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兰河传

《呼兰河传》是萧红最重要的代表作。因为《生死场》，人们知道了萧红；因为《呼兰河传》，人们记住了萧红，也记住了东北边陲那个偏远却也动人的小镇。
《呼兰河传》描写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东北小镇呼兰城的风土人情，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了当地百姓的生活。那里的人，善良却也愚昧，可恶却也无辜；那片土地上，飘荡着无知和愚昧，也充满了苦难和悲凉。呼兰河虽不是回荡着悠扬牧歌的静谧田园，但那里的一缕缕炊烟，却是寂寞女子心底仅有的一点温暖与归属。
小说写了人物，却没有主角；叙述故事，但没有主轴；七个章节，看似独立却又浑然一体。萧红以成熟的艺术笔触造就了她“自传体”小说的巅峰之作。那些字句，最平常不过，却能在人心里一点一点蚀出一个大坑，令人空空落落地直想落泪……

萧红，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受推崇的女作家，与张爱玲等并称“民国四大才女”。原名张乃莹，笔名萧红、悄吟、玲玲、田娣等，生于黑龙江呼兰河畔，病逝于香港浅水湾。
萧红自幼丧母，父亲性情乖戾，19岁因不满包办婚姻离家出走，之后一生与贫困苦难为伴。爱的缺乏，造就了她寂寞的童年；漂泊的凄苦，注定了她一生的苍凉。但在不到32年的短暂生命里，她留下了近70万字的作品，被誉为“30年代的文学洛神”。她的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别具一格，笔触细腻深刻、真挚动人，形成了独特的“萧红体”，鲁迅称其为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代表作品有《呼兰河传》《生死场》《马伯乐》《小城三月》等。
这个东北女子孤傲冰洁，如一朵生长在冰天雪地里的海棠花，在零落纷扰的三十年代，她是一抹亮眼的红，因为鲜丽，而让人更觉凄凉。

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于它“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茅盾

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鲁迅为《生死场》写的“序”

我相信萧红的书，将成为此后世世代代都有人阅读的经典之作。
——夏志清

第四章
我家是荒凉的。
一进大门，靠着大门洞子的东壁是三间破房子，靠着大门洞子的西壁仍是三间破房子。再加上一个大门洞，看起来是七间连着串，外表上似乎是很威武的，房子都很高大，架着很粗的木头的房架。柁头是很粗的，一个小孩抱不过来。都一律是瓦房盖，房脊上还有透窿的用瓦做的花，迎着太阳看去，是很好看的。房脊的两梢上，一边有一个鸽子，大概也是瓦做的。终年不动，停在那里。这房子的外表，似乎不坏。
但我看它内容空虚。
东边的三间，自家用装粮食的，粮食没有多少，耗子可是成群了。
粮食仓子底下让耗子咬出洞来，耗子的全家在吃着粮食。耗子在下边吃，麻雀在上边吃。全屋都是土腥气。窗子坏了，用板钉起来，门也坏了，每一开就颤抖抖的。
靠着门洞子西壁的三间房，是租给一家养猪的。那屋里屋外没有别的，都是猪了。大猪小猪，猪槽子，猪粮食。来往的人也都是猪贩子，连房子带人，都弄得气味非常之坏。
