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陀

佛陀入灭两千五百多年后即公历2012年年初的一天，一次偶然的机会，企鹅出版社北京公司通过一位朋友找到我，问我是否有时间帮他们翻译凯伦·阿姆斯特朗女士的《佛陀》。
其实早在2006年，我就开始关注凯伦·阿姆斯特朗的作品。阿姆斯特朗女士曾在修道院修行七年之久，后到牛津大学学习并获得博士学位。她是英国最具盛名的宗教评论家之一，著有《神的历史》、《神话简史》、《伊斯兰简史》等多部著作。当时我将她的新作《轴心时代》引进国内，专门请了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博士孙艳燕、白彦兵翻译。2010年，我参与了此书的编辑，并从中了解到伟大的宗教传统是如何形成的，尤其是对佛陀伟大思想的诞生过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同一时期，我在出版社专门负责策划佛教文化类图书，利用工作之便，几乎阅读了市面上所有比较好的佛陀传记，比如星云大师的《释迦牟尼佛传》、一行禅师的《故道白云》、那烂陀的《觉悟之道》、髻智比丘的《亲近释迦牟尼佛：从巴利藏经看佛陀的一生》。我也曾经重点关注过这部《佛陀》，但彼时此书中文版权已经售出。遗憾之际再度与它重逢，真有失而复得之感。

这是一位世界知名的宗教思想家为释迦牟尼所作的传记。《纽约时报书评》评论凯伦?阿姆斯特朗的著作“富有洞察力、可读性强又不乏预见性”。她对释迦牟尼形象的描画结合了其神其人的两个方面，在描述释迦牟尼放弃世俗生活、追求真理的同时，思考他在人类精神探索历史上的地位，以及对信仰没落的现代社会的启示。传记、宗教、历史和哲学，在这本传记里浑然交融，对于任何一个对佛教有兴趣的读者都是相当有吸引力的。

凯伦·阿姆斯特朗（Karen Armstrong），生于1944年，英国著名作家。继1981年处女作《穿过宅门》风靡一时之后又推出一系列畅销书：《神的历史》《耶路撒冷》《万物初始：重读〈创世记〉》《伊斯兰简史》《佛陀》《轴心时代》等。其中《神的历史》被译成三十多种语言，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久居不下，创造了一个热销奇迹。《佛陀》一书亦成为全球畅销书，销量超过三百万。

目录
前言
出走
求道
证悟
佛法
传道
般涅槃
注释
词汇

出 走
公元前6世纪末的一个晚上，一个名叫悉达多·乔答摩的年轻人，从位于喜马拉雅山下迦毗罗卫国（Kapilavatthu）的舒适的家里出走，开始踏上求道的道路。1据说他当时年方29岁，父亲净饭大王是迦毗罗卫国的国王，为挽留住太子的心，在宫殿中提供各种声色供他享受。乔答摩已有妻室和一个刚出生仅几天的儿子，但是在他儿子降生时，他也未曾感到喜悦。他给这个小男孩取名罗睺罗（Rahula），意为“系缚”，他认为这个孩子会把他禁锢在一种厌烦的生活里。2乔答摩向往的是“宽广开阔”且“如光滑贝壳般完满和纯净”的生活。尽管父亲的宫殿富丽堂皇，但他置身其中，却觉得束手束脚、“拥挤不堪”和“满是灰土”。细小的琐事和无意义的杂务，像瘴气一样玷污着宫殿中的一切。乔答摩逐渐发现自己向往的原来是一种脱离家庭的生活方式，即印度苦修者称之为“出家”。 3 当时数以千计的男子，甚至还有少数女性，到肥沃的恒河平原边缘寻找茂密森林，作为他们的隐修地，他们离开家庭，是为了寻求“神圣的生活”，乔答摩得知后，决定加入他们的行列。
这是个浪漫的决定，但是却给他所爱的人带来极大的痛苦。乔答摩后来回忆，他的父母看到自己心爱的儿子身穿苦修者穿的黄袍，剃光头发和胡须之后，竟然号啕大哭。4据说悉达多在离开家之前，偷偷上楼，看了熟睡中的妻儿最后一眼，就不辞而别了。5他这么做，似乎不自信，以防在妻子恳求他留下时不能坚持自己的决定。这恰恰是问题的要害。因为乔答摩像其他森林苦修者一样认为，正是执着于人与事物，使他被禁锢在烦恼和悲伤的生活之中。有些苦行僧过去常把对易逝的事物的渴望和贪着（Tanha），比作是致使心灵无法冲向顶峰的“灰土”。这正好说明了悉达多为什么说父亲的宫殿“满是灰土”。父王的宫殿其实并不脏乱，只是宫中都是些羁绊他心灵的人，以及他自己喜欢的东西。如果他要像圣者那样生活，就必须去除这些羁绊缠缚，保持身心自由。自从那个时候起，乔答摩就认为家庭生活是无法和最高的精神生活相比的。这种观念无独有偶，不但印度苦修者这么认为，耶稣也是这么认为，他对未来的门徒说，如果要跟随他，就必须离开妻儿，离开自己的父母。6
