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单是自我的贫乏，孤独是自我的丰富。
★有时我会惊异，谁会不受伤？谁能真正地康复？
★ 如果一个人确实选择了孤独，那一定有某种目的，而非仅仅是为了寻找自我；探索“个性”是这些日子的一个时髦概念，但有时至少显得像是纯粹的自我放任。一个人如何发现自己的个性？我的答案是通过工作和爱,两者都意味着给予而不是索取。都需要克制、自律以及一种无私，并且都是毕生的考验。
★你不能把人们混成朦胧的一大堆，那样就是泯灭每个人的自我。没有相同的爱，也没有相同的死亡，相同的损失：这些路我们是要独自走的。
★一种气质或天性永远存在黑暗面，但可以期望更好地理解它，宽容它，因为在能够原谅别人之前我们必须宽恕自己。如果一个人能够以宽恕之姿走出与自己的斗争，那么透出的光芒可能炫人眼目。那光还能够疗伤。
★也许一个人必须足够强大才能承认自己的需要，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我唯一的忠告是向前看，做你真正感受深刻的事……也许有时你需要孤独一年，也许在毕业之后。如果你真的爱一个女人，那就和她一起创造一份生活。但是，一种无承诺的生活，纯然是自我放任的生活恰恰是不起作用的，因为它不能满足你内在的渴望。
★ 穿越痛苦的惟一途径是经历它，吸收它，探索它，确切地理解它是什么以及它意味着什么。
★我们时代令我悲哀的是，人们对感情的自然流露所采取的不自然的轻蔑……那就是为什么我不耻于承认，每当我看到自我控制的榜样时，我总忍不住为他们哭泣。
★美国人的气质允许人向动物表露感情，却常常阻止向同类的表露。是害怕失落吗？还是以为表露感情，尤其是流泪，是软弱的表现？
★ 因为我独自生活，最近二十年来一直如此，所以我在孤独中写作。但这些天来我逐渐意识到有两种人对我的作品极感兴趣——首先是生活孤独的人，她们是寡妇，她们的孤独是“既成事实”；而第二种，是还没有对生活做出承诺的年轻人，既在工作也在爱情方面——对于后者，我这个榜样可能是有害甚于有益。我已经逐渐成了孤独生活的代表，这选择本身在对抗婚姻或生育方面是有效的。也许在人的一生中确实有两个时刻，二十岁和六十岁之后,孤独能带来创造。但对于两者来说，只有二十岁时孤独才是一种选择。并且这几乎仅仅是一个暂时的选择，因为生活在继续，有各种可能会改变生活的进程。
★仅仅在尽责的女人很少成为生活的给予者，甚至对她们的孩子也一样。如果一个妇女不快乐，满腔怨恨，关闭了她最深层冲动的大门，无论那冲动是什么，是写一本书，是在婚姻之外与某人共享爱情（男人或女人），继续她自己的旅程（内在或外在的），她就是在剥夺她孩子的某种珍贵之物，最后孩子们会感到内疚，仿佛他们正在从她那里夺走什么东西。
★把个人尊严和自足放在首位的人会尽己所能把痛苦关在门外。不要碰我。他们非常清楚，任何亲密的关系都包含有痛苦，都需要一种特殊的意识，这是有代价的，于是他们试图让自己不受妨碍，尽可能地把痛苦拒之门外。
★我们是如此复杂的机器，却又残酷地对待这部机器，因为我们对自己的期望过多。机器，哪怕是复杂的机器，每次也只能做一件事情，它对疲劳的反应可能常常是勉强、接受。不断地使混乱变成有序就是生活，甚至包括最简单的家务，比如餐后收拾桌子、洗盘子之类。没人能够拒绝做这些事情，人们天天如此，但在涉及内在世界，涉及感觉与思考的世界时，许多人会把“盘子”留在那里几周都不去清洗，所以毫不奇怪他们会生病，会感到筋疲力尽。
★也许我们忘记了，诗歌是在久远以前起源的，它与舞蹈有关。韵律是肉体受下意识层面影响的表现。我们不再为诗歌而舞蹈，但在我们倾听它时，诗歌的节奏会打开通往潜意识的大门。为什么在节奏成为流行音乐如此重要的组成部分时， 在诗歌中作为工具使用它却显得“过时”呢？
★这里最打动我的是“使一个人的生活有意义”和“发现自己有用”。没有他人，一个人是不成其为人的。在某种程度上如果你是作家，你就会以说出自己的处境来使生活有意义。我的每一部小说都是这样的一次尝试，当然日记确实是最容易和最不严格的形式。如果用音乐术语来考虑，小说是交响乐，日记是奏鸣曲，而诗歌则是歌曲。
★温柔是心灵的优雅，正如风格是思想的优雅。
★抑郁的潜流仍然存在。“坏念头”悄悄溜进我意识每一处不设防的裂缝。然后是起床的时间了，上楼来到我的书房，在这里开始工作。那是唯一对抗流感、老年、抑郁的有效药物——所以现在我在这里。
