，当真像梅兰芳演《贵妃醉酒》一样了。
《梅兰芳传稿》比谁都写得好，因为是运用文学笔法，像太史公为古人立传，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有人评为过分夸大，然而文学笔法本来就应该夸张。太史公写荆轲，临诀一场，感人至深。说他先以变徴之声“沉郁忧伤”的调子唱了一段，把大家感动得眼泪鼻涕一齐出来。又跨前几步，蓦然将调子提高三度，变为羽声（曲中转调），这慷慨激昂的羽音，使大家眼睛都张突了出来，头发直竖，将帽冠冲起。这头发的描写显然是夸大，尽管“怒发冲冠”已是用滥的成语，但我们哪里见过愤怒时头发直立的。太史公的用意一表荆轲之勇毅决烈，一表众人对秦始皇的势不两立，正像唐文写梅兰芳的手，说是风靡了全美国，美国少女无论是在地道车上、课堂上、工厂里、舞场上，一窝蜂都在模仿“梅郎”舞台上的“手姿”。梅兰芳的色艺精绝、美国人的倾心、梅君的影响力，不都表尽道尽了吗？
若问文学笔法“可爱的夸张”，写传记该不该用？太史公两千多年前已做了回答。然而太史公虽善于用夸张笔法，对时地人的背景、籍贯、年月、事件等等，却都力求翔实。唐文之梅兰芳亦复如此。但在纪实探源之余，若无文学笔法的艺术加工，梅兰芳亦不过是出土的金缕玉衣，不如读他的墓碑志、翻查他的族谱啦！
中国伟大的史书《左传》、《战国策》、《史记》，是“传记文学”
的祖先。它们与《汉书》以后的体裁很不相同，它们的表现方式，大都是形象性的，写具体事实，并且往往现场化、故事化。太史公的列传很多是短篇小说，《战国策》的人物都是活的，《左传》也不例外。《左传》第一篇《郑伯克段于鄢》是首尾结构相当完整的故事：有背景、有人物、有冲突、有对话、有人情和人性、有结局，大故事套两三个小故事，而彼此做有机关联。有一点不可不注意，此篇题旨原讲“孝道”，但除了结尾作者以“局外”身份（类似太史公之“太史公曰”）评了两句“孝行”之外，整个故事本身没有一字评议，没有犯小说作法中各种“作者干扰”最易犯的毛病。这不加任何评议，亦是对史实的客观写法，但就文学艺术笔法言，这个表现方式，实比以后好些“正统短篇小说”唐传奇、宋话本以至明清之际的李渔之《十二楼》等等更为完整。
古代史书所记原都非作者亲历，竟写得像亲身目击一样（唐德刚先生的梅兰芳，也是从断纸残篇的故纸堆里“目击”出来的）。用理性的学术眼光看，确有点“子虚乌有”之嫌，这大概就是《汉书》后史书改变了体裁、笔法的原因之一。读史书如读小说家之言太不像话了。然而后世的大部分正史，虽然体例详备，结构宏大，绝不能像古史一样深入民间，它们只为科举应考“恶补”的材料。亦不像古史为人经常编为舞台剧，它们太抽象、太零碎、太无人味了，根本不能编。也很少能收入中学生中文教本，老师结巴巴、学生打瞌睡。此所以唐德刚先生的梅兰芳传，运用了太史公《刺客列传》的体裁，扬弃后世史书本传的笔法。太史公是搅历史的，唐德刚也是搅历史的。大史家之外我们称太史公为文学家，唐德刚为史学知名教授和杰出史传作者之余，亦可以称为文学家。因为除了文笔、体裁，他还发挥了文学家必须具备的“想象力”，这种文学的想象力，在不违背时、地、人、事件之间的关系，力求忠实之余，为我们提供了逼真的场景、活生生的人物、动人的事件。现代不少史传作者，以参考书目、以注释、以引述之多寡来唬人，以资料之真伪、以“可信度”为高下，这些当然都很重要，但我们能完全没有“文采”吗？不顾“读者”吗？不理别人的交感共鸣吗？难道“想象之真”不是太史公要达到的另一种“真”吗？现代史书好些恹恹不能阅，不正是作者自己太受委屈、太遵命于“学究式的学术标准”吗？
（二）
