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李杜望长安
三种讲学方式
万松浦春季讲坛又开始了。这里不同于学校老师的授课，所以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参与进来，形成对话。因为只有以平等求真的态度相互交流，甚至冲撞起来，有些问题才能越辩越明。所谓的“教学”，从古至今大概有这样几种方式：
一种是我们都熟悉的“例行授课”，就是老师在讲台上讲授。这也是现代教育的一个基本模式，大中小学都是这样的。特别是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大学纷纷扩招，于是就需要更多的阶梯教室、更多的教学楼，甚至连夜间也要上课，要大规模集中授课。这样的好处是能让更多的人受益，缺点是听课的人太多，他们很难参与讨论，提问不会多。这里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大致要依据课本——按照课程的设置去进行，要诠释课本，循着教学流程从头至尾讲下来。所以我们可以称之为“例行授课”。
还有一种是“设坛讲学”：设一个坛，一个人在那讲学。有人可能认为书院就是“设坛讲学”，不，眼下万松浦书院还没有这样的资格和能力。“设坛讲学”对讲授者的要求非常高。一般来说，这个人需要在某些专门知识方面有很高的造诣，有极好的个人修养；这个人往往是、最好是某一学科某一时代遗留下来的人物，他沉浸在过去的世界里，跟自己所处的当下形成了一定的间离关系。由于他是这样的一个人物，所以才能够把专门的知识以个人的立场、个人的感悟方式传递出来，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加以扩充。他通过这样的讲学整理自己的思想，将其传承下去。他对知识有深刻的记忆力，对所授内容有独到的见解。这种人才有资格设坛。
也许我们可能听说时下哪里正有人在“设坛讲学”，在尝试这种教学方法。但是在当下视野中，实在说目前还没有见到这样的人，没有见到这样的“坛”。也许讲学者觉得自己还不具备“设坛讲学”的资格――这里大半不是指他的知识不够，而主要是因为他当下的生活状态不宜。前边说过，能够“设坛讲学”的人基本上是跟整个时代有所间离的，就是说这个人大致要处在世俗生活的孤岛上。他拥有个人的空间和闲暇，在那儿反思一些问题，咀嚼一些问题，觉悟一些问题。他跟当代所流行的各种知识常有隔离。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一切绝不能是一种生活姿态，而是一个人所固有的生命品质。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送给别人的才会是比较独特的、陌生的、真正个人的东西。
放眼教育的历史，写《道德经》的老子大概有这样的能力。民国时期有几个。到后来的陈寅恪、马一浮，他们大概也有这样的资格，设坛与否又是另一个问题。我们会发现，这些人多少是上一个朝代的遗老，是留下来的极少数。这样的人才会把一些陌生的东西送给他人。有人可能问：孔子是不是在“设坛讲学”？好像也不是。尽管孔子有一个杏坛，一摇葫芦就“发课”，但他在早期可能也属于“例行授课”。
孔子当年教授的算术、射箭、礼仪等皆有蓝本，他个人创造的东西不一定很多，而且都是那个时代的学问。孔子是一位教育家，是面向社会公开招生的第一人，是“例行授课”的开创者。后来，随着孔子的经历越来越广博，思想越来越深入，而且强烈地参与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文化生活、政治生活――这种参与性很好，可以获得各种各样的知识，但也因此而使他进一步丧失了“设坛讲学”的资格。
为什么？因为“设坛讲学”有一个条件，就是这个人相对于他所处的时代必须有一种特别的关系――与当时的文化生活、社会生活是有相当距离的。总之这需要是一个极其寂寞的人，与社会流行的常态有隔膜的人，相对封闭的人。它是文化和思想、学问与专业凝结起来的块垒，而不是汹涌的水流。如果是水流，浪花溅得再大，也只能顺时间的流向涌去，不能送给这个时代孤僻的、专门的、陌生的、个人的见解和知识。所以孔子直到后来也不是“设坛讲学”。
今天看《论语》，它有大量了不起的言论，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影响了学术，影响了道德，塑造了一个民族的性格，特别是文化性格。孔子是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代表性和决定性的人物。《论语》是以什么方式产生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第三种方式：“对话明辨”的方式。