说来那家也并没有养了多少猪，也不过十个八个的。每当黄昏的时候，那叫猪的声音远近得闻。打着猪槽子，敲着圈棚。叫了几声，停了一停。声音有高有低，在黄昏的庄严的空气里好像是说他家的生活是非常寂寞的。
除了这一连串的七间房子之外，还有六间破房子，三间破草房，三间碾磨房。
三间碾磨房一起租给那家养猪的了，因为它靠近那家养猪的。
三间破草房是在院子的西南角上，这房子它单独地跑得那么远，孤零零的，毛头毛脚的，歪歪斜斜地站在那里。
房顶的草上长着青苔，远看去，一片绿，很是好看。下了雨，房顶上就出蘑菇，人们就上房采蘑菇，就好像上山去采蘑菇一样，一采采了很多。这样出蘑菇的房顶实在是很少有，我家的房子共有三十来间，其余的都不会出蘑菇，所以住在那房里的人一提着筐子上房去采蘑菇，全院子的人没有不羡慕的，都说：
“这蘑菇是新鲜的，可不比那干蘑菇，若是杀一个小鸡炒上，那真好吃极了。”
“蘑菇炒豆腐，嗳，真鲜！”
“雨后的蘑菇嫩过了仔鸡。”
“蘑菇炒鸡，吃蘑菇而不吃鸡。”
“蘑菇下面，吃汤而忘了面。”
“吃了这蘑菇，不忘了姓才怪的。”
“清蒸蘑菇加姜丝，能吃八碗小米子干饭。”
“你不要小看了这蘑菇，这是意外之财！”
同院住的那些羡慕的人，都恨自己为什么不住在那草房里。若早知道租了房子连蘑菇都一起租来了，就非租那房子不可。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租房子还带蘑菇的。于是感慨唏嘘，相叹不已。
再说站在房间上正在采着的，在多少只眼目之中，真是一种光荣的工作。于是也就慢慢地采，本来一袋烟的工夫就可以采完，但是要延长到半顿饭的工夫。同时故意选了几个大的，从房顶上骄傲地抛下来，同时说：
“你们看吧，你们见过这样干净的蘑菇吗？除了这个房顶，哪个房顶能够长出这样的好蘑菇来？”
那在下面的，根本看不清房顶，到底那蘑菇全部多大，以为一律是这样大的，于是就更增加了无限的惊异。赶快弯下腰去拾起来，拿到家里，晚饭的时候，卖豆腐的来，破费二百钱拣点豆腐，把蘑菇烧上。
可是那在房顶上的因为骄傲，忘记了那房顶有许多地方是不结实的，已经露了洞了，一不加小心就把脚掉下去了，把脚往外一拔，脚上的鞋子不见了。
鞋子从房顶落下去，一直就落在锅里，锅里正是翻开的滚水，鞋子就在滚水里边煮上了。锅边漏粉的人越看越有意思，越看越觉得好玩，那一只鞋子在开水里滚着、翻着，还从鞋底上滚下一些泥浆来，弄得漏下去的粉条都黄乎乎的了。可是他们还不把鞋子从锅里拿出来，他们说，反正这粉条是卖的，也不是自己吃。
这房顶虽然产蘑菇，但是不能够避雨，一下起雨来，全屋就像小水罐似的。摸摸这个是湿的，摸摸那个是湿的。
好在这里边住的都是些个粗人。
有一个歪鼻瞪眼的名叫“铁子”的孩子。他整天手里拿着一柄铁锹，在一个长槽子里边往下切着，切些个什么呢？初到这屋子里来的人是看不清的，因为热气腾腾的，这屋里不知都在做些个什么。细一看，才能看出来他切的是马铃薯。槽子里都是马铃薯。
这草房是租给一家开粉房的。漏粉的人都是些粗人，没有好鞋袜，没有好行李，一个一个的和小猪差不多，住在这房子里边是很相当的，好房子让他们一住也怕是住坏了。何况每一下雨还有蘑菇吃。
这粉房里的人吃蘑菇，总是蘑菇和粉配在一道，蘑菇炒粉，蘑菇炖粉，蘑菇煮粉。没有汤的叫作“炒”，有汤的叫作“煮”，汤少一点的叫作“炖”。
他们做好了，常常还端一大碗来送给祖父。等那歪鼻瞪眼的孩子一走了，祖父就说：
“这吃不得，若吃到有毒的就吃死了。”
但那粉房里的人，从来没吃死过，天天在里边唱着歌，漏着粉。
粉房的门前搭了几丈高的架子，亮晶晶的白粉，好像瀑布似的挂在上边。