周策纵先生序德刚先生的《胡适杂忆》，即有与笔者相同的赞语：“他笔下的胡适只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智能、有天才也有错误和缺点的真实人物。这做法承袭了古今中外传记文学的优良传统。中国第一个最出色的传记文学家司马迁早就用好的例子教导了我们。”称许他的文字“如行云流水，明珠走盘，直欲驱使鬼神，他有时也许会痛快淋漓到不能自拔。但我们不可因他这滔滔雄辩的‘美言’，便误以为‘不信’”。夏志清先生在同书序中干脆说，唐德刚先生“应被公认是当代中国别树一帜的散文家。他倒没有走胡适的老路，写一清如水的纯白话。德刚古文根底深厚，加上天性诙谐，写起文章来，口无遮拦，气势极盛，读起来真是妙趣横生”。
周、夏二公的说法十分中肯，亦不限于《胡适杂忆》这部书，事实上德刚先生能写多种好文体。一个人文字根底好、文学笔法好、识力厚、才分高，“学究枷”当然拘限不了他，必得露一手文采风流的
把戏。
策纵先生说：读德刚先生的《胡适杂忆》，固然见到了活的适之先生，但也同时在胡适里找得到唐德刚。这正是作者的文采风流到处溢泻出来的结果。一流的传记，是不能把作者淹没的。我编校过美国史传经典之作的《林肯传：草原时代》（Abraham Lincoln: The Prairie Years and The War Years），历史给倒转了，林肯复活过来。同时，写这部传记的卡尔·桑德堡（Carl Sandburg）诗人，亦随处觉得他的存在。我记得读到一段使我停下来森然想了很久。林肯青年时到一个荒山，但见怪石嶙峋，在月色掩映下像是一头头怪兽，四周苍苍茫茫、海天无垠，林肯顿时感到“天地悠悠”，在洪荒时代，那乳齿象亦正是一样怔怔地凝望过那些怪石，那同一的山谷、同等的景象，令我们马上念及：过去何在？将来何在？我何在？就“忠实记录”的史传观点看，那桑德堡怎可以这样写？你怎知林肯当下的心境？那种“想象之真”有没有道理？居然进到林肯的内心去，有什么文献上的根据？我们其实不必问的。桑德堡要表现的，正是一个大人物、大豪杰必有的心怀，此一心怀，惠特曼（Walt Whitman）在诗作中，写赫德逊河的渡头时问过，年年代代无尽无边的多少人走过这同样的渡头？秦时明月汉时关，青山依旧，夕阳几度？不正堪今古同声一叹？李白登山，不也有自古以来登高者如今剩下几人的话头。那陈陶足履吴越之地，有“今人地藏古人骨，古人花为今人发”的绝句，杜甫游“玉华宫”，眼见苍鼠、鬼火、败瓦、坏道，念当年宫人美人，今只余下一头石马，他望着那头石马，那头石马也望着他，这历史的眼睛，竟使杜甫独坐黄土上，“浩然泪盈把”大哭起来了。
这种感怀，是诗人共同的感怀，桑德堡自也有此感怀，难道林肯就没有这种感怀么？桑德堡把自己的感怀，移花接木于林肯身上，是为了表现林肯心胸的广大，让他看见了乳齿象——有什么人类曾看过，何况林肯？——是为显示他的历史感、时空感。正因如此，我们见到了林肯也见到了桑德堡。我们在“胡适”中固然见到了唐德刚，但在梅兰芳里也见到了他。他写梅兰芳在舞台上的醉酒，竟亦进入了“贵妃”当下的内心，作者逞其绝妙的幻想力，不间接显出作者的面目吗？
（三）
夏志清先生认为唐德刚的《李宗仁回忆录》不及《胡适杂忆》写得好，正是由于前者受李宗仁口述所限，无法施展作者的文笔与才华。夏先生因《胡适杂忆》而称唐氏为“当代中国别树一帜的散文家”。笔者在前面则称唐氏为“文学家”。现在我们一说“文学”，就好像只有诗、小说、剧本、抒情性小品，而不及其他，有些文艺青年恐怕还以为“史传”之作，不属于“散文”和文学范围，那是受西方近代观念所影响。我们中国自孔夫子说“文学，子游、子夏”，至《文心雕龙》，再及于清代之《古文辞类纂》、《古文观止》等书，文学两字的范围，定得很宽。曹丕的《典论·论文》所谓“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当不仅指今之所谓“纯文学”，亦必然将唐德刚的“文章”、他的史传之作归入“文学”天地，如果他认为那是“好文章”的话。
