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层线：全球经济潜在的危机（第二版）

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巴拉克·奥巴马、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等众多全球思想家案头必备！国内知名专家巴曙松、何帆、叶檀鼎力推荐！
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拉古拉迈·拉詹在2007年就对全球银行家发出严正警告：金融市场即将步入厄运。可惜的是，这个警告导致的结果是，拉詹被命名为“厄运预言博士”。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2010年5月，拉詹把自己的预言写成了一本书，名叫《断层线》，顿时风靡全球。
金融风暴来临时，众人皆醉，他独醒——他是对的。
当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畅谈经济复苏时，他却大谈全球经济潜在的危机——他也将是对的。
拉古拉迈·拉詹所有的智慧，都蕴涵在这部名叫《断层线（第二版）》的书中。

通货膨胀、经济萧条、贫富分化、泡沫越吹越大，全球断层线已经变得岌岌可危。全球思想家最信赖的经济学家将会告诉你：保护你的财富，首先要从修补断层线开始。拉詹警告世人：我们的经济中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如果这些缺陷不能得到修补，那么一场潜在的更具毁灭性的危机正在等着我们！
作者同时认为，中国断层线如果不及时修复，中国经济将会面临重大挫折。修补断层线已经迫在眉睫！如果你想登临世界上最聪明人的“思想海拔”，首先应该从阅读《断层线（第二版）》开始！

★在各种危机的反思之中，拉詹的分析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在众多反思金融危机的学者当中，拉詹应当说属于个性鲜明、才华出众的一类。
——巴曙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尽管已经有了那么多对金融危机进行深入剖析的出色作品，但拉古拉迈·拉詹的书《断层线》仍然显得卓然不群。
——何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拉古拉迈·拉詹推出的全球思想家阅读榜首位的《断层线》，再次强调了社会体制的失误与金融危机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叶檀著名财经评论家

★简洁明了，极有说服力，并且具有很高的可读性。这是一本关于全球不平衡的最好的书，而这个不平衡给我们带来了上次金融危机，并可能给我们带来下一次的危机。
——肯尼思·罗格夫著名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

推荐序一
推荐序二
推荐序三
序言
第一章“放心贷款吧，有人埋单”
收入不平等的加剧
为什么美国会落后？
工资差距拉大不平等
如何对待不平等
政治应对措施
住房信贷的始末
房利美和房地美
经济适用房计划
“居者有其屋”战略
所有权社会
信贷也疯狂
有趣的美国特征
沉重的反思
第二章中国的断层线：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增长的不确定性
增加资本有利于发展？
组织资本
先发国家如何建立组织资本
后发国家的战略
制高点
特权政策
外向型增长和管制资本主义
错过转型
德国和日本为什么富？
断层线：日本的案例
中国的断层线将会加深还是弥合？
出口增长型国家的难题如何解决？
第三章外资的诱惑：全球资本是如何运转的？
储蓄与投资
生产导向型经济体中的金融部门
1994年墨西哥危机
企业投资与管制资本主义
1998年东亚危机
断层线正在加深
危机之后的改革
美国成了外资最引人注目的目标
第四章危机之下薄弱的社保体系
经济刺激的意愿
薄弱的社保体系
失业型复苏
社保体系为什么薄弱
经济层面的答案
救济金的政治学
自主刺激的弊端
第五章谁在制造泡沫
美联储的目标
利率及其作用
网络泡沫的破裂
美联储有错吗？
上涨的资产价格
资产价格脱离基本面
格林斯潘的对策
货币政策的目标究竟是什么
经济学家为什么容易犯错误
美国最大的失误之处
第六章当货币成为一切的价值衡量
金钱能够衡量一切：银行家该不该受到指责
贷款经纪人出了什么错
究竟由谁来承担责任
这场危机并没结束
第七章赌徒心理：银行在拿命运开玩笑
尾部风险：增加了风险爆发的可能性
为什么银行家选择尾部风险
为什么风险管理者发挥不了作用
风险成了耳旁风：高层的冒险行为
