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与中国经济新未来

城镇化之路影响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前景，《城镇化与中国经济新未来》作者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城镇化的重大意义，并给出了自己的政策见解；城镇化是当代中国的历史使命，新型城镇化之路该如何具体设计，众多作者从不同角度给出了自己的精彩见解，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同时《城镇化与中国经济新未来》内容上还注重了内容的开放性，注意从不同角度对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主编：著名经济学家王建。作者包括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副总理汪洋、马凯，以及诸多省市部委领导，还有吴敬琏、厉以宁等著名经济学家。

第一章 增长新引擎——走向新型城镇化
李克强：把城镇化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
——最大的内需在城镇化，最雄厚的内需潜力在城镇化
苏荣：推进新型城镇化实现崛起新跨越
——推进新型城镇化，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江西新跨越的重大战略
仇保兴：中国的新型城镇化之路
——中国应该另辟一条节能减排的生态文明的城镇化道路
辜胜阻：新型城镇化是发展新红利和增长新引擎
——新型城镇化是发展的新红利和改革的新起点，通过人口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城镇化红利”和改革产生的“制度红利”代替“要素红利”，推动经济新增长
王建：论城市化是走出低谷的唯一通道
——只有城市化才能打开中国的长期巨大需求，是对冲外部需求严重萎缩的唯一出路，也是中国经济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内生性要求
马晓河：城镇化是新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加快推进城市化，可以促进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步发展，也是新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王国刚：城镇化：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心所在
——通过扩大消费性投资的路径解决“住、行、学”等供给不足的过程，同时就是城镇化建设过程
李程骅：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新型城镇化战略
——以产业融合来推动城乡一体化是我国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新型城镇化战略
赵晓：城镇化将会使中国成为世界真正领袖
——以新型城镇化为突破口的改革再出发，必将会引领中国社会登上新的台阶

第二章 改革与突破——中国城镇化路径探索
马凯：转变城镇化发展方式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
——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应当是一条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集约发展、多元形态、三化同步、两手结合、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厉以宁：走符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道路
——中国必须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道路，即中国城镇化分三部分：老城区＋新城区＋农村新社区
姜伟新：城镇化：既要积极又要稳妥
——认真研究解决从农业大国向城镇化迈进的突出问题，从维护城乡居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
韩长赋：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城镇化路径
——以人为本、改革创新，城乡统筹、远近兼顾，完善管理、强化服务，积极接纳、促进融合
秦光荣：走出一条符合实际的城镇化之路——关于云南保护坝区农田、建设山地城镇的调查与思考
——保护坝区农田、建设山地城镇，是符合云南地理条件的城镇化科学发展之路
杨伟民：推进生态文明的城市化
——要在推进城市化生态文明的理念过程中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
徐宪平：面向未来的中国城镇化道路
——积极稳妥地走出一条公平共享、集约高效、可持续的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
朱虹：走具有江西特色的城镇化发展道路
——江西将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城乡统筹、区域协调、社会和谐、特色鲜明的、符合欠发达地区实际的城镇化发展道路
蔡昉：真正的城市化应实现农民工市民化
——中国城市化的核心应该是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并落户于城市，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普照之光
王松奇：新农村建设视角下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新型城镇化是新农村建设的高级阶段，推动农民就地城镇化和小城镇发展是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方向
李铁：推进城镇化改革应尊重规律
——总结中国的城镇化发展规律，其实就是政府如何从限制人口的迁徙自由，逐步地走向放开的过程
王小广：走“见房见人”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必须走一条以资源节约、效率优先，“见房见人”，以加快人口城镇化、改善人们生活质量为出发点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赵坚：走大城市群为导向的集约型城镇化道路
——在“耕地红线”和石油资源短缺约束下，中国的城市化战略应当是发展以特大型城市或大城市为中心的大城市群
冯奎：以体制机制创新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
——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以体制机制创新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