因此，乔答摩与我们现在对“家庭价值”的崇拜并不吻合，和他同时代或年代相仿的人，比如孔子和苏格拉底，也不会同意他的这种想法。尽管孔子和苏格拉底不是注重家庭的男人，但是却像悉达多一样，成为那个时代人类精神和哲学发展的重要人物。为什么要抛弃家庭而出走呢？后来的佛经中对乔答摩舍弃家庭出走的经过，给出了复杂而神话般的解释，我们会在本章后面来探讨这点，但是早期的巴利圣典对于这个年轻人的决定没有更明确的解释。当乔答摩审视人的生活时，他只看到残酷的苦的轮回，一个人从痛苦出生开始，不可避免地经历“老、病、死、愁、杂秽”。 7他自身也不能逃脱这个宇宙的普遍法则。现在虽然年轻、健康、英俊，但只要想到前面不可逾越的苦，所有的喜悦和对年轻的信心都会化为乌有。就连他过的奢华生活到头来似乎都毫无意义，不足挂齿。当他看到虚弱的老者和罹患重病而丑陋不堪的人时，心里无法克制那种恶心的感觉。同样的命运，甚至更为悲惨的命运，也会降临到自己和所爱的人的头上。8他的父母、妻子、幼子、朋友的生命同样短暂而脆弱。当他牵挂和思念他们时，他的心里只会陷入痛苦之中。他的妻子会失去美貌，小罗睺罗明天可能会夭折。从昙花一现的事物中追求快乐，不只是非理性的：对所爱的人的痛苦和自身的痛苦不断增加，不仅给当下投下暗影，还夺走了他在这些关系中的所有快乐。
但是为什么乔答摩把世界看得这么暗淡呢？人终有一死，是个很难承受的生命事实。人类是唯一活着必须知道他们终有一死的动物，而且他们总是发现这种死亡的景象很难去想象。但是我们大多数人都设法在人类的部分经历，比如快乐和感情中寻找某种安慰。有些人只是逃避现实，拒绝思考世界的痛苦，但是这种做法是不明智的，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生命的悲剧可能会是毁灭性的。自从远古以来，男人和女人都创造出宗教，使自己相信人的存在有某种终极的意义和价值，尽管令人沮丧的证据与此恰恰相反。但是有时候神话和信仰习俗似乎是难以置信的。人们于是求助于其他方法，来超越日常生活的痛苦和挫折，这些方法有：艺术、音乐、性爱、药物、运动或哲学。我们都是很容易陷入绝望的生命体，我们必须努力在内心创造一种信念，相信生命是美好的，即使我们四周所见到的是痛苦、残酷、疾病和不公正。当乔答摩决定离开家时，人们可能会认为，他看来好像丧失承受生命中的不快的能力，并为深度的沮丧所折磨。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乔答摩的确对印度普通的家庭生活不再抱有幻想，但是他对生命本身并没有失去希望。事情远非如此。他相信存在的难题有解决的办法，并且相信能找到它。乔答摩赞成有所谓的“永恒哲学”，因为这种哲学是现代以前的各种文化的不同民族所共同信守的。9世俗的生活显然脆弱不堪，被死亡的阴影所笼罩，但是这并不构成现实界的整体。有人认为，世俗中的一切在神圣领域里都有更强大、更实在的原型。我们在尘世间所经验的一切都是按照天界的原型模仿的；诸神的世界都是最初的形式，然而人类实体只不过是这种形式的微弱影像。这种观念成为古代文化中的神话、礼仪和社会组织的特征，至今仍继续影响着更加传统的社会。然而这种观念是我们在现代世界很难做出评判的，因为它无法从经验上去证明，缺乏我们认为作为真理而必需的理性基础。但是这个神话的确表现了一个不完善的观念：生命是不完全的，而且这也不是全部；在其他地方必定有更好、更完全和更满意的东西。在热切等待过后，我们常感到已经错失了自己无法掌握的东西。乔答摩也有这种想法，但是两者之间的区别也很大。他不相信这种“别的东西”只局限在诸神的世界里；他认为他可以在这个苦难、悲伤和痛苦的世界尽头使得这个信念成为明显的现实。