股东：眼睛死死盯在收益上
有政府做后台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如果银行家闯了红灯……
第八章金融改革：如何才能让金融灾难不再发生
如何规避风险：当人人都可以贷款的时候
金融改革应该遵循的原则
我们应该限制竞争吗？
政府不应该成为危机的救命稻草
终结政府对金融机构的补贴和特权
制定适应经济周期的监管规则
把尾部风险打压下去
改变由薪酬带来的风险动机
让高级经理承担投资风险
让债券持有者明白，风险投资是要付出代价的
政府对市场的介入
“大而不能倒”应该扫进垃圾堆了
任何一家金融机构都是可以倒的
缓冲机制：让风险有一个缓冲区
让金融机构更容易清盘
应对无法预知的意外事件
掌控资源的获得
不能把鸡蛋放在一只篮子里
逐步淘汰存款保险制度
恺撒的妻子
这样的救助以后再也不会发生了
第九章任何人都应该公平地获得机会
提升人力资源质量
早期的劣势
非认知能力的培养
给孩子更公平的教育
教学质量影响重大
大学入学及大学阶段的教育
工作学徒制和培训
让差距变小
保险和安全网
区别对待失业保险
全民医疗保险
社会救济与劳动者的流动性
储蓄
政府能力
在逆境中重塑自我
第十章说服中国：怎样才算最正确的做法
二十国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多边组织及其影响
获得全球影响力
全球经济治理改革
中国和世界
币值低估的代价
说服中国
现在就要行动起来
后记

2007年的金融崩溃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让许多经济学家不得不采取退守之势。无论是新闻节目、杂志、权威人士，还是英国女王都在追问同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人预见到金融危机的到来？经济界人士或撰写文章或召开各种会议，反思他们为何犯下如此大的错误，其他人则拼命维护自己的权威。对于那些一向敌视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的人来说，这次金融危机无疑证明了他们一直以来都是对的：皇帝终于恍然大悟，原来自己根本就什么都没穿。公众对政府的信心也因此发生了剧烈的动摇。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没有任何人预见了这场危机。一些对冲基金经理人和投资银行的交易商只顾埋头赚钱，却对即将到来的危机闭口不谈。为数不多的几个政府官员和美联储官员对此曾表示过深切的担忧。一些经济学家，如肯尼思·罗格夫（Kennethrogoff）、鲁里埃尔·鲁比尼（nourielroubini）、罗伯特·希勒（robertshiller）和威廉·怀特（williamwhite），曾多次就美国房价水平和家庭债务水平向民众发出过警告。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曾将此次经济繁荣同过去那些带来灾难性后果的经济泡沫相提并论。问题并不是没有人提醒过可能存在的风险，问题是那些从经济过热中尝到甜头的人—这是一个很庞大的群体—根本就没心思听。经济评论家们常被人们戏谑地称为卡姗德拉或“永远的悲观论者”，因为他们总是预言经济下滑，所以不管怎样他们的预测最终都是对的，这就好像一座停了的钟，一天中也总有两次所指的时间是对的。我知道这些，因为我就是这些卡姗德拉中的一员。
每年，世界各国央行的领袖们都要在美国怀俄明州的杰克逊霍尔召开为期三天的会议，就会议主办方堪萨斯联邦储备银行提交的主题论文展开辩论，参加会议的还有私营部门的分析师、经济学家以及金融记者。每天会议结束之后，参会人员都会去游览美丽的大提顿国家公园，在那令人叹为观止的湖光山色中，他们又谈起了自己的老本行：在潺潺的流水声中激烈地讨论着维克塞尔利率理论。
2005年，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卸任前最后一次参加杰克逊霍尔会议，因此会议的主题被定为格林斯潘时代的遗产。当时我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而此前的20年中，我曾任教于芝加哥大学，教授银行学与金融学课程。主办方要求我提交一份论文，主要论述格林斯潘时代金融领域的发展演进。
当时研究金融部门的论文通常都是关于金融市场在全球的迅猛扩张的。主要集中于证券化的神奇之处，银行通过证券化将住房贷款和信贷打包在金融市场上出售，以此规避风险。同时，金融市场中包括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在内的长期投资者因购买此类债券而承担一小部分风险，由于它们投资期限长且资产组合多样化，因此抗风险能力要高于银行。从理论上来讲，风险得到分散之后，投资者应获得的收益也相应减少，从而使银行能够降低贷款利率，也就扩大了借款者的融资渠道。