唐先生自谦本集里的都是“尘埃”，是“杂文”、“游戏之作”，我倒愿称之为报导文学、散文，甚或小说。就报导文学言，它们把五十年代中国留学生的生活面貌，留下了三鳞两爪，有温故的意义。就散文言，都是读后余味回甘的好文章。就小说角度看，会发现德刚先生是写人物的好手。《我的女上司》这个典型美国职业老处女，目下有些小说家写人物往往不及他写得生动。《求婚》若说是短篇小说，一般文学杂志编辑不会摆到散文栏去。《疯院来去》也应当视为一个短篇，谁才是“疯子”？我们读后不禁深深感喟。《露娜今年三十岁了》，也很令人低回。《学跳舞》一篇是记叙散文，从中发现作者是“说故事”的好手，两个“乡巴佬”在纽约学跳舞，文章拖得这么长，如果《海外论坛》不停刊，他还当继续写下去，可是一点不觉得拖沓，读者还要追读下去，连连捧腹。《三妇人》写三个流落异邦的波兰女子，使天下之去国失乡者同声一哭。五十年代中国人，何尝不然。从《三妇人》、《疯院来去》、《露娜》这些文章，可以体会到作者深厚的同情心怀。唐文虽有时突梯滑稽、冷言尖语，然在《梅兰芳》一篇中，亦见到他温柔敦厚的一面，梅氏早年的“相公”生涯，后来与豪门军阀之交往，以至于梅兰芳自己的婚姻，作者笔底留下很大的余地。
这集子中凡刊于《海外论坛》的文章，我在大约二十年前即已拜读，并且还都校对过，德刚先生恐怕还不知道。当时《海外论坛》在美国集稿、编辑后，即寄交（我工作的机构）香港友联出版社排版印刷装订，再航寄到美国发行。负责这项工作的是位小姐，是我初恋之人，义不容辞，请缨效劳，先拜读了这些好文章。就在我接到这部稿子不久，今年3月3日，有幸在港会见了《海外论坛》的创办人之一许牧世先生。笑谈中还说到当时负“友联”债的情形，他又说，当时你们在香港匆匆排校印刷装订，跑飞机场把杂志航寄到美国，可是在纽约的邮局，它们可以静悄悄地寄宿。睡它个三四十天，无人认领，航空费都浪费了。他摇头说，“办同人杂志真难！”纵然如此，我仍认为那是有价值的工作。若问五十年代的留美中国知识分子，从历史的回声里，听到那么一阵的呼声与呐喊，感到有那么一种忧时忧国的情怀，也还就是《海外论坛》那一班人。何况当时他们都还在挣扎求生存的阶段，不像现在都已成为大学者或在别的方面有了很大的成就。
我1962年首次承美国国务院之邀访问美国，在纽约就由《海外论坛》的另一位创办人李和生先生带我到各处游览和拜访。他那忠厚朴实的样貌，我至今仍然在目。他给我联络到德刚先生，可是要我自己搭地下铁道去。我是个大乡俚，那一线地道车还满复杂，有些班车在街口停站，有些不停站，这可把我难倒了，但我终于没有误车，按址按时，在挂有胡适之手稿题赠德刚的客厅里，闯进了我这个不速之客。至今十七八年了，我仍以第一次搭纽约地道车不误而沾沾自豪，我第一次领略到“系统”（system）和“标志”的好处，就凭这些抽象的符号，我在车上仔细地研读一番，即到达目的地。这是我们中国人最不擅长的。说到system，令我想到台湾中正国际机场一开幕，据说最大的毛病之一即为“流转不通”，正是“系统”和“标志”不明确所致云云。但台湾已进入“现代化”，此方法势必学会，亦不得不实行，包括政治上system在内。
再一位《海外论坛》的创办人周策纵先生，在见过德刚先生后两天就在哈佛见到了。那时的策纵先生不像现在见到人老是笑，1962年我和他谈了好久，还承他宴请一起和他家人吃过饭，但在记忆中他从未展颜。当时他的《五四运动史》完成不久，和他谈的大都是家国与文化问题。恂恂书生，形象却是沉郁的，似隐藏着深重的忧患意识，有股懔懔的颃世颉俗之气。我想就是大家这股气，成为创办《海外论坛》的原动力。他们写文章、做发行、捐助经费，挤出业余课余时间，要为国家做点事。现在回头来看，《海外论坛》除了为五十年代的留学生留下声音之外，还不能否认，它是至今为止留学欧美中国知识分子所办的水准最高、文字最好的杂志之一。
