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鸡

属于“姥爷”的人生河流，曲弯伸缩，仿佛不受自然的约束，无论世间如何风风雨雨，它都那么尽心可意地汩汩流淌。“中国式”的生存，总是在欢笑和满足的背后，隐藏着那么多的忍耐和辛酸。小说掀开历史的厚重尘埃，让我们看到时代阴影笼罩下的一些浓稠细密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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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斗鸡，三间铺面，半生挣扎，一个世纪的家国命运。《斗鸡》中的“姥爷”一生执着于斗鸡，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命运，《斗鸡》以时间为序，波澜不惊地叙述了姥爷这位百岁老人一生的坎坷经历。小说与同时代作家余华的作品《活着》有异曲同工之妙，将中国近现代历史下压抑生存着的灵魂刻画得淋漓尽致。

阎连科，作家，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199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其作品曾获各类重要奖项二十余次。现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任教。作为国内最著名的当代作家之一，其作品在中国文坛有着极其广泛深远的影响力。

看局部，看细节，全然是乡土的、写实的，历历如绘，栩栩如生，然而，它们的指向却是形而上的，整体上像一个大寓言，是对人生对政治对文化的深刻反思，寄寓着作者对一些带根本性的生存问题的独特看法。
——作家雷达

阎连科是一个以奇谲怪诞为叙事特色的作家，他的小说狂放无度，毫无节制，往往写起来一发而不可收拾；阎连科也是一个以颠覆消解主流意识形态为己任的批判家，锋芒毕露，毫不留情，几乎把社会的强者弱者一概纳入了讽刺体系。
——文学评论家陈思和

阎连科的小说有一种虎啸山林的悲壮，有一种血气，有一种牛粪上盛开的恶之花似的妖冶迷人。这是极限的书写，也是极限的阅读。这是对文学史的绝望反抗，也是对文学史的激越启迪。
——作家李洱

作者通过极端的撕裂方式，对某种无边的意识形态进行了无情地肢解，展示了权力思维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同构性本质。它以反逻辑的超验性叙事为支撑，通过对一些基层权力人物颠疯式政治思维、畸恋式致富追求、以及单一化领导方式的喜剧性披露，使我们在一种高度隐喻化的叙事场景中，看到了人性的许多悲剧真相。
──文学评论家洪治纲