在撰写论文的准备过程中，我请助手为我搜集了一些图表和表格。在研究这些图表和表格的过程中，我发现了几个令人好奇的地方。首先是这些图表对美国大型银行风险的衡量不同，其次是这些资料显示，在过去的10年中，银行所承担的风险逐步加大了。这着实令人吃惊，如果银行通过出售债券将高风险贷款从资产负债表中转移出去的话，银行的安全性应该提高才对。最终我才想通，原来我犯了经济学家们最大的一个通病，我假设其他条件不变，也就是说我假设除我所要研究的证券化这一现象以外的其他条件都是不变的。而通常来讲，万事万物都是在不断变化的。更重要的是，放宽管制以及证券化的发展加剧了金融市场的竞争，从而使银行家们（更广泛地说是财务经理们）开始追逐更加复杂的风险形式。
当我认清这一趋势后，论文也就一气呵成。我将标题定为《金融业的发展是否加剧世界的风险》。《华尔街日报》曾在2009年刊登一篇文章对我的这篇论文发表评论：
拉詹先生认为，金融部门的员工在获取利润后得到高额奖励，而造成损失后受到的惩罚却很轻微，这使激励制度严重失衡。这促使金融公司将资金投入能够产生巨大收益的金融产品，这种投资如果失败将会损失惨重。
他提到了为债券风险提供保障的“信用违约互换”。拉詹先生称，承保人或其他人通过出售这种看似风险较小的掉期合约获得巨大收益，可是违约情况一旦出现，损失也是极其惨痛的。
他认为银行同样持有这样的信用证券，如果这些债券出现问题，整个银行系统将出现动荡。他说，那样的话，银行之间将会对彼此失去信心。“银行间市场的冻结也就不可避免，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更是近在咫尺了”。
两年之后，这一切真的都应验了。
在那时，预测未来的经济走势并不要求有多么高超的先见之明：我只是运用了我和同事一起研讨的理论框架，将一些点连接起来而已。然而，我并没有预见到一向彬彬有礼的大会听众将作出何种反应。毫不夸张地说，我就如同一个早期的基督徒，莽撞地闯入了饥肠辘辘的狮群。我的观点自然是遭到了一些大人物的严厉批评（当然也不乏一些例外），从大会讲台走下来的时候，我感到十分不安。这并不是因为我受到了抨击，在各种研讨会上身经百战之后，人们自然会练就一张厚脸皮：如果总是对观众的意见耿耿于怀，今后就甭想发表任何观点了。令我不安的是，批评者们似乎对眼前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
首先，我因为跑题而遭到了“炮轰”。会议中的大部分论文紧跟格林斯潘时代这个大主题，探讨格林斯潘是否是有史以来最为杰出的央行行长之一。有些人则给这些赞誉之词浇上了一盆冷水，他们说一切都很糟糕，并呼吁加强监管。众所周知，格林斯潘对监管的有效性是持怀疑态度的，这种论调自然是被嗤之以鼻的。其次，大家的反应都是在竭力为自己辩护，如果金融业发展严重脱轨，监管者们难道不应为自己的疏忽负责吗？而且，听众的反应也显示了监管者的盲目乐观。美联储成功地应对了2000~2001年由互联网泡沫引起的经济衰退，因此自信地认为可以在金融体系再次触礁时力挽狂澜。
尽管我在演讲时担心银行家的动机，但在讲话结束的时候已经开始担心监管者的动机了。虽然越来越多的评论者和监管者开始接受我的观点，但我认识到这些问题只不过是冰山一角罢了。这次金融危机的真正根源不仅更具广泛性，而且更具隐蔽性。我们不应把一些看似说得过去的原因堆砌起来，再把一切问题归咎于它们。那些贪婪的银行家们会受到监管，不称职的政府官员也会下台。这是一个最轻松的解决方案，因为坏人总是很容易被辨认出来，人们可以针对不法行为和渎职采取措施。更进一步说，我们就无须为加剧经济衰退负责了，这也搬走了压在每个人心底的一块石头。但是这种说法未免太草率了。
我们不能对这次危机掉以轻心，认为它和以前的危机没什么两样，也是由房地产市场和外资流动所引起的。尽管每次金融危机的起因都存在着十分广泛的共性，但很多人认为，这场危机的真正原因是全世界最为复杂的金融体系出了问题。一贯有效的监管和制衡机制到底怎么了？市场本身的规范机制到底怎么了？个人自我保护的本能又到底怎么了？难道自由企业制度已经从根本上失败了吗？如果这只是发生在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一次“平常的”危机，我们也不会有如此多的质疑。可是考虑到此次危机的代价，我们岂能作出轻率的抑或错误的判断。
虽然我仍然相信自由企业制度的基本思想，但加剧这次危机的那些断层线却遍布于整个系统之中。它们不仅来自某一个个人或机构。为这次危机负责的应该是一个更加庞大的群体：其中有国内的政客，有外国政府，还有像我一样的经济学家和像你一样的普通百姓。而且，大家并不是都被一种集体的狂热气氛笼罩着。我们不能说人们的行为缺少理性，因为利益的诱惑实在太大了。尽管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金融市场出了问题，但是所有人还是幻想未来会云开雾散，并紧紧抓住这个希望不松手，因为这和每个人的利益息息相关。然而，我们的行为“齐心协力”地把世界经济逼到了灾难的边缘，如果不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采取措施亡羊补牢的话，悲剧还会再次上演。