也因为办了这个杂志，才逼得德刚先生写了好些上乘文章。他说这些都是五十年代“尘埃”下的“流沙坠简”，我们却毋宁视为那是尘埃中不褪色的珠玉。
……

【唐德刚代序《五十年代的尘埃》】
这儿是作者在五十年代所写的几篇杂文。写的时候就兴之所至地写了；原无意要把它们保存下来。但是它们却也在无意之间被保存了——保存在一片灰灰的五十年代积存的尘埃下面。
记得就在那个年代的开端，美国的国务卿艾奇逊曾说过一句举世皆知的话：“等到尘埃落定再说！”
如今三十年过去了。在五十年代飘扬的尘埃，也早已落定——落在一起，结成像一层薄薄的丝绵。我拍拍它，它不动；我再吹它一下，它也不飞。肯定的是落定了。我用两个指甲轻轻地把它捡起，就在这片捡起的丝绵的下面，我发现了这几片已在那儿躺了二十来年的“流沙坠简”！
其他没有给这片丝绵覆盖过的断简残篇，显然早已随五十年代的尘埃飘散了；飘散得像春梦、像秋云，再也找不到了。
老朋友夏志清先生奇怪地问我：“自己写的东西，为什么不保存
下来？”
“为什么要保存下来呢？”我一直“保存”了下来的五十年代的下意识，不期而然地代我回答了这个七十年代的问题。保存下来想做个作家、文人？还是想为子孙留点“祖训”呢？
落笔时不但没有想过这些问题，我连一个人为什么要求生存，和如何求生存，这一些更重要的问题也没有想过。写了就是写了。最多只可说是一个流浪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他自己祖国的语言文字难免有一些留恋的温情而已。偶逢岁暮周末，孤灯默坐，拿起笔来，东写写、西写写，也可聊遣长夜，甚或享受点他人所不能体会的孤独的乐趣。
夏志清先生和胡适之先生一样，少小聪慧，立志为学。他们都是用功的学者，“不写不用气力的文章”。用了气力，自然就有职业感；有职业感，自然也就加意保存了。
笔者和他二人正相反。这些杂文就没有一篇是用过“气力”写的。没有用过“气力”的东西，反要一个经常无处存身的异国流浪汉用“气力”去保存，就有点犯不着了。所以这些五十年代的断简残篇，如果没有被埋没在尘埃之下，它们也就随尘埃一道飘散了。因而这里所重印的只是五十年代的尘埃底下，劫后余灰的拾遗之作。它们如有丝毫值得刘绍唐先生一再来函建议重印，和胡菊人先生百忙中抽空代为作序的话，那就是它们是曾经在五十年代空气中飘荡过的野马也、尘埃也。有一点点时代的气息，如此而已。
“五十年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段不平凡的日子。那一些流浪在太平洋彼岸的老中青三代的知识分子，如何打发这段日子？贤明的读者们或许可以在这本小册子里找到点蛛丝马迹。林姑娘说得好：“嫁与东风春不管，凭尔去，忍淹留。”在那一段随东风作嫁的日子里，那儿有叹息、有彷徨、有苦笑，也有丝微阿Ｑ的欢娱。
真正滋味如何，最好还是让读者们自己去假想罢！
这几篇小文，虽然各立门户，互不侵犯，但是它们的格局倒似乎是一致的。这虽是笔者的黔驴之技，变不出新花样，那也是受了一位朋友的影响——真切一点，毋宁说也是出于一位朋友的要求。
那是个8月上旬的一天。繁忙的南京城热得像一座火炉。可是朋友和我都不觉太热。固然是我二人都还年轻，不太怕热；也可能是心静自然凉的缘故。遥远的烽火还没有烧到我们的眉毛上来。
朋友是位斯斯文文的君子。说起话来慢条斯理的。心境情怀，永远像是一泓秋水，纯净清凉。
“大家都在看冯玉祥的旅美游记，”朋友呷一口花雕，又喷了两口烟，慢慢地向我说，“冯玉祥说美国连马桶都比中国造得好——中国马桶顾前不顾后。”