因此，他使自己相信，如果我们生命里有“生、老、病、死、愁、杂秽”，那么这些痛苦的状态必定有它们各自的正面对应物，因此必定有另一种存在的模式。他说：“如是我求无生、无老、无病、无死、无愁、无杂秽，无上安稳涅槃。”（见《中阿含经?罗摩经》[ 阿含经，原始佛教基本经典。北传方面称《长阿含经》、《中阿含经》、《杂阿含经》和《增一阿含经》，现代学者认为它们并不属于同一部派。南传方面有五部，称《长部》、《 中部》、《相应部》、《增支部》、《小部》经典。此中前四部与北传四阿含经大体相当 ，但经文数目 、排列以至部分内容都互有差异。]）他称这种完满的状态为“涅槃”（即熄灭）10。乔答摩相信可以“熄灭”那些造成人类如此多痛苦的情绪、贪爱和妄想，就像我们可以吹灭火焰一样。证得涅槃类似于发烧恢复后所体验到的“清凉感”：在乔答摩时代，和涅槃相关的形容词“nibbuta”是个用来描述恢复期病人的日常用词。因此乔答摩离家是为了寻找烦恼和痛苦的对治方法。这种普遍存在并使得生命如此沮丧和悲惨的痛苦，不是我们注定要永远承受的东西。如果我们的生活经历容易偏离正道，那么按照原型理论法则，必定有另一种非偶然的、无缺陷的和长久的存在形式。“有种东西在常法中没有诞生，即它既没有创造，也没有减损。”乔答摩在晚年时说，“如果它不存在，就不可能找到出路。”11（“诸比丘！无生亦无物，无造亦无作。诸比丘！若无生、无有、无造作者，则所生、所有、所造、所作者，当不出现。”[ 出自《小部·自说经·第八品 波吒离村人品》，《汉译南传大藏经》，元亨寺妙林出版社，1994。以下同版本引用均简称为元亨寺版。]）
……

有些佛教徒可能会说，撰写一部释迦牟尼（Sakyamun，原名悉达多·乔答摩）的传记，绝非佛教观念之举。按照他们的观点，不管权威是何等的令人敬畏，都不应对其加以崇拜，佛教徒应该自我激励，依靠自己的努力，而不是依靠有魅力的领袖。公元9世纪创立禅宗（Zen Buddhism）临济宗（Lin-Chi）的义玄禅师[ 义玄（？—867年），唐代高僧，中国禅宗临济宗创始人。俗姓邢，曹州南华（今山东东明）人。唐咸通八年四月十日（公元867年4月10日），义玄寂然而逝，谥慧照禅师，塔号澄灵。后人辑其语要为《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简称《临济录》）。禅宗五家中，以临济宗影响最大，法脉延续最久，也以临济宗最具中国禅的特色，而开创临济这一系的是义玄禅师。义玄的禅法，突出了人的主体性精神，强调自信，强烈反对崇拜偶像。他呵佛骂祖，机锋峻烈，如电闪雷鸣，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译者注。全书页下脚注均为译者注。]甚至极端地对门徒说：“见佛杀佛。”他是在强调独立于权威人物之外的重要性。乔答摩（Siddhatta Gotama）也许不赞成这种观点的暴力性，但是他整个一生都在与个人崇拜对抗，不断地转移门徒对他的注意。重要的不是他的生平和人格，而是他的教法。他相信他已发现了存在的最深层结构里的真理，那就是法。“法”（dhamma）这个字有许多含义，但它的本义是指神、人类乃至动物的生命的基本法则。乔答摩通过发现这个真理，获得证悟，并经历了深刻的内在转变。在生命苦难之中，他获得安宁和解脱。乔答摩成为佛，即成为证悟者或觉者（Buddha）。他的弟子只要遵循这种方法修道，也会获得同样的证悟。但是如果人们开始崇拜乔答摩这个人，他们就会偏离自己的修行，并且这个崇拜会助长一种只会阻碍灵性发展的毫无意义的依赖。
佛教经典忠于这种不宣扬佛陀的精神，似乎很少告诉我们乔答摩的生活和性格的细节。因此要写一部符合现代标准的佛陀传记，显然是困难的，因为我们拥有的资料很少被认为是有坚实的历史根据的。现今能证明佛教这种宗教存在的第一个外在证据是阿育王（King Asoka）的“法敕”[ 阿育王为了推广佛教并要求人们遵守理法，在国内建立了许多石柱，刻上敕令和教谕，称为“法敕”。法敕多为一些道德方面的律令，例如孝敬父母、为人诚实等。阿育王自己也身体力行，在敕令中他通常自称为“天亲仁颜大王”。]，阿育王在大约公元前269年至公元前232年统治北印度的孔雀王朝（Mauryan State），但是他是在佛陀寂灭后两百年才在世的。由于缺乏可靠的事实，因此一些19世纪的西方学者怀疑乔答摩是否曾在历史上存在过。他们声称乔答摩只是当时盛行的数论哲学（Samkhya）的人格化，或者是太阳崇拜的象征。然而现代学者却不持这种怀疑论的立场，并认为即使佛经中很少有广为人知的“福音真理”，但是我们仍有理由相信乔答摩确实存在，而且他的弟子们也竭尽所能地保存他的生平和教法。