在全球经济中存在着很深的断层线，并且还在不断加深，因为在经济一体化和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对个人和机构来说最适合的未必适合整个系统。其中一些十分严重的断层并不是由经济原因导致，它们是政治的产物。不幸的是，在金融危机将一切暴露无遗之前，我们并不知道这些断层线分布在哪儿。如今政客们宣称要“永远告别危机”。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们只会抓几个替罪羊而已，这并不仅仅因为体系难以改变，还因为政客们若是追踪这些断层的所在，就会发现其中一部分牵涉到他们自身。如果经济复苏加快，人们安于现状的想法就会变得更加坚定，作出改变则会变得更加困难。因此，本书旨在吸取本次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从更深的层次剖析问题产生的原因，从而提出能够应对本次危机真正原因的政策选择，以避免重蹈覆辙。
大家普遍认为本次危机是由历史性危机的延续造成的，首先，我要说说我对此的看法。20世纪90年代末，一些曾经依靠外国借款花钱大手大脚的发展中国家（为简洁起见，我用“发展中国家”这个词来指代那些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国家，用“工业化国家”来指代那些人均收入水平较高的国家）决定改变消费习惯，以储蓄来替代消费。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当时也处于日益加剧的经济下滑之中，为了防止世界经济进一步下滑，必须有人扩大消费和投资。对于那些愿意花钱的国家，好消息是现在的发展中国家和日本以及紧随其后的德国和石油富国们已经有足够的盈余为它们埋单。
20世纪90年代末，在工业化国家中，一些公司对信息技术和通信行业进行了大规模投资。不幸的是，这股投资热潮最终演变成了我们如今所说的互联网泡沫，2000年初泡沫最终破灭，同时各个公司也在大规模地缩减投资。
随着美国经济的放缓，美联储加大干预力度，大幅削减利率。希望以此激活经济领域中对利率敏感的经济活动。正常地讲，此举本应拉动企业投资的增加，但是这些企业在互联网泡沫时代进行了大量投资，此时已经力不从心。相反，较低的利率刺激了美国消费者购买住房的热情，从而抬高了房价，使房地产投资猛增。这些住房购买者中有相当数量的人信用评级较低或者有不良的信用记录，也就是所谓的次级借款人和alt-a借款人，这些不符合常规抵押贷款借贷条件的人也获得了贷款途径。持续走高的房价使次级借款人有能力为低息抵押贷款重新融资（从而避免违约）。对于许多借款人来说，还贷似乎是一件遥遥无期的事。
海外投资者通过对美国的出口积累了大量资金，这些资金如洪水般向美国的借款人涌来，从而助长了美国无节制的消费习惯。那么德国斯图加特的一名牙科医生是如何把钱借给美国内华达州拉斯韦加斯的一名次级贷款借款人的呢？这名德国的牙医当然不能直接把钱借给要贷款的人，那样会产生巨额的成本，因为她既要调查该借款人的信用程度，又要使贷款行为符合地方的各项法律法规，还要收回还款，一旦发生违约还要进行干预。而且，每一个次级贷款购房者违约的可能性都很高，远超过一个保守的私人投资者可以接受的范围。
此时，错综复杂的美国金融业就有了用武之地。贷款证券化让一切问题迎刃而解。如果将该抵押贷款同来自其他地区的抵押贷款打包出售，那么多样化的投资将有利于风险的降低。风险最高的贷款可以出售给有能力进行风险评估并具有风险偏好的买家。安全性较高的贷款则可以直接卖给这名德国的牙医和她的银行。
以这种方式，美国的金融业填补了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鸿沟。一边是过度消费，需求旺盛，而另一边则是消费不足，市场低迷。但整个大厦是建立在房地产市场的基础之上的。新的住房建设工程以及房地产销售增加了美国建筑业、房地产中介以及金融业的就业岗位，而攀升的房价又可以为贷款和新的消费融资。美国的消费者看起来欲壑难填，其他国家则一边通过对美国出口拉动经济走出低迷，一边又借钱给美国为进口埋单。人们好像活在一个甜蜜的梦中，可梦终究是会醒的。
当美联储宣布要提高利率并抑制房价上扬时，这列飞速运行的“欲望号街车”终于戛然而止，疯狂的借贷行为也因房价的走低而偃旗息鼓。次级抵押贷款证券价格骤降，因为其背后的抵押风险比宣称的风险更大。而这些看上去很精明的银行家们手里却持有大量评级高但质量低的证券，虽然连他们自己都知道这是在玩火。而且，他们竟然通过大量的短期债务为这些证券融资。结果可想而知，短期债务的持有者惊恐万分，当债务到还款期限时，他们拒绝再为银行融资。一些银行以破产告终，其他银行获得了政府的援助，而整个体系却濒临崩溃的边缘。世界经济急速下滑，虽然现在已处于恢复期，但是恢复得十分缓慢。