朋友说着自己也笑起来。在他那微微移动的眼镜里，我看到那蓝天白云下秀丽的钟山，和那苍松微露、庄严古朴的台城。这些景物在两片有金边的玻璃上反映出来，更显得江山如画。
风吹到我们脸上是热乎乎的。但是热气之中却带来一阵阵玄武湖上的荷香。离开祖国，走遍世界，才体会到那是我祖国特有的芬芳；离开了，也就永远失去了。
“你也从不同的角度写一点嘛。”朋友又缓缓地继续他对我的劝告，“我们的读者虽没有那么多，也还是有不少人看的。”
“不是怕没人看，”我听他说了许久，才回答他一句，“只是写得太浅薄，怕惹人笑话。”我并且向朋友解释，美国简直是座“大观园”，而我呢，实在是刚从乡下出来的刘姥姥的外孙子板儿。要板儿来写一篇《大观园游记》，不要让姑娘们、奶奶们看了笑话吗？
“不用怕，”朋友淡淡地说，“作者是板儿，读者还不是板儿？报屁股编辑更是板儿……你就板儿写给板儿看，不是很好吗？”
“板儿写给板儿看？！……”我心中默念了好几遍。我倒被朋友的文艺哲学打动了。
“少写些军国大事，”朋友递给我一支烟，又替我点了火，继续叮咛着说，“写点所见所闻的小故事，不过写得有趣一点就是了。”
朋友比我大几岁；思想言行都比我成熟；文章也比我写得好，还有一块“园地”……他一直是我们小鬼队里的大王。他的话一直都是我们所最信服的。
“写点所见所闻的小故事！”以后我每一动笔，我都想到朋友这句指示。“不过写得有趣一点就是了。”
在美国我后来又碰到另外一位小鬼队里的大王周策纵先生。在周大王那里我才知道“写得有趣一点”的文章秘诀，在文言文里原来叫做“艺增”！
玄武湖上的热风，吹在身上很舒服。我们感到轻松、安适。朋友付了账，又陪我在柳堤上踱了半天。他说两三年后“回国”时，他再替我“洗尘”，并把我的“通讯”印成“小册子”。
夕阳在台城背后渐渐地沉下去，朋友和我也就在玄武湖畔的柳影荷香里分手了。
在上海，我提着个旧皮箱往成都路警察局去投奔一位在那儿当“巡官”的表弟。表弟既然当“巡官”，他就得夜夜出“巡”。他出巡，他那张铁床就被我鹊巢鸠占了。他出巡归来便去寻找另一张主人出巡去了的空床安歇。那位床主出巡归来，发现床上有人，就去找另外一张主人出巡去了的空床……“巡官”总归要不断出巡的，风水轮流转。同志间互相帮忙。哪个人没有一两位有志放洋的表哥呢？因此他们巡官同志们去互打“游击”，我也就“正规”地占用了表弟的铁床，睡得心安理得。
“开船”的日期终于被我等到了。表弟请我吃“三明治”、喝“可口可乐”——这在1948年的上海，真是动辄几十万几十万的美式享受！
一辆三轮车把我们带到共和祥码头。我刚自车上踏下，一位“红帽子”立刻便把我的手提皮箱抢了过去。我谢谢他说，不用了，我自己可以提上船。他把两眼向我一瞪说：“如果客人都自己提皮箱，那哩吃啥呢？！”
我知道他是有来头的。我自己好不容易盼到留学了，在上船之前被人推下黄浦江，岂不功亏一篑？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君子明哲保身，我就未和他讲理了。他提着我的皮箱，不到一分钟，我二人便从一条木梯上，进入了一艘美国大洋船。
一上船，我这位红帽子朋友，似乎立刻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他开始叫我“先生”，又叫我“经理”，最后又叫我“博士”、“官长”……和一大堆南京不肯给我的官衔，目的是要我给点“小费”。“小费”给过了，他还是不去。原来他要我“搜身”——把身上所有的“钞票”都悉数搜出来给他做“小费”。这件事倒出我意外，哪有要“小费”有这样要法的呢？！
“官长啦！”红帽子向我又打躬又作揖。他向我苦苦地哀求，说，“侬这些钞票，船一开就成一堆废纸。为啥不做点好事，‘赏’给我呢？”他又说他有老母在乡间“要饭”，老婆在上海害“肺病”。他劝我多做点“善事”，上帝会保佑我一路平安。
