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说：中国经济的旧制度与新常态

从一年前“新常态”这个概念出现的时候，我就开始思考它的本质和背后的逻辑。我发现，大部分人对“新常态”的理解都停留在表面，所以，在这本书里，我重新解释了“新常态”。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困扰中国经济改革的真正问题不是简单的调结构、保增长，而是“政府公司化”的旧制度。我认为，新常态的本质其实就是革除经济旧制度，这也是我将本书叫作《中国经济的旧制度与新常态》原因所在。只有用新常态革除旧制度，中国经济才可能迎来下一个黄金十年，这对每个人的影响甚至超过1992年的“南方谈话”，而这是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的。——郎咸平
郎咸平于2010年被30余万网民公推为“2010中国互联网九大风云人物之一”；
《财经郎眼》节目被中国广电传媒联盟和中国电视艺术交流协会评为“2011中国十大电视节目”，
被《新周刊》评为“2010中国电视榜财经节目”

《郎咸平说 中国经济的旧制度与新常态》中，郎咸平教授秉承了他一贯“看问题入木三分、直抵要害，分析问题一针见血，依靠真实数据，并能给出合理、可操作的解决方案”的特点，从“重塑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用新常态革除旧制度”这一本质问题入手，全新角度解读了中国经济的旧制度与新常态。同时，通过剖析反腐风暴、国企改革、金融改革、价格改革、楼市危机、对外战略格局等诸多热门话题，给读者解读未来十年的机会和风险。

郎咸平，著名经济学家。美国沃顿商学院博士，曾任沃顿商学院、密歇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纽约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教授。主要致力于公司监管、项目融资、直接投资、企业重组、兼并与收购、破产等方面的研究。著有《中国经济到了*危险的边缘》、《让人头疼的热点》、《“新政”能否改变中国》、《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公司治理》（增补版）等。