于是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大量流入美国的资金被用来为次级信贷融资呢？其他经济体，如德国和日本靠出口走出了2001年的经济衰退，为什么美国不能效仿此法呢？为什么像中国这样较为贫困的发展中国家要为美国这样的富国的不可持续性消费融资呢？为什么美联储要在如此长的时间内保持较低的利率呢？为什么金融公司要贷款给那些无收入、无工作、无资产的三无人员呢—这种做法极为普遍，甚至已经有了自己专有的名称，叫忍者贷款（ninJaloans）。既然银行知道这些次贷证券是怎么制造出来的，为什么还要持有那么多呢？
我试图在本书中解答所有这些问题。首先我要说，对于这次金融危机，我并没有一个单一的解释，因此也就谈不上什么预防危机再次发生的灵丹妙药。任何单一的解释都会显得过于简单化。为了更好地解释，我引用了断层线这个比喻。在地质学中，由于地壳构造板块相互挤压和冲撞在地壳表面形成的断裂称为断层线。来自四面八方的巨大压力慢慢积聚，挤压着这些断层线。我将在本书中对全球经济中出现的断层线加以论述，并解释这些断层线是如何影响金融行业的。
第一类断层线产生的根源是国内政治压力，尤其是对美国来说。几乎每一场金融危机都有其政治根源，尽管各不相同，因为强有力的政治力量能够战胜大多数工业国家为抑制金融膨胀而建立的制衡体系。第二类断层线则产生于上述经济增长模式所引发的国家间贸易失衡。最后一类断层线的产生是由于不同类型的金融体系走到一起为不平衡的贸易融资，尤其是当像美国和英国这样建立在合约基础上的透明的公平金融体系为其他国家不透明的金融体系融资或接受后者的资金时。因为不同的金融体系运作的原则不同，政府干预的形式也多种多样，所以当它们相互作用时会阻碍各体系自身功能的发挥。所有这些断层线都会影响到金融领域的行为，对理解此次危机具有核心意义。
不平等的加剧助推了住房信贷的发展
第一种断层线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美国日益严重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及其要求放松信贷所造成的政治压力。很显然，美国高收入人群的显性收入持续增加。1976年，收入排在美国前1%的家庭的总收入占当年国民总收入的8.9%，但到2007年，这一比例已上升至23.5%。换句话说，从1976年到2007年，美国实际总收入每增长一美元，就会有58美分流入这些超高收入家庭。2007年，对冲基金经理约翰·保尔森的收入为37亿美元，是美国中等收入家庭的7.4万倍。
尽管精英人群的巨额收入受到了公众的关注，甚至激怒了代表中产阶级的专栏作家，但是这样具有亿万资产的对冲基金经理在美国还是很少见的。人们更关注的是和自己的切身经历相关的事情，比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高收入工作者（如办公室经理）工资的增速要远高于中等收入工作者—工厂工人和办公室助理是该类人群的典型代表。可以说多方面的原因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拉大。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尽管美国生产技术的进步要求劳动者掌握更高的技能—对于我们的父母那一代人来说，有高中文凭就够了，但是如今的大学本科毕业生只能当一个办公室文员—我们的教育体系并未能够为广大的劳动力提供足够的、必需的教育。这是因为营养、社会化和学习在人们的孩提时代并未受到重视，加上小学和中学的教育又差强人意，使得很多美国人没有做好进入大学继续深造的准备。
结果，中产阶级工资水平几乎停滞不前，失业的可能性却持续上升。虽然政客们能够体察民怨，但改善教育的质量实属不易，只有通过在某一地区实行切实有效的政策才有可能实现，而该地区的既得利益者往往更希望维持现状。更重要的是，任何改革都不会立竿见影，无法解决选民的燃眉之急。因此政客们就自觉不自觉地选择其他能够快速见效的方法来安抚选民。我们一直都明白一个道理，即消费能力比收入多少更加重要。说穿了就是，如果能够提高中产阶级家庭的消费能力，让他们隔几年就可以买辆新车，偶尔还可以出国度假，那么他们也就不会那么在意收入是否在原地打转了。