他们一边挂着粉，一边唱着。等粉条晒干了，他们一边收着粉，也是一边地唱着。那唱不是从工作所得到的愉快，好像含着眼泪在笑似的。
逆来顺受，你说我的生命可惜，我自己却不在乎。你看着很危险，我却自己以为得意。不得意怎么样？人生是苦多乐少。
那粉房里的歌声，就像一朵红花开在了墙头上，越鲜明，就越觉得荒凉。
正月十五正月正，
家家户户挂红灯。
人家的丈夫团圆聚，
孟姜女的丈夫去修长城。
只要是一个晴天，粉丝一挂起来了，这歌音就听得见的。因为那破草房是在西南角上，所以那声音比较的辽远。偶尔也有装作女人的腔调在唱《五更天》。
那草房实在是不行了，每下一次大雨，那草房北头就要多加一支支柱，那支柱已经有七八支之多了，但是房子还是天天地往北边歪，越歪越厉害，我一看了就害怕，怕从那旁边一过，恰好那房子倒了下来，压在我身上。那房子实在是不像样子了，窗子本来是四方的，都歪斜得变成菱形的了。门也歪斜得关不上了。墙上的大柁就像要掉下来似的，向一边跳出来了。房脊上的正梁一天一天地往北走，已经拔了榫，脱离别人的牵掣，而它自己单独行动起来了。那些钉在房脊上的椽杆子，能够跟着它跑的，就跟着它一顺水地往北边跑下去了；不能够跟着它跑的，就挣断了钉子，而垂下头来，向着粉房里的人们的头垂下来，因为另一头是压在檐外，所以不能够掉下来，只是滴里郎当地垂着。
我一次进粉房去，想要看一看漏粉到底是怎样漏法。但是不敢细看，我很怕那椽子头掉下来打了我。
一刮起风来，这房子就喳喳地山响，大柁响，马梁响，门框、窗框响。
一下了雨，又是喳喳地响。
不刮风，不下雨，夜里也是会响的，因为夜深人静了，万物齐鸣，何况这本来就会响的房子，哪能不响呢？
以它响得最厉害。别的东西的响，是因为倾心去听它，就是听得到的，也是极幽渺的，不十分可靠的。也许是因为一个人耳鸣而引起来的错觉，比方猫、狗、虫子之类的响叫，那是因为它们是生物的缘故。
可曾有人听过夜里房子会叫的，谁家的房子会叫，叫得好像个活物似的，嚓嚓的，带着无限的重量，往往会把睡在这房子里的人叫醒。
被叫醒了的人，翻了一个身说：
“房子又走了。”
真是活神活现，听他说了这话，好像房子要搬了场似的。
房子都要搬场了，为什么睡在里边的人还不起来？他是不起来的，他翻了个身又睡了。
住在这里边的人，对于房子就要倒的这回事，毫不加戒心，好像他们已经有了血族的关系，是非常信靠的。
似乎这房一旦倒了，也不会压到他们，就像是压到了，也不会压死的，绝对没有生命的危险。这些人的过度的自信，不知从哪里来的，也许住在那房子里边的人都是用铁铸的，而不是肉长的。再不然就是他们都是敢死队，生命置之度外了。
若不然为什么这么勇敢，生死不怕？
若说他们是生死不怕，那也是不对的，比方那晒粉条的人，从杆子上往下摘粉条的时候，那杆子掉下来了，就吓他一哆嗦。粉条打碎了，他却没有被打着。他把粉条收起来，还看着那杆子，思索起来，他说：
“莫不是……”
他越想越奇怪，怎么粉打碎了，而人没打着呢。他把那杆子扶了上去，远远地站在那里看着，用眼睛捉摸着，越捉摸越觉得可怕。
“哎呀！这要是落到头上呢？”
那真是不堪想象了。于是他摸着自己的头顶，他觉得万幸万幸，下回该加小心。
本来那杆子还没有房椽子那么粗，可是他一看见，他就害怕，每次他再晒粉条的时候，他都是躲着那杆子，连在它旁边走也不敢走，总是用眼睛溜着它，过了很多日才算把这回事忘了。
若下雨打雷的时候，他就把灯灭了，他们说雷扑火，怕雷劈着。
他们过河的时候，抛两个铜板到河里去，传说河是馋的，常常淹死人的，把铜板一抛到河里，河神高兴了，就不会把他们淹死了。
这证明住在这嚓嚓响着的草房里的他们，也是很胆小的，也和一般人一样是战战兢兢地活在这世界上的。
那么这房子既然要塌了，他们为什么不怕呢？
据卖馒头的老赵头说：
