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逝去的巨人重新活现
——就《司马光新传》答客问客：人物研究从来就是整个史学研究的有机的构成部分。您继《范仲淹新传》后，又推出了《司马光新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您如此致力于历史人物传记的研究，对其社会作用一定思考得很多。
主：在《历史研究》创刊三十周年征文时，我写的《谈历史人物的研究》谈过这个问题。每个杰出的历史人物，都是他那个时代的缩影与时代精神的代表，优秀的传记作品确可通过一个人物反映一个时代，例如吴晗先生的《朱元璋传》，邓广铭先生的《岳飞传》，无不如此。历史人物研究的意义还在于它社会效应的广度，是其他较专门课题（例如制度史、经济史等）所无法比拟的，历史传记在史学成果中无疑具有最广的读者覆盖面，显而易见，邓先生的《岳飞传》远比他的《宋史职官志考正》拥有更多的读者。社会上一般的男女老少了解历史的最简捷的途径是通过对历史人物的了解，史学工作者应该充分重视这一点。
我国古代史学早就有与教育携手发挥历史传记的社会教育功能的优良传统。从二十四史的忠义传、列女传，到选取历史人物嘉言懿行编成的《蒙求》、《三字经》等等，无不强烈表现出这一传统。要教育我们的人民和后代有理想、有道德，这一传统应该发扬，并拿出比《高士传》、《三字经》更高明的东西来，这才有助于中华民族优秀道德的继承与光大。道德继承永远是具体的，这一方面是指地主、资产阶级某些具体的道德准则仍可为今人所认同；另一方面是指每个杰出的历史人物的道德规范总是具体地、侧重不同地为后人所继承，例如范仲淹的“以天下为己任”，司马光的“专利国家，不为身谋”。
客：这才是一种最深沉的民族文化的积淀，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素才呼吁“沉思默念那些逝去的巨人吧！”您先后选取两位宋代人物作为传主，除了宋史专家的擅长外，是否别有原因呢？
主：我对魏晋南北朝史也下过功夫，写过一些论著。不过，既然是为现世人们提供最具体的道德楷模的历史传记，对传主选择自宜有严格标准。与其他朝代相比，宋代是士大夫最受重视的朝代，他们的自觉意识空前崛起，理想人格基本铸成。纵观中华民族那些逝去的巨人行列，宋代人物中以功业彪炳史册的并不多见，相反以人格的力量、道德的光彩令后人仰止的却远较其他朝代为多，例如范仲淹、司马光、包拯、文天祥……即使王安石这样有争议的人物，作为政敌的司马光仍称他“节义过人处很多”。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难怪严复曾说：“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除去理学影响外，还有从更广阔的视野上去研究的必要。我之所以选两位宋人为传主，除其自身人格的光辉外，也有这层用意在，至于效果如何，尚不敢自信，更寄期望于来者。
客：西方有位哲人说过：“理解这些伟大的人物，用他们崇高的理想来滋润我们，用他们真挚的圣火来照耀我们，免得我们走入迷途。”但这只有真实才能感染读者。历史真实，一是指表象真实，诸如传主的生卒年月、体貌行实、社会关系、生活环境等，这些并不难做到；一是指真切准确地传达传主的精神，这点很难把握，有时仅凭文献是无法复原传主神韵的。读完《司马光新传》最后一句话，“元祐诸臣，在哀思之中，对未来充满了忧疑，”感到您不仅对传主，甚至对传主周围人的表现都达到了神韵的境界，不知您是怎样把握这点的？
主：对司马光，我以为可从三个不同视角去理解与把握他。一是思想、人格的层面，二是政治层面，三是史学层面。后两个层面较受学术界重视，而前者却注意不够。实际上，司马光在思想史上也不容忽视，尽管他的思想还没有濂洛关闽诸家系统博大，却自有特色。我采用了与传记体裁相宜的方式，写到了他的《葬论》（页51、 147）、《疑孟》（页149）、《迂书》（页148），论述了他性混善恶的主张与集注扬雄著作的用意（页148—149）。对司马光人格的光彩，例如他强调做人最要紧的是“诚”（页2）、入仕当“以天下安危为心”（页9），做谏官应“专利国家、不为身谋”（页69）等等，我不但通过司马光经历的从熙宁到元祐间的宦海风涛去刻划，更着力通过他日常的行事言谈予以烘托。