因此，面对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等现象，政府采取的措施是扩大对家庭的借贷，尤其针对低收入家庭。政府如此应对选民的诉求，不知是有意为之还是顺水推舟。不管怎样，拉动消费和扩大就业的成效立刻显现了出来，而人们距离偿还贷款的期限还远着呢。回顾历史就会发现，当政府无法直接消除中产阶级家庭的深层次焦虑时，就会拿宽松信贷来作为安抚剂。然而，政客们在表述这一目的时并不是直接告诉人们要扩大消费，他们的宣传更令人振奋也更具煽动性。在美国，拥有住房被视为美国梦的重要元素，让中低收入家庭也能购买房屋是扩大信贷和消费的关键。一方面政府积极推动宽松信贷政策，另一方面以利益为驱动的金融行业错综复杂、竞争激烈且道德缺失，当二者发生相互作用时，一条深深的断层线便产生了。
当然，政府通过扩大信贷来缓解一部分人因落后而产生的担忧情绪，这在历史上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实际上，这样的例子在美国俯拾皆是。在20世纪早期，美国的放松管制政策和银行业的迅速扩张从很大程度上来讲是对民粹主义运动的回应，该运动得到了中小型农场主的广泛支持，他们认为自己已经落后于队伍日益壮大的产业工人，并要求获得更加宽松的信贷。而过度的农村信贷是美国大萧条时期导致银行业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
出口导向型增长及其依赖性
靠借债来维持的消费往往有着各种各样的限制，尤其是对美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对消费品和服务的强烈需求使得物价不断攀升，从而引发了通货膨胀。为缓解对通胀的担忧，央行通过加息来抑制家庭的借贷能力和消费欲望。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的前10年，在美国日益增长的家庭需求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国外进口得到满足的，过去是从德国和日本进口，现在更多的是从中国进口，这些国家历来都是靠出口带动经济增长并且拥有十分充足的产能。但是正如我将在第二章中所讲的那样，如此强大的消费品生产能力也反映出这些国家在增长模式上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即过度依赖国外的消费者。这种依赖是形成第二条断层线的根源所在。
全球经济之所以不堪一击，是因为传统的出口国国内需求疲软，从而迫使其他国家不得不扩大开支以维持平衡。因为出口国能够提供充足的商品，像西班牙、美国、英国这样忽视甚至鼓励家庭债务的国家，以及像希腊这样缺少政治意愿去压制政府的民粹主义和工会需求的国家，就开始了长期的负债消费。最终，这些国家的家庭和政府都债台高筑，不仅未来需求的扩张受到了制约，而且不可避免地要走向痛苦的全面改革。但是，只要像德国和日本这样的国家坚持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结构，大量的商品就会像潮水一样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寻找政策和自制力最为薄弱的国家作为突破口，诱使其消费，直到最后无法负担，继而陷入危机之中无法自拔。
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经济体要依赖其他国家的消费才能发展？这种依赖性产生于它们为摆脱“二战”的毁灭性打击或者摆脱贫困实现飞速发展而选择的发展道路。在这些经济体中，政府（和银行）广泛地进行干预，以牺牲本国家庭消费能力为代价，打造实力雄厚的企业和极具竞争力的出口商。
长久以来，这些国家建立了十分高效的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行业，如佳能、丰田、三星以及台塑等企业都处于全球领先的地位。为保护其在海外市场上的竞争力，它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尽管全球性的竞争减轻了政府干预出口领域所产生的恶性影响，但是面向国内的生产领域就难逃此劫了。银行、零售、餐饮以及建筑行业通过对政府的政策施加影响限制了各行业内的国内竞争。所以，这些行业的效率很低。比如在日本，没有一家银行能在全球范围内与汇丰银行相抗衡，没有一家零售商在规模和价格优势上超过沃尔玛，没有一家快餐连锁在分店数量上击败麦当劳。
所以，尽管这些经济体能够实现高速增长并跻身富国行列，但低劳动成本优势会渐渐消失，出口也会变得愈加困难，那些效率极低的内向型行业就会成为严重制约国内经济自发性增长的瓶颈。到那时，这些经济体在正常时期发展已经很困难，要是赶上萧条时期，若不通过巨额财政开支的刺激作用，实现国内增长更是难上加难。当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实施援助时，政府会出于本能地眷顾那些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国内生产商，但是这些企业效率偏低，并且对经济的长远发展毫无益处。所以，这些国家不得不依赖国外需求来使自己走出经济低谷。
