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义德（Edward WSaid）在台湾的影响力原来主要局限在从事后殖民论述与文化批评的圈子。过去两年，台湾陆续出版了他的几部著作的中译本，他的影响力因此似有扩增之势。目前已有中译本的著作包括：《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1994）、《东方主义》（王志弘等译，Orientalism,1978）、《文化与帝国主义》（蔡源林译，Culture and Imperialism,1993）及《乡关何处：萨义德回忆录》（彭淮栋译，Out of Place:A Memoir,1999）。这些中译本约占萨义德英文著作的四分之一，其文学批评方面的重要专著如《肇始：意图与方法》(Beginnings:Intention and Method,1975）与《世界、文本与批评家》(The World,the Text,and the Critic,1983)固然犹待译成中文，其他讨论巴勒斯坦文化、政治、日常生活，乃至于以巴问题的著作——如《巴勒斯坦问题》(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1979)、《采访伊斯兰：媒体与专家如何决定我们观看世界其他地方》(Covering Islam:How the Media and the Experts Determine How We See the Rest of the World，1981)、《和平及其不满：散论中东和平历程中的巴勒斯坦》(Peace and Its Discontents:Essays on Palestine in the Middle East Peace Process，1993)，以及《和平历程的终结：奥斯陆及其后》(The End of the Peace Process：Oslo and After，2000)等——几未获得应有的重视，这或多或少也反映了台湾的对外学术与对外政策长期以来亲美偏以的习性。
萨义德著作等身，影响力初不限于学术界，其著作更是跨越学科领域，除文学与文化外，尚及于历史、音乐、人类学，以及以色列与巴勒斯坦问题等。在教学与学术研究之余，他还借助演讲台、电视、广播、报章、杂志等公共领域发言。就像语言学大师乔姆斯基（Noam Chomsky）那样，萨义德术业有专攻，在专业上固然是国际级的一方人物，他长期对以阿问题的关注、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批判、对西方媒体的挞伐，更使他成为当代英语世界最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要想较全面了解萨义德，显然不能只知道《东方主义》与《文化与帝国主义》等被奉为后殖民主义经典的扛鼎之作，他那些质与量皆相当可观的有关以巴问题的著述不仅为适时适地之作，更是他生命的重要寄托，也是后殖民论述的重要产业。
萨义德于一九三五年出生于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基督教家庭。《乡关何处》一书为萨义德截至目前仅有的长篇回忆录，全书所叙大致为萨义德自出生以至取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一九六三年）当时的生活。这是一部既感人而又格局宏大的自传，除涉及萨义德的家族恩怨外，全书由二战前后的现代中东历史大事交织而成——英国的殖民统治、战后美国的新殖民主义、以色列建国、巴勒斯坦的沦亡、一九六七年以阿六日战争、黎巴嫩内战等历史事件，这些历史事件环环相扣，至今非但余波荡漾，尘埃尚未落定，和平依然遥遥无望。走笔至此，我上网查询英国的《卫报》。二〇〇一年一月二十九日的《卫报》国际新闻版报道：以色列总理巴瑞克（Ehud Barak）鉴于二月六日该国大选在即，已片面暂停与巴勒斯坦的和平谈判。其实过去四个月双方冲突至少带走了三百七十三条性命，其中巴勒斯坦人三百一十二人、以色列人四十八人及阿裔以色列公民十三人。
萨义德的出身与他身处的历史事件对他一生的志业影响甚巨。尤其自《东方主义》以降的众多著作，一言以蔽之，无非是对阿拉伯世界历史与命运的反映与见证。巴勒斯坦沦陷之痛可以说构成了萨义德泰半著作的主题，主导了他成年后的生命志业。《乡关何处》临结束前萨义德这样写道：“巴勒斯坦继续失落，就是我们和我们其他亲戚的生命的失落。一九六七年带来更多纷乱失所，在我心目中，一九六七年所体现的纷乱包摄了其他所有的失落，诸如我少年岁月和我成长的世界，我受教育的非关政治的岁月，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自以为超脱世事的教书和治学等等。一九六七年以后，我非复昔日之我；那场战争驱使我回头寻找那一切的起点，也就是为巴勒斯坦的斗争。”（主要据彭淮栋译文）——过去三十年萨义德勤于著述，不仅是位声名卓著的文学教授、文化批评家，更是巴勒斯坦议题在西方世界最雄辩的发言人、巴勒斯坦人利益的坚定捍卫者。