如果我们尝试找出有关佛陀的事迹，就会依赖卷帙浩繁的佛教典籍，它们是以多种亚洲语言写成，摆得满图书馆好几排书架。毫不奇怪，写出体量如此庞大的经籍的过称相当复杂，其中部分典籍的地位也多有争议。通常认为最有用的典籍是用巴利语（Pali）写成的，而巴利语是北印度一种起源不确定的方言，似乎接近摩揭陀国语（Magadhan），乔答摩本人可能说的就是这种语言。佛教徒把这些佛典保存在斯里兰卡、缅甸、泰国这些上座部（Theravada）[ 上座部：印度部派佛教之两大根本部派之一，又译作圣上座部或长老部。上座部忠实地遵守传统，以保守的长老部为代表，因传习巴利语圣典，又称巴利佛教。]佛教国家。但是直到阿育王时代才出现文字书写，然而巴利圣典靠口头传承保存下来，一直到公元前1世纪，都可能未有文字记载。那么这些典籍是怎么结集而成的呢？
有关佛陀生平和教法传说的保存，似乎是在佛陀涅槃（Nibbana）后不久约公元前483年（据西方历法推算）开始的。这个时期的僧人过着游走化缘的生活，他们游走于恒河（Ganges）平原的各个城市和乡镇，教导人们证悟和解脱的方法。然而雨季到来时，他们会停止上路，聚集在各处的精舍（arama）里。在雨安居（vassa）期间，他们一起探讨教法和修行。据巴利圣典记载，在佛陀涅槃后不久，僧侣们召开大会，确定现存的各种佛陀经教律论及修行的结集方法。大约五十年后，北印度东部的一些僧侣似乎还记得他们的伟大导师，其他僧侣则开始以更正规的方法收集他们的证据。他们仍然不能写下来，但是瑜伽（yoga）修行赋予他们超凡的记忆力，因此他们发展出记诵佛陀经论和戒律细则的方法。他们可能像佛陀所记诵的那样，也以偈颂形式记说唱诵他的一些教法，并且发展出一种规律性的、反复唱诵的风格（至今还可以在经典里见到），以帮助僧侣们背诵这些经典。他们把经教和戒律分为内容不同而又重叠的主体，并且让一些僧侣负责记诵这些经籍，传给下一代。
佛陀寂灭后大约一百年，召开了第二次经典结集大会，这次结集的经典似乎接近现今的巴利圣典形式。我们通常把这些经典称为《三藏》（Tipitaka），是因为后来经典写好后，被放置在三个单独的篮子里：它们分别是《经藏》（Sutta Pitaka）、《律藏》（The Vinaya Pitaka）与《论藏》（Abhidhamma Pitaka）。这《三藏》又可细分如下：
《经藏》，包括佛陀宣说的五部经论：
（1）《长部》（Digha Nikaya），包括三十四部长篇论述，主要集中在比丘的精神训练，在家居士的义务，以及公元前5世纪印度各种不同的宗教生活形式。但是也有有关佛陀品质的论述（《自欢喜经》（Sampasadaniya））和佛陀晚年生活的记载（《大般涅槃经》（Mahaparinibbana））。
（2）《中部》（Majjhima Nikaya），包括一百五十二部中篇经典。这些经典记载了大量的佛陀故事，努力寻求证悟，早期的讲法，以及一些核心的教法。
（3）《相应部》（Samyutta Nikaya），共有五品，依据主题分类，论述八正道以及人格的形成等内容。
（4）《增支部》（Anguttara Nikaya），共有十一法，其中大多数在其他经典中出现过。
（5）《小部》（Khuddaka-Nikaya），为短篇经典结集，其中包括：a. 广为流传的《法句经》（Dhammapada），汇集了佛陀的警句和短诗；b.《自说经》（Udana），为佛陀的格言集，主要以偈颂形式编排，其中序言部分述说每个人如何获得解脱；c.《经集》（Sutta-Nipata），另一部偈颂集，包括佛陀生平的一些传说；d.《本生经》（Jataka），有关佛陀与弟子的前世故事，说明了人的“业”是如何对未来存在产生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