至于从政治层面把握司马光，学术界是仁智互见的。正如王安石变法最难取得共识一样，对司马光在政治上的是非功过也最难平章。《司马光新传》对此是无法回避的，我也自有见解的。司马光并不一概反对变革，他也“以为应当变，但要变之以渐”；在变的方式上他主张“要急于得人，缓于立法”（页90）。然而，人物传记不是学术论文，怎样才能准确传神地把握传达出司马光来呢？《管锥篇》曾说“史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是深得史家三昧的。我不取正面议论、表达观点的写法，而是循着司马光对新法的认识思路，“设身局中，”“遥体人情，”叙述他“以救天下之民”为初衷（页103），在熙宁时与王安石力辩新法利弊的言论，在元祐初匡正王安石新法诸弊端的决策。这样写来，尽管不作正面评价，但倾向是明确的，而且与传记形式是融为一体的。
客：对传主的史学成就，学界异议较少，但在传记中表现仍有一定难度。倘失于剪裁，就会写成一篇论述司马光史学的板滞的论文，既使一般读者不堪卒读，又与传记形式格不合。您在《司马光新传》中浓墨重彩地用了三节篇幅写其《史学的顶峰》，其中对宋代史学“既远逾汉、唐，也不是明、清所可比”的评价（页151），以及对包括《通鉴》在内的中国古代史学的“长于治人”的评价（页153），都是真知卓见。您从《通鉴》主编与助手的关系娓娓道来，而后叙及《通鉴》作法、凡例、取材及《稽古录》、《涑水记闻》等其他史学成果，读来毫不枯燥。在以《通鉴》“臣光曰”为基干论述评点司马光思想的那一节，凭藉着深厚精湛的史学素养，更是写得挥洒自如。
传记作者为使那些逝去的巨人活现起来，研究方法与表现手段都必须讲究。我注意到《司马光新传》与《范仲淹新传》在表现手法有一个明显的共同处，那就是力图在历史人物个体与群体关系的发掘中，使传主的个体研究获得更为广阔真实的社会背景和时代氛围。这种另辟蹊径的尝试，因有传主与其同时代人关系的浮雕作为背景衬托，也许更使传主具有一种立体感。
主：不过，也有论者褒贬兼有地认为：《范传》与《光传》颇近于一册宋史了——当然是宋史的一段。实际上，我也不主张历史传记背上过于沉重的负荷，把传主所处时代的所有政治历史都囊括其中，而传主本人则反而深深沉埋在纷纭的人、事关系之中。但是，像范仲淹、司马光这样的时代巨人，前者倘若离开了庆历新政的人、事关系，后者倘若离开了熙宁新政与元祐更化的人、事关系，是既反映不了时代，也勾勒不出传主的。“人的本质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我以为，借助个体与群体的关系的研究来描写传主，可对传记著作的旧模式来点突破，也符合上述社会学的著名原理。当然，在处理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上有个调适度的问题。怎样把握这种调适度，每个作者乃至每个读者显然不会只有一种标准。哪种标准最合宜，是可以进一步探讨的。
客：我还注意到您在《光传》中引述了司马光调子低沉的诗篇，也勾画了他在洛阳咏啸园林的风貌，甚至并不讳言他在元祐更化时拒绝范纯仁、范百禄谏废役法的固执，这些都增强了传记的可信度，也体现了您对传主必须全面研究与刻划的一贯主张。
主：历史上没有完人。对传记作者来说，不能容许的是因研究的偏颇而造成传主形象的不完整。那种评功摆好的悼词式的传记与深恶痛绝的檄文式的传记，多是研究的不全面造成的。研究一个人，要求全面，因为人是复杂的，只有全面地了解，写起来才会有血有肉。像司马光这样经历曲折复杂、行事丰富多彩的人物，在着力表现其思想、事业最本质、最主流的那部分同时，对其性格、情绪等其他侧面，我也努力作了发挥，从而凸现出一个完整无缺的司马光。传记作家也要以传主达到黑格尔所说的“这一个”作为自己追求的最高境界。你提到的那些细节，虽不是传主本质的、主流的部分，却使本质与主流更可信而不失真。
客：历史学家的严谨深刻，文学家的激情技巧，是传记作者的理想化的标准。您的《光传》与《范传》一样，写得形象生动，文情并茂，笔端蕴含感情，文字清丽洗炼，融史学论著的谨严与文学传记的优美于一炉，堪称史学与文学相当完美的结合。
主：为司马光作传，我并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对每一个逝去的巨人，应该有关于他的特色各具、理解各异的传记行世。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作者对逝去的巨人的道德行事的“释读”必然会因时而异，因人而异，我的《司马光新传》只是我对司马光的“释读”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