★今晨我读到引自伯纳德·贝伦森《为一幅自画像所做的素描》（Sketch for a Self Portrait）中的这段话时，我产生了绝对的认同 ：“从童年起我就一直将生活梦想为一件圣事……这意味着仪式般地将生活作为神圣之物来接受。”
★必须有某种承诺，否则生活就没有意义。一个人能只对自己负责吗？我以为不能。从三十岁起我有了某种真正有文学天赋的证明，从此我就把自己交给了写作艺术，要倾尽我的所有去服侍它。
★如果说我公开表现了什么，那就是孤独。是我的孤独和我所说的关于它的话使人们联系了起来，使这么多我不认识的女人和男人把我当成他们可以信赖的朋友。
★当某种事物如此高度地公开化，当每个人被迫赞赏它时，用一双没受污染的眼睛去看，敢于看见你所看的一切，这有多么艰难！
★我会像凤凰一样从火中再生，更新一切，尤其是我心中的痛苦。我想象过，真正的痛苦，身体上的痛苦和身体上的损失，会取代精神上的苦闷和失去的爱。
12月29日，星期五
圣诞前夜发作的流感现在已经转变成我父亲所谓的“我曾有过的最严重的感冒”。直到生命的晚期他仅有的病症就是反复发作的感冒。他每次都忘记了上一次的情况，确信现在的这次才是最严重的。令人惊异的是，在痛苦过去之后，我们是多么快地将之遗忘。部分的原因是我们毫不怀疑那看似无限的复原能力，那些根“在地下，发红”，海因在他的诗中这样说过。
科莱特说：“我相信有比我们称为受苦的虚掷光阴更紧迫更荣耀的职业。”我推断，她指的是纵情恣肆，法语中就此有一个短语，“享受痛苦”，意味着去爱你自己的痛苦并沉醉其中。另一方面，穿越痛苦的唯一途径是经历它，吸收它，探索它，确切地理解它是什么以及它意味着什么，我想起了过去这一年我遭受过太多的精神创痛。将痛苦拒之门外就是丧失了成长的机会，不是吗？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甚至最可怕的打击，都不是没有用处的，每件事情都会以某种方式进入我们的人格结构，正如食物必须进入我们体内一样。就我而言，过去这一年我的精神窘境一直是如何与无法接受的一切和平共处—在妥协成为智慧的一部分的地方，另一方面，也是我的老朋友保利娜·普林斯（Pauline Prince）所谓的“你对绝对的渴望”似乎压倒一切需要的地方。至少在人际关系中不可能存在一种绝对，要求绝对也就像有时的我那样，是要成为一个破坏者。所以贯穿过去这数月的词语始终是“接受，接受”。像我大部分时间做的那样，每当我反抗这种接受时，都感到自己是多么顽固！这十二月早晨的光有着十分特殊的性质：朴素，像它的寒冷一样，广阔而博大。我与光秃田野之上广阔的半圆形地平线一同生活。雪使田野更加丰富，但以我目前的心境而论，我是在寒冷灰色的海上休息。等待阳光捉住卡伦·索姆（Karen Saum）悬挂在我卧室窗前的一面小小棱镜，等待那突如其来的火焰，先是绯红然后有时是一抹闪烁的蓝，令人震惊地生动。
2月26日，星期一
我已经坐了几分钟，看着波浪在田野尽头破碎。这令人兴奋，因为每当这时候就意味着一场大风暴即将到来。这是真正的东北大风，混合着冰雹、雨、雪，它会使今天早晨取邮件成为一次危险的出击。发生了一次日全食，我们当然看不见，那意味着早晨十点有一次大高潮，比往常高出两三英尺。从书房的窗户我可以看见远远铺开的海洋，因为我看不见原野下面的岩石，所以看上去好像波浪就在原野上流淌，在雪上展开它们沸腾的泡沫。
昨天是幸福的一天，春天一般柔和、多雾，我去海蒂（Heidi）和哈里·拉皮洛（Harry Lapirow）的饭店吃晚餐：真是一次盛宴，有奶油汁调味的龙虾，美味的甜点，浇成女士手指状的草莓奶油冻。一次家庭式的星期天正餐是一种巨大的欢乐，它把我带回了童年时代，和亲爱的拉皮洛在一起我觉得自己就像这屋里的一个孩子。他们的喜马拉雅猫玛尼，已经长成了一个绝色美人，有着蓬松的大尾巴和令人惊奇的蓝眼睛。它喜欢轻拍人的头发，爬到我的肩膀上和我嬉戏，轻轻地咬人。
今天也很幸福，因为在四个月后，《纽约时报》发表了莱尚夫妇所写的一封出色的长信，反击了迪克斯坦对《报应》的恶意评论。我知道有二十多封信寄到了《纽约时报》，但我已经放弃了他们会发表任意一封的希望。迪克斯坦在对此的回答中仍抓住她唯一的武器不放，她仍然坚持《报应》是一部隐蔽的同性恋小说。