前景看起来不容乐观。随着这些国家人口结构的老龄化，改革会变得更加困难，其依赖性也会日趋严重。尽管中国可能会在不远的将来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中国目前也正走在这样一条危险的道路上，只有作出实质性的政策转变，才能充分发挥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

沿着断层线追溯金融地震的形成与演变
金融危机让金融机构和决策者一筹莫展，但是却往往激励着金融研究者寻求新的经济金融分析框架，来更好地解释和理解金融危机，为下一步更好地把握金融危机提供理论参照。因此，危机之后，往往是理论创新的活跃时期。
在当前关于金融危机的各种反思文献之中，凯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关于大萧条的反思常常被引用，凯恩斯在一篇题为《1930年的大衰退》（TheGreatSlumpof1930，发表于当年12月份）的文章中说：“我们已置身于巨大的混乱之中，在操控一台精密机器时出了差错—其运行机理是我们所不理解的。”从特定意义上说，金融危机的爆发，往往是由于传统的理论分析框架无法完全解释，使得金融界对于全球经济金融体系这样的精密机器的机理难以理解。同时，这种反思也促使金融界进行创新。
在各种危机的反思之中，拉詹的分析，包括这一本《断层线》，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在众多反思金融危机的学者当中，拉詹应当说属于个性鲜明、才华出众的一类，有这些特性的学者注定在大动荡时期会引人注目。拉詹现在担任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金融学教授，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在他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期间，他的一篇论文“Hasfinancialdevelopmentmadetheworldriskier·”被视为为数不多的在危机之前预见到此次危机爆发的出色论文之一，至少在2011年的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监守自盗》中，拉詹及其论文被视为有远见的预警者，他的这篇论文强调美国金融创新中存在的显著的激励约束机制的不对称、风险和收益的不对称必然会导致美国金融体系的崩溃。
拉詹在中国经济界广为人知，我想一个因素是2011年的奥斯卡最佳纪录片中的叙述以及对拉詹的多次采访，另外一个因素便是此前拉詹和津加莱斯合著的《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已经在国内翻译出版，并得到不少的好评。拉詹曾获美国金融学会的费雪–布莱克奖，这个奖项是奖励有才华的、40岁以下的金融研究者的。
从直接原因看，此次世界性的金融危机是由于美国房地产价格下跌波及金融市场，导致金融机构持有的大量次贷支持证券大幅缩水，但问题的背后是在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和经济结构下所形成的全球经济金融结构失衡，以及建立在这个失衡基础上的华尔街投行模式的制度性缺陷。在拉詹的分析中，他借用了地质学的一个概念，就是断层线，地震往往是沿着断层线爆发的，因此，沿着断层线的痕迹去追溯，可以为把握金融危机及其演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拉詹在本书中进一步强调，对于这次金融危机并没有一个单一的解释，而是发达国家贫富悬殊与政治压力之下的过度宽松房贷政策、新兴国家出口导向政策与发达国家过度消费、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在金融监管上的尺度不一以及不当的政府干预措施等因素形成了多条“断层线”，这些深层次的不平衡相互作用，阻碍了各自功能的正常发挥，并由此打破了各国为抑制金融膨胀而建立的制衡体系，在积累了巨大的泡沫之后，整个世界金融体系便出现了深度的调整。
与不少分析金融危机的著作不同，本书并没有将视野局限在经济领域和金融市场，而是从社会变迁、政治制度、世界经济一体化、国际货币体系等宏观视角入手，层层推进，并结合对不同体系的微观分析，尝试从系统的角度道出金融危机的来龙去脉和演进根源。