他表现得实在可怜见的，说的话也有实情至理。看在他老娘和老婆分上，我缠他不过，只好把心一横，也就把我所有的“废纸”都“赏”给他了。后来估计一下，总数该在十万元上下——这也是我一辈子最慷慨的一次！
红帽子欢天喜地地跑下木梯去了。我在“美国”的洋船上，扶着栏杆，居高临下地注视着他。看他一回到“中国”码头之上，立刻横眉竖眼，又在抢夺另一位旅客的皮箱了。
船慢慢地向大海上漂出去。在斜阳之下的祖国，逐渐模糊。终于在暮云深处消失了。船长在喇叭里告诉我们，现在我们已出了扬子江口，航行在“公海”之上了。我也知道这只在公海上航行的是只美国船。按国际公法，我们现在已经就身在美国了。
扩音器里的报告员，也很礼貌地招呼我们进餐厅用膳。当我还挤在长龙的尾巴之端时，一位新认识的“留美同学”就惊奇地告诉我说，吃晚餐时，“可口可乐可以随便喝！”“可以随便喝？！”我把两眼一瞪，我二人乃捡了个临窗座位坐下，“开怀畅饮”，把“可口可乐”喝个饱。
吃了两块美国肉饼之后，我二人又分吃一块奶油蛋糕，又各啃一个又胖又红的苹果。在祖国痴生了二十来年，还未啃过这样又红又胖的苹果！
这是我的第一顿的美国晚餐——“可口可乐可以随便喝”的晚餐。
餐后稍息，又去洗了个极其痛快的美国热水淋浴，再穿上上海新买的睡衣，在摇摆不停的水手吊床之上，听着船舷之外有节奏的水声……我在想，想到我玄武湖上的朋友，想到船下向我不停地招手的表弟，想到那沿着一条木梯、在两国之间跑上跑下的“红帽子”……我和他们之间的生活已经有显然的中美之别了。“别”得像一头洋狗和一条祖国江南稻田里的水牛。这两个不同的动物所居住的不同的世界，其间实际的距离，不过是上海共和祥码头上的一条木梯罢了。
遵照朋友的嘱咐，我取出了练习簿，便把我这第一天美式生活中的“所见所闻的小故事”记录下来，再加个题目叫《一条梯子的距离》。船抵横滨后，我这第一篇“旅美通讯”，便从东京帝都饭店的邮箱，飞向日没处朋友的编辑台上去了。它后来是否在祖国读者眼前露过面，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只是我的练习簿多得是，“所见所闻的小故事”也多得是。兴致好，日记也天天记。记过了，加个题目，撕下来，投入邮箱，也就不管它死活了。
在1950年的除夕，鸭绿江畔炮声正浓，我在纽约忽然收到一份刻着“无法投递”的“退稿”。那原是我1949年初所寄出的七八篇“通讯”的最后一篇。它显然曾飞入国门——有京沪两地邮戳为凭——但是在祖国它显然是无枝可栖，所以又飞回美国了。
它回来了之后，我也没有替它“洗尘”，便信手把它向废纸堆中一丢。它后来如何地失踪了，我从未追查，也无心追查。它只是像1948年我的“红帽子”朋友所说的钞票一样，一卷废纸而已。它也和它的涂鸦主人一样，同是在那不平凡的年代里，随风飘荡的一点尘埃。一阵风来便不知被吹到哪里去了？其他的还管得了许多！
可是丢尽管丢，写还是常常写。日记写腻了，就写周记；周记不写了，就写月记、两月记、半年记……有空还得耍耍笔杆，耍到夏志清先生所说的“封笔”为止，因为板儿所住的“大观园”之内，“所见所闻的小故事”是天天都有，也是永远写不尽的。写在日记上或练习簿上（那时美洲还买不到中国的“原稿纸”），再想一个题目加上去，便成为“杂文”了。在华侨报刊上编报屁股的朋友们，缺稿了，拿去把它们印出来，它们也就和落定的五十年代的尘埃同在了。尘埃给扫掉了，它们也就给扫掉了。这就是这个小册子里这几篇仅存的小文坎坷的命运——一点点五十年代的梦痕。
1979年1月11日于纽约市大期考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