在我考虑关于这本书的所有信中哪一封最让我愉快时，我想到了在哥伦比亚教授比较文学的埃默里·内夫（Emery Neff，他和他妻子是我在纳尔逊的亲密朋友之一）。他说：
《报应》是从最本原的恐惧中释放出来的：性背叛的恐惧,濒死的恐惧。劳拉从对她母亲（传统的性压抑）的怨恨中摆脱了出来，也摆脱了让生命非自然延长的医院。一切都集中在一个小空间内，细节生动而丰富。你使我们相信，在我们80年代，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控制自己的濒死境况，宽恕我们在生的过程中所受的创伤。
迪克斯坦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人。而且因为她误用了我的诗来证明她的观点，我只能相信她做出的是先入为主的判断。
昨晚读了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写作《雅各布的房间》（Jacob’s Room）时的日记，我注意到这样一段话，“我唯一为之焦虑的评论是《泰晤士报文学副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上的那篇：不是因为它最聪明，而是因为读它的人最多，我无法忍受人们看见我当众受挫。”确实如此。
4月17日，星期二
终于有了一点春天的格调了!我书房的窗户打开了，可以听到海浪轻柔的泼溅声，今天下午我要到花园中去，给露台边的花施肥，有杜鹃和铁线莲。
关于旅行还有几个形象我必须在回到现在之前记录下来。特德·莫里森（Ted Morrison）曾经谈及,诗人没有记忆，因为他们如此热情地活在当下。今天早晨这是对的，那个片刻，“现在”，是如此珍贵，我观察着遥远海岸边细细的一线白色泡沫，倾听着破碎的波浪，我几乎无法忍受回到这张纸上，尤其是不出数日，这景色就会被大橡树的叶子遮住。
我在海湾地区最后的美妙逗留是与比尔·布朗（Bill Brown）和保罗·冯纳（Paul Wonner）一起度过的——他们的房子高雅而整洁，内部全刷成了白色，他们收藏的印度绘画像宝石一样闪光,他们的生活方式如此适合我，因为它是由作品、寂静和音乐组成的。多么美妙，可以在有十字勋章的床上享用法国式早餐，浓烈的法国咖啡和热牛奶，同时听着比尔在楼下弹奏钢琴！比尔和我相识已经有四十年了。作为艺术家我们三人都被不为人所认识的痛苦包围着，三个人都逆着潮流工作，忍受着抑郁期，在内部与之作斗争。与品位相同的人在一起你的心灵会获得恢复，没有任何东西冒犯灵魂或者眼睛，而是全然的快乐。如此的秩序和优雅！像往常一样，我们会不时地无缘由地爆发出笑声，谈书籍、音乐、艺术中无聊的时髦，这一切都使我们重新建立了自我、个性的感觉，我们在一起完全和谐的感觉。
比尔和我去看《晚宴》（“The Dinner Party”），这是朱迪·芝加哥（Judy Chicago）在旧金山艺术博物馆举办的“偶发艺术”展。这是一场好梦，以晚宴的形式纪念过去的伟大女性，也是伟大的女神，为她们每一位安排一个晚餐座位。正如传媒所言，这项“工程”是由一个犹太女权主义者构思的，它得到了天主教修女、牧师刺绣者公会、卫理公会派教徒、浸信会教友、圣公会瓷器画师、研究者和画廊助理的帮助。这是一件以传统技艺创作的反传统艺术品。芝加哥用精心设计的反讽创造了一个重要的女权主义艺术宣言，她把“妇女的技艺”（刺绣和绘制瓷器）应用在“妇女的语境”中（晚宴）。
想到这些妇女在一起工作了五年便让人感动，但当最后比尔和我来到将长桌摆放成三角形的大房间时，我们吃了一惊。那里有用盘子做的一件很高的浮雕，一件超现实装置，它暴露了芝加哥的想象力本质上的粗俗和廉价。许多作品似乎都是阴户主题的变异。是的，我很抱歉，我根本不喜欢它，我在一神派教堂读完诗后有人向我问到这个，我感到尴尬。我说了实话，我又能怎样呢？当某种事物如此高度地公开化，当每个人被迫赞赏它时，用一双没受污染的眼睛去看，敢于看见你所看的一切，这有多么艰难！我们被媒体引入了一个虚假的幻象，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身上发生了什么，我们已经怎样背叛了我们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