萨义德对自己身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知之甚深。一九九三年他应英国广播公司之邀担任李思系列讲座（The Reith Lectures)主讲人，他选择了知识分子作为此系列演讲的中心议题。此系列演讲后来即以《知识分子论》一书出版。萨义德几乎是以自己量身定做，为知识分子勾勒一个鲜明清晰的面貌。他说：
我……坚决主张知识分子是社会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个人，不能只化约为面孔模糊的专业人士，只从事自己那一行的能干成员。我认为……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公众以及替公众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而且这个角色也有尖锐的一面，在扮演这个角色时必须意识到其处境就是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对抗（而非产生）正统与教条，不能轻易被政府或集团收编，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惯常被遗忘或弃置不顾的人们和议题。（主要据单德兴译文）
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显然不屑成为权力结构的一部分，其典范反而较易于流放者、业余者、边缘人中产生。
《知识分子论》系列演讲中有一讲题为《向权势说真话》，最能表现萨义德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坚持。《和平及其不满》一书附录有萨义德的一篇访谈录，发表于一九九五年元月三十日在开罗刊出的报章Al-Arabi。访谈者阿布都拉·阿尔—辛纳威（Abdullah al-Sinnawi）在结束其访谈时问萨义德：如果一位知识分子成为权势的一员或参与权力活动，他是否还成其为知识分子？萨义德举法国著名现代作家安德列·马劳（André Malraux）为例，认为马劳自出任戴高乐政府的文化部长之日始，即失去其真正知识分子的身份。在他看来，“知识分子的角色是对权势说真话，在每个社会中毫不虚伪地对中心的权威说话，并且选择最能达成这些目的的方法、风格、批判。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知识分子成就一种表现……其主要目的不仅在表达风尚或某些转眼即逝的流行事物，而是要表达真正的理念与价值。这对置身权势的内部——如马劳者——是无法表达的”。
也许是基于知识分子这样的信念，一九九三年九月十三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以色列在华府签订《奥斯陆协定》(Oslo Accords）之后，萨义德由于对此协定深为不满，竟不惜与巴解主席阿拉法特（Yasir Arafat）割袍断义。萨义德多年来协助阿拉法特，由于地利之便，等于巴解组织派驻纽约的发言人，长期为巴勒斯坦的命运奋斗不懈。他同时自一九七七年即成为巴勒斯坦国民议会的一员，直到一九九一年初秋为止。萨义德与阿拉法特和巴解的决裂多半出于理念：一九八〇年代末期，萨义德发现巴解的利益已为组织中一群小资产阶级所垄断，而且这群人在意识形态上相当仰赖美国；巴解组织因此脱离市井街头的巴勒斯坦人愈来愈远。在萨义德看来，《奥斯陆协定》无疑是巴勒斯坦人的《凡尔赛和约》，巴勒斯坦人失去的比获得的来得多，甚至可能断送其政治自由与独立建国的权利。在《奥斯陆协定》之后，萨义德不断透过文章、访谈、演说，对阿拉法特及巴解组织大加挞伐，表示异议。向权势说真话当然要付出代价，萨义德的生命甚至因而受到威胁，他的头颅其实一度价码不低。美国的若干文学学术期刊甚至曾经对此发表严正声明，出面为萨义德表示抗议。类似的行动其实萨义德也曾有过。一九八九年世人见证了柏林围墙的倒塌，但一九八九年也是南亚裔英国作家鲁西迪因《魔鬼诗篇》被控亵渎伊斯兰教先知莫哈默德而遭伊朗宗教领袖柯梅尼下达格杀令的一年。此事令国际舆论哗然，认为伊朗严重侵犯人权，但也引起许多国家伊斯兰教徒的支持。萨义德虽为巴勒斯坦人，却甘冒得罪伊斯兰教世界之险，在报章执笔为文，仗义为鲁西迪辩护，伸张人权及言论自由。
诚然，对萨义德而言，当代知识分子最重要的角色其实正是“保卫表达的自由，因为知识分子的角色存在于语言”。在接受阿布都拉·阿尔─辛纳威的访问时，萨义德特别指出，“加诸我们的语言是社群和家园的语言。这种语言充满了各种压力，诸如共识、民族主义、权力、无意义的声音，以及一大串空洞的口号”。萨义德反本质主义的立场至为明显。这样的立场，对任何只知强求共识、权力至上，或民族主义无限上纲的社会来说，都有澄清的作用。萨义德心仪像印度泰戈尔或古巴荷西·马提（Jose Marti）之类的知识分子，不因己身的民族主义而减少批评。其实对照他对阿拉法特与巴解组织的批判，泰戈尔与马提的作为不正是巴勒斯坦之子的萨义德自身的写照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