“他们要的就是这个要倒的嘛！”
据粉房里的那个歪鼻瞪眼的孩子说：
“这是住房子啊，也不是娶媳妇要她周周正正。”
据同院住的周家的两位少年绅士说：
“这房子对于他们那等粗人，就再合适也没有了。”
据我家的有二伯说：
“是他们贪图便宜，好房子呼兰城里有的是，为啥他们不搬家呢？好房子人家要房钱的呀，不像是咱们家这房子，一年送来十斤二十斤的干粉就完事，等于白住。你二伯是没有家眷，若不我也找这样房子去住。”
有二伯说的也许有点对。
祖父早就想拆了那座房子的，是因为他们几次地全体挽留才留下来的。
至于这个房子将来倒与不倒，或是发生什么幸与不幸，大家都以为这太远了，不必想了。
我家的院子是很荒凉的。
那边住着几个漏粉的，那边住着几个养猪的。养猪的那厢房里还住着一个拉磨的。
那拉磨的，夜里打着梆子，通夜地打。
养猪的那一家有几个闲散杂人，常常聚在一起唱着秦腔，拉着胡琴。
西南角上那漏粉的则欢喜在晴天里边唱一个《叹五更》。
他们虽然是拉胡琴、打梆子、叹五更，但是并不是繁华的，并不是一往直前的，并不是他们看见了光明，或是希望着光明，这些都不是的。
他们看不见什么是光明的，甚至于根本也不知道，就像太阳照在了瞎子的头上了，瞎子也看不见太阳，但瞎子却感到实在是温暖了。
他们就是这类人，他们不知道光明在哪里，可是他们实实在在地感得到寒凉就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想击退了寒凉，因此而来了悲哀。
他们被父母生下来，没有什么希望，只希望吃饱了，穿暖了。但也吃不饱，也穿不暖。
逆来的，顺受了。
顺来的事情，却一辈子也没有。
磨房里那打梆子的，夜里常常是越打越响，他越打得激烈，人们越说那声音凄凉。因为他单单的响音，没有同调。
……

序言
茅盾
一
今年四月，第三次到香港，我是带着几分感伤的心情的。从我在重庆决定了要绕这么一个圈子回上海的时候起，我的心怀总有点儿矛盾和抑郁——我决定了这么走，可又怕这么走，我怕香港会引起我的一些回忆，而这些回忆我是愿意忘却的；不过，在忘却之前，我又极愿意再温习一遍。
在广州先住了一个月，生活相当忙乱；因为忙乱，倒也压住了怀旧之感；然而，想要温习一遍然后忘却的意念却也始终不曾抛开，我打算到九龙太子道看一看我第一次寓居香港的房子，看一看我的女孩子那时喜欢约女伴们去游玩的蝴蝶谷，找一找我的男孩子那时专心致意收集来的一些美国出版的连环画，也想看一看香港坚尼地道我第二次寓居香港时的房子和“一二·八”香港战争爆发后我们避难的那家“跳舞学校”（在轩尼诗道），而特别想看一看的，是萧红的坟墓——在浅水湾。
我把这些愿望放在心里，略有空闲，这些心愿就来困扰我了，然而我始终提不起这份勇气，还这些未了的心愿，直到离开香港，九龙是没有去，浅水湾也没有去；我实在常常违反本心似的规避着，常常自己找些借口来拖延，虽然我没有说过我有这样的打算，也没有催促我快还这些心愿。
二十多年来，我也颇经历了一些人生的甜酸苦辣，如果有使我愤怒也不是，悲痛也不是，沉甸甸地老压在心上，因而愿意忘却但又不忍轻易忘却的，莫过于太早的死和寂寞的死。为了追求真理而牺牲了童年的欢乐，为了要把自己造成一个对民族对社会有用的人而甘愿苦苦地学习，可是正当学习完成的时候却忽然死了，像一颗未出膛的枪弹，这比在战斗中倒下，更给人以不知如何的感慨，似乎不是单纯的悲痛或惋惜所可形容的。这种太早的死曾经成为我的感情上的一种沉重负担，我愿意忘却，但又不能且不忍轻易忘却，因此我这第三回到了香港想去再看一看蝴蝶谷这意念，也是无聊的；可资怀念的地方岂止这一处，即使去了，未必就能在那边埋葬了悲哀。