部分文摘重塑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以新常态革除旧制度
过去十多年来，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的老百姓最怕改革，因为房改了买不起房，医改了看不起病，教改了上不起学。改革越改越糟！这是民生领域的改革结果，那么经济层面的改革呢？也是越改越糟的。
过去十多年，政府每年几乎都将“扩内需、调结构、保增长”作为经济管理的主要任务。但结果却是，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将本应给市场放权让利的改革，逆转为形形色色的扩权争利。“调结构、扩内需”在事实上被“保增长”取代，使经济结构更加畸形，经济改革错失了最佳时机。
这种以技术层面的调控代替实质性改革的做法，在政府层面的具体表现就是，并没有以“壮士断臂”的魄力去推动像发改委等这样的强势部门向市场简政放权。本来，中国的经济改革由于起点较低，再加上人口、资源、环境等红利，使得改革一开始就具有后发优势。因此，无论是产业改革，还是区域经济，只要政府向市场放权，只要中央向地方放权，经济便会马上出现活力。国企改革，沿海和江浙地区崛起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都是如此。但接下来由于路径依赖，政府既不推动剩下的比较困难的改革，更不愿意退出经济领域，而是围绕“保增长”的目标，挥舞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两根“大棒”，在经济偏热的时候马上“踩刹车”，在经济遇冷时立即“踩油门”，这种反复摇摆的非常态化管理方式，是对经济周期的人为破坏，不仅造成市场紊乱，对中国这么一个庞大的经济体而言，更是一种灾难。在权力运行不规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被政府“看得见的手”束缚的情况下，频繁调控的结果就是财富快速向国有企业集中，权力再次向政府集中，社会贫富分化严重，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迅速形成并固化，成为今天推行改革的最大阻力。这就是无视或者回避中国经济真问题的结果。
之所以出现这种糟糕的结果，原因就是政府不愿意退出市场，用计划经济的思维去管理市场经济，而且还发明一个口号，叫作“宏观调控，微观搞活”，这是一种非常懒惰的思维模式。我告诉各位，在一个土地、资本（金融）、资源能源和基础设施等基本上由政府垄断的市场，调控有意义吗？结果只能是越调越乱，而且微观也搞不活。即便在充分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调控措施也不见得有多大作用。所以我说，政府是在用调控来代替真改革，其根本原因是不愿意退出市场，其中的既得利益者不愿意放弃权力寻租的机会。
正文部分文摘
权力：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什么才是一个好的政府管理系统呢？我个人建议，将所谓的财权从中国的“权力金字塔”里剥离出来，由人大负责审核，要做到像美国的预算制度那样全面、透明、权威。什么是全面？就是所有支出必须有预算，否则不能支出。什么叫透明？你买一支笔都要有预算，如果你不服从预算制度，立刻被“炒鱿鱼”。
所以，我的结论就是，在我们现在的政府管理系统中保留人事升迁权，但必须植入一个全面、透明、权威的预算制度，把财权从“权力金字塔”里抽离出来，这样腐败可以大幅度减少。这样做的话，虽然执行力会弱一些，但是可以形成一个没有腐败的执行系统。
那么中国目前的政府职能改革做到了什么程度？2014年5月1日，李克强总理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叫作《关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问题》。文章提出如何把财权拿出来，建立预算制度。而且文章还非常明确地提出了，“贯彻落实全面、透明、权威的预算制度”。这也是我在2012年12月29日《财经郎眼》节目里面强调的。如果预算制度改革真的能像李克强总理所说的，在中国落地生根的话，我相信专职秘书的腐败会减少，情人的腐败也会减少。我们这一步做成功以后，再走下一步，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行政体制应该会朝一个良性的方向发展。
银行危机导致中国楼市危机：金融垄断的恶果
房地产商降价销售不是一个房价会不会下跌的问题，而是要透过房地产，看它背后隐藏的深层经济问题。按照我的分析来看，德信地产降价，以及由它引发的降价风波，其缘由来自银行体系的危机。
银行通过两方面对地产市场造成冲击。第一方面，停办按揭贷款，原因就是“两板斧”：同业拆借、同业存款比例大幅上涨，银行资金成本上升；网络金融产品给传统商业银行业带来莫大的压力，资金成本也上升。而按揭贷款只有7%的利息，且一放30年，与借给企业一年收取8%的利息相比，银行更愿意做企业贷款。另外一方面，对地产商而言，向银行借贷的方式除了过去的正常借贷，还有现在的理财产品、信托基金。而在德信地产降价事件中，我推测很可能是因为投资回报未达预期，为了偿还信托产品、理财产品的兑现问题，它不得不降价促销。
楼市危机：政府难逃不当干预的责任
我给各位再梳理一下中国当前房地产市场萎靡不振的前因后果。首先，2008年11月颁布的“四万亿投资计划”埋下了一系列危机，使得参与其中的地方政府爆发了债务危机；其次，国企由于配合“四万亿投资计划”成为投资主体，且疯狂扩张，最终爆发了效率危机；第三，民营企业受到“国进民退”、资金链断裂两大危机影响。这些危机主体也都是商业银行的主要客户，银行又被拉下了水。所以我们看到，2012年6月，16只银行股中有10只股价跌破每股净值；2013年6月，商业银行爆发第一次“钱荒”，12月爆发第二次“钱荒”；2013年年底，银行资金出现不足，股份制银行资金成本高达5%。这些都是银行危机的警告。
银行怎么处理危机？停止办理房贷，从而催生了2014年开始的地产疲软风暴。到了2014年5月份，银行停止办理中小型开发商的贷款，给疲软的楼市雪上加霜。2014年5月24日，央行表态不救市，但是地方政府因为财政非常困难扛不住了，于是乎47个限购城市中有42个城市取消了限购。但2014年1—8月份，我们的房地产市场还是萎靡不振，大部分城市都出现量价齐跌的情况。到了8月份，全国财政收入仅增长6。1%，其中税收增长率只有1。9%，创下新低。这个时候中央政府坐不住了，于是乎央行在2014年9月30日宣布了更加利好于楼市的货币政策。这就是今天中国房地产市场一系列的问题之所在，坦白讲，我在2008年、2009年就在不同场合做过预测，但遗憾的是，我的担忧都成了现实。
楼市危机引发地方财政危机：土地财政寿终正寝
在2008年之前，中国房地产行业可以说是拥有全世界最好的调节机制，不但不会给经济造成冲击，而且价格自我调节机制也非常健全，泡沫指数和价格指数基本一致。但是，2008年政府采取调控之后，泡沫指数和价格指数完全没有任何相关了，因为政府调控完全破坏了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机能，价格再也没有办法反映市场的真实情况了，导致整个社会一窝蜂地炒地产。
最后，我必须痛心疾首地指责政府不恰当的房地产调控，最近的两次调控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让33万亿元到57万亿元的巨额资金、2。4万家新增房地产公司背后的经营人才，因为政府调控破坏价格机制，而进入了本不该进入的市场，导致其他行业，特别是服务业、制造业因资金链枯竭和人才流失而衰退，形成今天的惨状。
中央政府在最近不断释放出对房地产市场不调控、不救市的信号，我个人非常支持。那么在政府不调控的过程中，也请各位注意，房价一定会下跌，但你不要恐慌、不要紧张。为什么？下跌才会涨，涨才会跌，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房地产虽然价格高，但是它的价格变化规律和猪肉、衣服是一样的。你不怕猪肉价格、衣服价格有涨有跌，也没必要怕房价的高低波动。
我们从政府到老百姓都必须建立一个市场化的心态，就是一个正常的经济应该是容许价格有涨有跌的。2014年5月21日，世界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穆迪对中国房地产市场做出了评估，结论是“从稳定转变为负面”。那么在这种大背景下，我们的政府、地产商以及民众应该保持一个平稳的心态，坚持让房地产市场自我调节价格，政府不要干预市场才是对老百姓、对开发商最好的消息。从长期看，我们的房地产年增长率会和美国的规律类似，地产价格的年涨幅一定会比年通胀率多一个百分点，这就是最稳定的经济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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