第三章 从概念到行动——城镇化的难点与破解
汪洋：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
——我们要适应国内外环境条件新的变化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的要求，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
黄奇帆：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突破口
——农民工户籍改革绝不是简单地改写户口本，核心是解决同等市民待遇问题
仇保兴：新型城镇化从概念到行动
——必须转向城乡互补、低能耗、质量提高型、低环境冲击型、集约式机动化、社会和谐的新型城镇化 胡存智：城镇化中的土地管理问题
——只有走节约集约用地之路才能满足城镇化中各方面的用地需求
刘利民：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村义务教育
——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合理配置教育资源，重点向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倾斜
陈锡文：城镇化过程中的“三农”问题
——如果能把城镇化的强大动力用在解决“三农”问题上，很可能会事半功倍
韩俊：农民工市民化与公共服务制度创新
——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实质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
李扬：金融改革应根据城镇化发展定位
——现有的金融结构或能有效支持工业化发展，但难以有效支撑未来城镇化发展
贾康：城镇化进程中的投融资与公私合作
——城镇化资金投入仅依靠政府的财政收入远远不够，公私合作管理模式在我国未来城镇化进程中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肖金成：城镇化：如何解决农民工问题
——农民工是“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重中之重，其住房、就业、社会保障以及其他权益问题的解决将直接关系到城镇化的成败
任玉岭：推进城镇化必须解决好的六个问题
——推进城镇化必须解决好正确认识、农民市民化、顶层设计、特大城市接纳外来人口、以城市为基础的城乡统筹、制度改革六大问题
孙才仁：金融创新应与新型城镇化并行
——应坚持政府规划引导、市场和民间主导的资本运作方式，实现区域经济建设资本化、金融化
范剑平：新型城镇化面临的利益调整两大挑战和对策
——农民成为最大受益者是新型城镇化和过去两个阶段城镇化最本质的不同
刘尚希：我国城镇化对财政体制的“五大挑战”及对策思路
——城镇化不仅是一个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
曹凤岐：新型城镇化与金融创新
——新型城镇化是城乡二元体制分拆和重塑的过程，要加快金融创新支持城镇化的发展

第四章 路途仍艰——重视城镇化教训与风险
吴敬琏：城镇化效率问题探因
——中国城镇化代价太高，同时建成的城市运营效率低下
夏斌：城镇化并非中国经济全面改革的最佳突破口
——城镇化不能完全替代收入分配改革、产业结构调整等一系列改革内容
汪玉凯：中国城镇化的教训与风险
——未来中国城镇化的最大风险就是人为的盲目的造城运动
许小年：城镇化或城镇神化
——依靠没有“市”的“城”维持经济增长，那是将城镇神化
赵燕菁：城市化驶入危险水域
——中国的城市人口历史性地超过农村人口，意味着中国城市化已经从风平浪静的近岸驶入波诡云谲的深海
李若愚：以往城镇化重量不重质
——传统粗放式的城镇化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应运而生
李迅雷：中国的城镇化应弱化行政干预
——一厢情愿的行政规划导致低效率，应把更多资源配置给民众
邵宇：新型城镇化的潜在风险
——新型城镇化道路将面临贫民窟的隐忧、老龄化的挑战和城镇化的资金来源问题