曾经对生活寄予美好的希望但又屡次“幻灭”了的人，是寂寞的；对于自己的能力有自信，对于自己工作也有远大的计划，但是生活的苦酒却又使她颇为悒悒不能振作，而又因此感到苦闷焦躁的人，当然会加倍地寂寞；这样精神上寂寞的人一旦发觉了自己的生命之灯快将熄灭，因而一切都无从“补救”的时候，那她的寂寞的悲哀恐怕不是语言可以形容的。而这样的寂寞的死，也成为我的感情上的一种沉重的负担，我愿意忘却，而又不能且不忍轻易忘却，因此我想去浅水湾看看而终于违反本心地屡次规避掉了。
二
萧红的坟墓寂寞地孤立在香港的浅水湾。
在游泳的季节，年年的浅水湾该不少红男绿女吧，然而躺在那里的萧红是寂寞的。
在一九四〇年十二月——那正是萧红逝世的前年，那是她的健康还不怎样成问题的时候，她写成了她的最后著作——小说《呼兰河传》，然而即使在那时，萧红的心境已经是寂寞的了。
而且从《呼兰河传》，我们又看到了萧红的幼年也是何等的寂寞！读一下这部书寥寥数语的“尾声”，就想得见萧红在回忆她那寂寞的幼年时，心境是怎样寂寞的：
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
从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
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
小黄瓜、大倭瓜，也许还是年年地种着，也许现在根本没有了。
那早晨的露珠是不是还落在花盆架上？那午间的太阳是不是还照着那大向日葵？那黄昏时候的红霞是不是还会一会儿工夫变出来一匹马来，一会儿工夫变出来一匹狗来，那么变着？
这一些不能想象了。
听说有二伯死了。
老厨子就是活着年纪也不小了。
东邻西舍也都不知怎样了。
至于那磨坊里的磨倌，至今究竟如何，则完全不晓得了。
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幽美的故事，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
《呼兰河传》脱稿以后，翌年之四月，因为史沫特莱女士的劝说，萧红想到新加坡去（史沫特莱自己正要回美国，路过香港，小住一月。萧红以太平洋局势问她，她说：日本人必然要攻香港及南洋，香港至多能守一月，而新加坡则坚不可破，即破了，在新加坡也比在香港办法多些）。萧红又鼓动我们夫妇俩也去。那时我因为工作关系不能也不想离开香港，我以为萧红怕陷落在香港（万一发生战争的话），我还多方为之解释，可是我不知道她之所以想离开香港是因为她在香港生活是寂寞的，心境是寂寞的，她是希望由于离开香港而解脱那可怕的寂寞，并且我也想不到她那时的心境会这样寂寞。那时正在皖南事变以后，国内文化人大批跑到香港，造成了香港文化界空前的活跃，在这样的环境中，萧红会感到寂寞是难以索解的。等到我知道了而且也理解了这一切的时候，萧红已经埋在浅水湾快满一年了。
新加坡终于没有去成，萧红不久就病了，她进了玛丽医院。在医院里她自然更其寂寞了，然而她求生的意志非常强烈，她希望病好，她忍着寂寞住在医院。她的病相当复杂，而大夫也荒唐透顶，等到诊断明白是肺病的时候就宣告已经无可救药。可是萧红自信能活。甚至在香港战争爆发以后，夹在死于炮火和死于病二者之间的她，还是更怕前者，不过，心境的寂寞，仍然是对于她的最大的威胁。
经过了最后一次手术，她终于不治。这时香港已经沦陷，她咽最后一口气时，许多朋友都不在面前，她就这样带着寂寞离开了这人间。
三
《呼兰河传》给我们看萧红的童年是寂寞的。