“设坛讲学”是一种，“例行授课”是一种，第三种就是“对话明辨”。
孔子后来与前期不同，从“例行授课”转向了“对话明辨”。一方面是因为他的谦虚，另一方面是他根据需要，采取了新的讲学方式：跟弟子对话。弟子颜回、子路，他们一个个问起来，他就解答。这中间还有辩论，很多东西也就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加清楚了，孔子自己的思路也得以进一步理清。
苏格拉底也是如此。有人可能认为苏格拉底以他的雄辩、逻辑、深邃和特立独行的性格，是完全有资格“设坛讲学”的。但他仍然不是。因为苏格拉底也是一个深入而强烈地参与当时的文化、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人，每一条思想脉络都与当时的社会肌体相通相连，所以他也无法与自己所处的时代隔离。他跟弟子也是采取了“对话明辨”这种方式。
书院采取的是“对话明辨”的方式吗？我们当然向往这样一种境界，只可惜讲授者没有那样的器局和才具，仅仅要学习和采用那种形式而已。在对话交流的状态下进行，参与者变得很重要。所以这里特别希望大家能自由地提出问题，尽可能地多谈，放松开敞地谈。讲授者更想在这个过程中提高自己。
如果当年苏格拉底没有那些好问的弟子和朋友，一些卓异的思想就不会迸发出来；孔子没有子路和颜回等人参与，《论语》也不会产生。
这三种方式中，最高的品级当然是“设坛讲学”，虽然这种方式也并非没有缺点。但是在我们的视野里，起码至今还不见这样的人出现。四十年代到香港去的钱穆先生办了书院，他在那里也不是“设坛讲学”，而是“对话明辨”；到西湖边办复性书院的马一浮先生或有设坛的资格，因为他基本上是生活在另一个时代的人了，而不是生活在新的时代里，算是上一个朝代的遗老。大概辜鸿铭也可以，那也是生活在个人的、另一个世界里的人物。这种人好像被完整地移植到了新的时空里，所以他们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自说自话。这是最高级的人物。
如果一个人跟当代思潮搅在一起，无论有多么广博的知识，多么博闻强识，都会多多少少失去独语的资格。对于自身所处的这个时代，他既是一个强烈的参与者，就是多元里的一元，成为纵横交织的当代文化思潮的一部分。所以这种人不能够“设坛讲学”。能够做这种独语的，肯定是每个时代里最稀薄的异数，他们为数极少。
第二个品级就是“对话明辨”了，因为这也需要主讲人有相对广博的知识，有执拗的个人见解，有学术立场、社会立场，有很高的理想。
第三个品级就是“例行授课”，这个难度似乎不大，照本宣科就很好。但是做一个好的老师，一个名师，大家都知道有多么难。
这样讲并不是把三种方式完全对立起来，不是要划分得那么清楚。很有可能“设坛讲学”者因为各种条件不是最好的，满足不了那么高的文化期待和历史期待，因而也并没有做得最好。另一方面，“例行授课”中出现了非常优秀的个体，老师能够坚持个人的理想和话语，也会不同程度地传达一些陌生而深刻的、新异的内容。
现在是网络时代，我们到一个地方听演讲或授课，会发现听众常常是无精打采的，他们在玩弄手机，发短信，或看看报纸翻翻书，并不好好听讲。在这个传媒特别发达的时期，听众已经充分领略过各种各样的观点，包括语调，都已经相当熟悉了。想在不同的场合听到一个人说出新异的东西非常之难，无论这个人多么能言善辩，都很难把属于个人的、比较新颖的观点送给他人。听者现场感受到的这一切，全都被无数次地重复过了，从内容到口吻、表达方式和个人姿态，甚至连手势和使用的语汇都差不多，他人还怎么有兴趣听下来？
所以说这也不能完全责怪听众，更不能过分埋怨讲者，因为他们全都一样，身陷网络时代，已经再也没有条件生活在个人的空间里。台上台下的人每天看到听到的既是同步的，又是相同的，连风里面都是各种似曾相识的声音和观念，一个人无论有多么强大的能力、贯彻力和记忆力，都很难守住自己的世界。
如果“例行授课”者能够掺杂或临时焕发出一点个人的东西，让人听到与惯常的语调和内容迥然不同之物，听者就会渐渐收起涣散的眼神，把手中把玩的东西放下来。
可见这三种授课方式，并非一定按照我们的排列顺序，一个好于另一个。同样是“例行授课”，有人一堂课下来就是比较精彩的个人演讲，因为他能在这个看似平常的过程中表达出极不平常的东西，这就是他的个人独语部分。
这三种讲学方式在历史上起到的作用是不同的。书院想走第二条道路：“对话明辨”。
在今天，这三种教学方式也许将发生一些转化――课堂将越来越多地用来讨论和解决具体问题，所谓的传统的“例行授课”大概会变得少一些。
这次讲坛的主题是“李白与杜甫”，希望大家一起探讨这两位伟大的古代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