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我们讲扩大内需，最大的内需在城镇化，最雄厚的内需潜力在城镇化。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国城镇化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应以加快城镇化为依托，调整优化城乡和区域结构，扩大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
（李克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是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国内需求的战略重点，也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途径。党中央、国务院从战略全局出发，历来高度重视城镇化发展问题。（汪洋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当前，我国工业化正处在中后期阶段，全国人民正在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进而基本实现现代化而努力奋斗。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表明，现代化是依托工业化、城镇化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城镇化与工业化、现代化相伴而行、相互促进。城镇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衡量一国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顺应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对于继续顺利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加快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马凯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最近几年，中国的城镇化或者说城市化在加速，这是一个十分可喜的现象。目前，已经有超过半数的劳动力在城市中就业。但是和中国的整个经济发展一样，城镇化也存在着一个效率低下的问题：一方面，城市建设浪费的资源太多，城镇化的代价太高；另一方面，建成的城市结构不合理，运营效率低下，降低了城市工商业的竞争力和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如果中国要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即90%以上的人口集中于城市，那么城市居住条件必定恶化，居民生活质量必定下降。即使城市会因人口的增加而新增不少服务业就业岗位，但就业机会依然满足不了涌入城市的农民们的要求。因此，中国必须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道路，即中国城镇化分三部分：老城区＋新城区＋农村新社区。（厉以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推进新型城镇化，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江西新跨越的重大战略。江西农村人口多，工业化水平低，城镇化相对滞后。进入新世纪以来，省委确立了以工业化为核心的发展战略，把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产业化作为加快富民兴赣、实现江西崛起的主要任务（苏荣时任江西省委书记现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人类的城市化道路，实际上已经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第一个大阶段是英国的城镇化，由工业化推动城镇化。英国的城镇化用了200年的时间。第二阶段是美国和北美的城镇化，那些城镇化规模更大，但是用了100年时间；第三阶段是拉美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只用了40~50年时间就基本完成了这一进程，然后中国的城镇化就开始了。中国城镇化有别于其他国家和地区（仇保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
城镇化指的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不断由农村向城镇地区集中的过程。我国城镇化水平已经跨越了50%的历史性门槛，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中期阶段。传统城镇化过程中存在偏重物的城镇化而忽视人的城镇化的问题，过去三十年土地城镇化大大快于人口城镇化。当前推进新型城镇化就是要实现城镇化的转型发展，其中最重要的转型是要把人的城镇化作为重点，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解决2亿多人的“半城镇化”问题。新型城镇化的实施对于稳增长、调结构、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辜胜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经济学家）
只有城市化才能打开中国的长期巨大需求，是对冲外部需求严重萎缩的唯一出路，也是中国经济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内生性要求（王建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落实中央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的战略，关键是处理好积极与稳妥的关系，既要不失时机地推进城镇化，为拉动内需、扩大就业提供新的增长空间；又要立足国情，针对突出问题，扎实推进。（姜伟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
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应当作为一个专题来研究，考察他们的主要特征、社会关系状况，分析他们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研究探索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对策措施，引导这个群体健康发展，逐步融入城市、融入社会。这不仅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和政策设计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推进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具有特别意义。（韩长赋农业部部长）
在云南这样一个农业人口众多、环境十分敏感、耕地资源十分有限的山区农业大省推进城镇化，实非易事。通过最近的调研，我更加坚定了推动破解传统城建方式的决心，就是把保护坝区农田、推进山地城镇建设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突破口和关键点，加快走出一条集约节约利用土地的新路子。我认为，这个思路切合云南实际，符合云南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云南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秦光荣云南省委书记）
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选择。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而不仅仅是土地的城镇化。新的形势下，积极稳妥推进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已成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并联动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的一项重大社会改革任务。（黄奇帆重庆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党组书记）
当前城市化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在于城市化率这一数量指标有多滞后，而是城市化质量不高，表现在4个方面：一是人口，农民工没有市民化，实质的城市化率并不高。按照现行统计口径，我国城市化率已经突破了50%，但若扣除2亿左右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我国实质的城市化率只有36%左右。（杨伟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城镇化事关中国现代化建设全局，是转变发展方式、扩大国内需求的战略重点，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徐宪平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近年来江西将城镇化作为推动崛起新跨越的重要举措来抓，基本形成了以南昌为中心、沪昆线和京九线为轴带的大十字城镇发展格局，城镇体系不断完善，城乡人居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江西城镇总人口突破2000万，城镇化率达到45.7%，城镇化进入了一个加速发展的时期。（朱虹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城镇化是拉动经济内需增长的一个强大动力。解决“三农”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因此，如果能把城镇化的强大动力用在解决“三农”问题上，很可能会事半功倍，使我们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的进程中走得更加顺畅。如果这个关系处理不好，带来的后果也会非常严重，有可能延缓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的进程。（陈锡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理论上的争论把城市化问题归结为大中小城市之争，这在世界城市发展历史上纯粹是一个伪命题。所谓城市化，无非就是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过程，在没有任何限制人口迁徙的政策环境里，农民进城，或者是城市间人口迁徙的选择，只是受市场因素的影响，政府其实无法干预他们的选择。（李铁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
……

城市化是个古老的话题，有关城市化问题的讨论，早在英国工业革命后随着现代城市的产生，就开始出现了，在230年前亚当·斯密伟大的著作《国富论》中，就有有关工业化过程中城乡关系的讨论。但是显而易见，在每个时期，城市化会成为理论与政策的讨论中心，都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都有着那个时代的鲜明烙印。
近几年来，城市化能成为中国政府与中国理论界讨论的中心问题，显然是与2007年爆发的世界性金融危机紧密相关。回顾改革开放这30多年，特别是新全球化展开以来的这二十年，中国经济能够出现持续的高增长，显然是建立在外需高度扩张的基础上，由此形成了外向型的供给和需求结构，有关分析说明，至少在新千年以来，中国的生产和投资，有一半以上是与出口直接或间接相关的。这种情况在2007年达到了高峰，当年净出13占GDP的比重达到8．8％，而2000年才只有2．4％。
但是美国次债危机的爆发使中国的外需增长过程中断，开始时许多人认为，次债危机与以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没有什么不同，是周期性的波动，因此中国的外需很快就可以恢复，但是在危机已经爆发六年后的今天，大部分人的想法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这场危机的特殊性开始被世人所认识，危机将会持续很长时间的观点开始成为主流认识，随着发达国家为摆脱危机而不断实施了走向极端的货币政策，关于可能会爆发更大规模的货币金融危机的讨论也多了起来。而若外部危机绵延不绝，中国的外需就难以恢复，中国的经济增长也不可能回到以往依靠外需拉动的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