一位解事颇早的小女孩子每天的生活多么单调啊！年年种着小黄瓜、大倭瓜，年年春秋佳日有些蝴蝶、蚂蚱、蜻蜓的后花园，堆满了破旧东西、黑暗而尘封的后房，是她消遣的地方；慈祥而犹有童心的老祖父是她唯一的伴侣；清早在床上学舌似的念老祖父口授的唐诗，白天缠着老祖父讲那些实在已经听厌了的故事，或者看看那左邻右舍千年如一日的刻板生活，如果这样死水似的生活中有什么突然冒起来的浪花，那也无非是老胡家的小团圆媳妇病了，老胡家又在跳神了，小团圆媳妇终于死了；那也无非是磨倌冯歪嘴子忽然有了老婆，有了孩子，而后来，老婆又忽然死了，剩下刚出世的第二个孩子。
呼兰河这小城的生活也是刻板单调的。
一年之中，他们很有规律地过生活；一年之中，必定有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戏、四月十八日娘娘庙大会……这些热闹、隆重的节日，而这些节日也和他们的日常生活一样多么单调而呆板。
呼兰河这小城的生活可又不是没有音响和色彩的。
大街小巷，每一茅舍内，每一篱笆后边，充满了唠叨、争吵、哭笑，乃至梦呓，一年四季，依着那些走马灯似的挨次到来的隆重热闹的节日，在灰暗的日常生活的背景前，呈现了粗线条的大红大绿的带有原始性的色彩。
呼兰河的人民当然多是良善的。
他们照着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他们有时也许显得麻木，但实在他们也颇敏感而琐细，芝麻大的事情他们会议论或者争吵三天三夜而不休。他们有时也许显得愚昧而蛮横，但实在他们并没有害人或害自己的意思，他们是按照他们认为最合理的方法，“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我们对于老胡家的小团圆媳妇的不幸遭遇，当然很同情，我们怜惜她，我们为她叫屈，同时我们也憎恨，但憎恨的对象不是小团圆媳妇的婆婆，我们只觉得这婆婆也可怜，她同样是“照着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的一个牺牲者，她的“立场”，她的叫人觉得可恨而又可怜的地方，在她“心安理得地花了五十吊”请那骗子云游道人给小团圆媳妇治病的时候，就由她自己申说得明明白白的：
她来到我家，我没给她气受，哪家的团圆媳妇不受气，一天打八顿，骂三场。可是我也打过她，那是我要给她一个下马威。我只打了她一个多月，虽然说我打得狠了一点，可是不狠哪能够规矩出一个好人来。我也是不愿意狠打她的，打得连喊带叫的，我是为她着想，不打得狠一点，她是不能够中用的……
这老胡家的婆婆为什么坚信她的小团圆媳妇得狠狠地“管教”呢？小团圆媳妇有些什么地方叫她老人家看着不顺眼呢？因为那小团圆媳妇第一天来到老胡家就由街坊公论判定她是“太大方了”，“见人一点也不知道羞”，“头一天来到婆家，吃饭就吃三碗”，而且“十四岁会长得那么高”也是不合规律——因为街坊公论说，这小团圆媳妇不像个小团圆媳妇，所以更使她的婆婆坚信非严加管教不可，而且更因为“只想给她一个下马威”的时候，这“太大方”的小团圆媳妇居然不服管教——连喊带哭，说要“回家”去——所以不得不狠狠地打了她一个月。
街坊们当然也都是和那小团圆媳妇无怨无仇，都是为了要她好——要她像一个团圆媳妇。所以当这小团圆媳妇被“管教”成病的时候，不但她的婆婆肯舍大把的钱为她治病（跳神，各种偏方），众街坊也热心地给她出主意。
而结果呢？结果是把一个“黑乎乎的，笑呵呵的”名为十四岁其实不过十二，可实在长得比普通十四岁的女孩子又高大又结实的小团圆媳妇活生生“送回老家去”！
呼兰河这小城的生活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声响和色彩的，可又是刻板单调的。