人的欲望的揭示，触到了生命最本能最原始的深处，当然，这不仅仅是情欲，还有对权力的崇拜、人的施虐情结、恶的本能。
──《新华网》评论员冬至

写作的胆略（自序）
阎连科
从来没想过写作是需要胆略的。可今天渐渐不敢写了，才明白于写作来说，不仅需要胆略，而且胆略也是一种才华。写作《斗鸡》那些年月，岁月方少，和今天的“80后”们一样，二十多岁，浪浪当当，在文学上无所畏惧，什么“历史题材”、“市井小说”、“旧都市风俗”、“新历史主义”，并不管这些概念讲法有怎样的要求束缚。我住在开封——开封当年被称为汴京——汴京的大街上常有市民在老城墙下斗鸡游戏——文中资料“风俗文化篇”中有关于“东京斗鸡”的片断记载——这就够了。足够去写一部“娓娓道来”的历史小说了。还需要什么呢？只要有不知天高地厚的胆略，还有什么不能去想象和写作呢？
坐下来，约是一周的课余时间，也就写完了七万来字的一部大的中篇——或可称为小的长篇。就是这样，只要有时间，就总有激情喷发。只要有念头萌生，就会有故事成形。只要想到写作，就会坐下写作。不顾生涩，也没有幼稚、成熟、技巧和西学的想法。故事和胆略在推动着一切。少不更事，那是多么好的年月。一天写完一个短篇，一周写完一部中篇，被人笑为“短篇不过夜，中篇不过周”——虽然知道话中有诚实的颂赞，可也知道其中还有“太快”和“粗糙”的隐含，也就努力让自己少写点，写慢点，妄图以“少、慢”来赢得“好和认真”的赞誉。
真的是傻！
我想写作、我要写作、我有进不完的故事——还管别的什么呢。在今天看来，《斗鸡》这样的小说，也许真的有许多生涩幼稚。以今天的写作经验和文学观念，一定不会那样老老实实地去讲述故事和描绘人物。可又把话倒将过来，今天的自己，也完全讲不出那样的故事，塑造不出那样的人物了。因为今天的自己，失去了对故事的热情和我讲我快的胆略。怀念那个时候！怀念那个想写就写的胆略！也许粗糙，却有充沛的热情、激情和对文学喷发的爱。可是今天，热情、激情和对写作压抑不住的爱，都已淡了冷了。理性遮蔽了许多写作的胆略和才华。因此，再去回读《斗鸡》这样的小说，就像拿苍老的糙手，去抚摸青涩的过去。一个少年有许多无畏和无知，可那少年青春的美和勇气的莽撞，无不让今天的自己感叹和羡涎。
今天再版《斗鸡》，是我对写作的一声怅然的感叹。忍不住要问自己，我那时不管不顾讲述的热情与胆略，到底去了哪儿呢？
二○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姥爷斗鸡是从清末开始的，那时候，老姥爷三十几岁，姥爷十几岁。老姥爷已经有了近十年的斗鸡生涯，每逢斗鸡，都要将姥爷带去，让姥爷从中取乐。
记得那年，春暖得早，新年一过，孩娃们就发现各家门口的草粪下，已经有了稚嫩的黄芽，对大人惊呼着：“暖和了，你看──暖和了！”到正月初八，果真就有人把棉袄脱下。那个时候，佛教、道教在东京已经十分兴盛，寺、庙、庵、阁遍布城里，各行各业先祖的岁祭，也闹得很为红火。庙会也开始在乡郊昌盛起来。如三月二十八的东岳庙会，五月十三的关帝庙会，五月二十八和十月一的城隍庙会等，规模宏大，香火极旺。还有腊月二十纪念祖师爷的鲁班庙会，铜匠、铁匠、锡匠二月初五的老君堂庙会，剃头业七月十三的罗祖庙会……这些庙会，也都声势浩大，远近闻名。庙会时，东京的斗鸡帮，差不多都要相约前往，为庙会斗鸡增乐。
一年四季连续不断的庙会，最具有影响的，莫过于边村庙会了。边村，位于京城正东八里外，走出护城大堤看到一片灰黑村落，这便是有名的边村。在村北的田野里，有一棵年逾百龄、二人合抱不拢的大杨树。树大召仙，村里人每遇头疼脑热，或其他疑难症状，都要求告仙爷医治，吃些巫神在杨树下胡诌的草药膏散。有时也难免灵验一个。病好了，更要四方传播说圣。其实，这里并无庙宇，大杨树上挂有一条条红布、黄布，日夜随风招展，像旗帜样猎猎作响，上书的“心诚则灵”和“普救众生”字样，便是庙宇的唯一标志。这是边村庙会形成的最初开端。为什么小小边村，能形成东京最负盛名的庙会，考究起来，怕一是因为会期适中，新年刚过，人闲且有钱；二是因为地址适中，离东京几里之遥，市民们步行也易到达；三是庙会内容丰富，城乡物资交流方便。
庙会一般三日，初七为头会；初八是老仙爷的生日，为正会；初九为末会。边村庙会，东京斗鸡帮是每年必到的。这一年，姥爷家的生意已经十分衰落。老姥爷年前倾本到苏州购了一批用五个骡马拖回的南绸和绣品，未到徐州，就遭了响马抢劫，差点连性命也丢在荒郊野外。他人虽生还了，但开春经商，就必须借债做本。老姥爷的新年，可想是过得极其郁闷，初一刚过，他就盼着到初八，抱着斗鸡去边村散散心。初七这天，他在家调理了一天鸡子，到了初八，太阳刚刚从城东透出红光，就吃了早饭，叫了辆人力车，把鸡子抱在怀里，带上我姥爷，朝边村庙会赶去了。从东京通往边村的曹门、宋门两条大道上，大马车、手推车和赶脚的小毛驴，分三路同行，接连不断。地步儿行走的老少男女，三五成群，都还穿着没舍得弄脏的过年新衣，楚楚衣冠，浓浓兴致。我姥爷和老姥爷的人力车，夹在其中，快不得，也慢不得，迎着日光，徐徐地走着。这一刻，该是我姥爷最快乐的时候，和鸡子并列偎在父亲怀中，瓜皮黑帽上的红穗儿坠在肩上，风中柳枝样摆动着，满脸都是惊奇和快乐。登上城东大堤时，在车上可以看到各路人马，像水样朝边村流动。天碧净碧净。日光像金粉般撒在人背上。大堤下的小麦地，被大雪润了一冬，这会儿透着湖水一样的绿色。堤上的杨树，已经生出了豆似的红苞，只要不来倒春寒，不几日就会满天飘絮了。空气格外的清新，抬眼能望五里、八里、十几里。早起五更从朱仙镇、陈留、中牟、杞县、兰封、考城、民权、通许、尉氏以及黄河北岸的封丘和长垣等地赶来的人们，大都肩挑手提，急急匆匆，衔接不断地在田野小路上拧成一条黑线，朝着边村伸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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