作者认为，新世纪以来，在计算机和通信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出现了大量结构性失业现象，导致收入水平严重不平衡。在政治压力之下，政客们极力推动了以扩大住房信贷为代表的宽松信贷政策，促使低收入阶层提前消费，改善生活质量，其后果就是助推了房地产市场的巨大泡沫，构成了第一个“断层线”。
与发达国家过度消费相对应的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过度储蓄，由于内部市场狭小，新兴国家对出口型企业的补贴政策会抑制家庭消费，使国内市场受到进一步压制，其巨额的外汇储备又只能以低廉的资金价格流回发达国家，助推了资产泡沫，这是造成金融危机的第二个“断层线”。
在一些发达国家，社会保障体系薄弱，加上较高的失业率，使得政府倾向于制定减税、增加支出、降息等宽松的经济政策，一方面造成了巨额的财政赤字，另一方面推高了资产价格，形成了第三个“断层线”。
极度宽松的货币环境加上金融自由化浪潮下的监管放松，使得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彰显，倾向于大规模扩张业务，制造了大量的衍生证券，而各国廉价的资金涌入美国又进一步刺激了以次级贷款为基础的金融衍生品的交易扩张，这是第四个“断层线”。
作者给出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路线图也是清晰的：减少政府不当的市场干预，制定适应经济周期的监管规则；终结对金融机构的补贴和特权，鼓励金融竞争，变革金融机构的薪酬体系，降低道德风险，消除大而不倒的难题；减少对金融债权的过度保护，逐步淘汰存款保险；建立良好的危机缓冲机制，完善金融机构的破产机制等。简单来说，就是要在继续推行金融市场化的同时，确保金融系统的风险被有效控制和释放。这些建议大部分已被人们意识到，但真正去修补金融市场的断层需要国际社会、政府监管部门、金融机构等多方势力的博弈，推行起来还是会受到既得利益阶层的重重阻挠，系统性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既复杂，又具有艰巨性和长期性。
所幸的是，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迅速建立了沟通协调和金融合作机制，通过政府信用向金融机构输血，采取了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和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将世界经济和金融机构从危机的边缘拯救过来，避免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重演。更为重要的是，过度扩张的金融风险引起了监管机构和市场参与者的广泛认识和警觉，改革国际金融监管体系成为各国的共识，特别是要提高复杂的金融衍生品的透明度、加强对影子银行的监管、完善信息披露等，以《巴塞尔协议Ⅲ》和美国《现代金融监管结构蓝皮书》及《金融改革框架》为标志，一场全方位的世界金融体制改革正在迅速推进和落实之中，那些世界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断层也得以逐步修复。
但是，任何经济政策的选择都具有两面性。经过各国的共同努力，目前金融危机已经走出了最为艰难的时期，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实现了全面复苏。同时我们也看到，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所造成的负面后果也逐步显现，在美元依然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制度框架下，大量的货币发行导致美元不是进入美国实体经济，而是流向国际市场，一方面带来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另一方面推动新兴国家的货币大幅升值，冲击其出口市场。
从金融市场发展的历史看，金融机构和监管者的博弈难以停止，每次危机之后，市场的漏洞总是会被聪明的人们不断修补。而技术的发展和金融创新活动的加快又将给市场带来新的风险，给监管者带来新的课题。因此，世界经济金融体系中的断层有的可能会得到修复，也有的断层不但不会被完全修复，原有的断层还可能会进一步加深，新的断层也可能继续出现。因此，从金融历史的角度看，这次金融危机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但是，金融市场却会随着人们认识的不断加深和对断层的不断修复而走向更有效率的发展路径。
是为序。
巴曙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