呼兰河这小城的生活是寂寞的。
萧红的童年生活就是在这样的寂寞环境中过去的。这在她心灵上留的烙印有多深，自然不言而喻。
无意识地违背了“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的老胡家的小团圆媳妇终于死了，有意识地反抗着“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的萧红则以含泪的微笑回忆这寂寞的小城，怀着寂寞的心情，在悲壮的斗争的大时代。
四
也许有人会觉得《呼兰河传》不是一部小说。
他们也许会这样说：没有贯串全书的线索，故事和人物都是零零碎碎，都是片段的，不是整个的有机体。
也许又有人觉得《呼兰河传》好像是自传，却又不完全像自传。
但是我却觉得正因其不完全像自传，所以更好、更有意义。
而且我们不也可以说：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于它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有讽刺，也有幽默，开始读时有轻松之感，然而愈读下去心头就会一点一点沉重起来。可是，仍然有美，即使这美有点病态，也仍然不能不使你炫惑。
也许你要说《呼兰河传》没有一个人物是积极的，都是些甘愿做传统思想的奴隶而又自怨自艾的可怜虫，而作者对于他们的态度也不是单纯的。她不留情地鞭挞他们，可是她又同情他们：她给我们看，这些屈服于传统的人多么愚蠢而顽固——有的甚至于残忍，然而他们的本质是良善的，他们不欺诈、不虚伪，他们也不好吃懒做，他们极容易满足。有二伯、老厨子、老胡家的一家子，漏粉的那一群，都是这样的人物。他们都像最低级的植物似的，只要极少的水分、土壤、阳光——甚至没有阳光，就能够生存了，磨倌冯歪嘴子是他们中间生命力最强的一个——强得使人不禁想赞美他。然而在冯歪嘴子身上也找不出什么特别的东西，除了生命力特别顽强，而这是原始性的顽强。
如果让我们在《呼兰河传》找作者思想的弱点，那么，问题恐怕不在于作者所写的人物都缺乏积极性，而在于作者写这些人物的梦魇似的生活时给人们以这样一个印象：除了因为愚昧保守而自食其果，这些人物的生活原也悠然自得其乐，在这里，我们看不见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见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而这两重的铁枷，在呼兰河人民生活的比重上，该也不会轻于他们自身的愚昧保守吧？
五
萧红写《呼兰河传》的时候，心境是寂寞的。
她那时在香港几乎可以说是“蛰居”的生活，在一九四〇年前后这样的大时代中，像萧红这样对于人生有理想，对于黑暗势力做过斗争的人，而会悄然“蛰居”多少有点不可解，她的一位女友曾经分析她的“消极”和苦闷的根由，以为“感情”上的一再受伤，使得这位感情富于理智的女诗人，被自己狭小的私生活圈子所束缚（而这圈子尽管是她咒诅的，却又拘于惰性，不能毅然决然自拔），和广阔的进行着生死搏斗的大天地完全隔绝了，这结果是，一方面陈义太高，不满于她这阶层的知识分子们的各种活动，觉得那全是扯淡，是无聊；另一方面却又不能投身到农工劳苦大众的群中，把生活彻底改变一下。这又如何能不感到苦闷而寂寞？而这一心情投射在《呼兰河传》上的暗影，不但见之于全书的情调，也见之于思想部分，这是可以惋惜的，正像我们对于萧红的早死深致其惋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