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会工业化：从给予式增长到价值创造

从世界范围来看，成功实现经济转型的经济体并不多，而失败的经济体比比皆是。本书通过比较分析国际最佳政策实践，为如何借助前瞻性产业政策实现经济发展提供了全新、务实的方法。本书通过剖析日本、新加坡、中国台湾以及一些后发经济体的政策制定过程，展示成功转型的要件：高瞻远瞩、思想开放的领导人，清晰的政策目标和规划，强有力的政策执行；更重要的是，要大量借鉴政策制定中的国际经验，因地制宜地制定出适合本国国情的政策，这样的政策再辅以活跃的私人部门，才能确保经济的持续增长。对于想要经济成功转型又不知道从何处入手的政策制定者、学者而言，本书是不可或缺的指南。

大野健一，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教授。获得日本一桥大学经济学学士和硕士学位、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筑波大学和埼玉大学任职。

总序Ⅴ

中文版序Ⅷ

前言Ⅺ

致谢ⅩⅥ

第一部分观念与方法

第1章发展陷阱

第2章全球化时代的产业政策

第3章前瞻性工业化的要素

第4章政策流程和组织

第二部分案例研究

第5章明治时期的日本：从封建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变

第6章新加坡：全国生产力运动

第7章中国台湾：创新的政策推动力

第8章马来西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9章越南：缺乏质量的增长

第10章埃塞俄比亚：增长和转型计划

参考文献

中文版序

继英文版与日文版之后，本书又将推出中文版，使我的思想能展现给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读者，令我备感荣幸。本书提出的理论猜想是，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成就主要取决于其产业政策的质量，远远超出国家规模、资源禀赋或其他任何“既有优势”的影响。

在过去10年，我和自己的研究团队访问了亚洲和非洲的近20个国家，以调研产业政策的制定过程。本书所涉及的6个国家的案例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在调研过程中，我们不但会询问产业发展计划的内容，而且关心最初的设想来自于谁，哪个机构负责计划的制订，制订过程如何以及需要多长时间，举办过多少次研讨会以及有哪些相关方面参与，主要的分歧何在以及如何达成妥协，政策制定花费了多少预算等等。令人吃惊的是，大多数政府官员都非常高兴地回复了我们这些刨根究底的问题。

这个过程中我们很清楚地看到：（1）各国政府的产业政策制定大不相同；（2）经济增长成就也相差悬殊；（3）政策模式与经济成就没有一一对应关系，或者说，取得高速增长的途径不止一条，看似相同的政策可能导致极为不同的后果；（4）成功的产业政策依然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可以通过对国际先进经验的借鉴和比较来习得。由此我得到的结论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不但需要知道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而且还要掌握这样的政策应该如何进行设计、实施、监督和调整。我将其称为“政策学习”过程，这正是本书的主题。

遗憾的是，中国并不在我们访问和研究的国家之列，本书对中国的产业政策的质量自然也没有正面描写。原因之一是我们的研究项目预算有限，但更为重要的理由在于中国过于庞大和复杂，很难通过一两个研究项目掌握其全貌。在对中国的政策制定过程正式启动研究之前，我需要充分的规划和准备，希望这一天能够尽早到来。

不过，对于中国及其可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我还是想多说几句。我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定义是，一个国家可以达到与其“既有优势”（指自然资源、地理位置、人口规模、外国直接投资和政府开发援助的流入等）相称的收入水平，但没有更高突破的状态。另一种表达方式是，在这种状态中，国民和企业没有创造出全球市场需要的足够价值，增长主要依靠运气，而非人的努力。导致此类陷阱有三方面的主要因素。第一个也是最根本的因素是缺乏私人部门的活力，政府对此也未能发挥激发作用。第二个因素是没有能力解决增长伴随的各种问题，如收入差距、环境破坏、腐败、城市拥堵、资产泡沫和文化变迁等。第三个因素是在全球化时代对宏观经济调控无方，导致来自国外的严重经济冲击。

中国需要应对这三个方面的挑战，而在大多数观察家看来，最棘手的应该是第二个方面——应对增长伴随的各种问题。上述的增长伴随的所有问题都在中国显而易见，并可能严重恶化。但与此同时，中国私人部门的活力正处在历史高点，只要放松政府的束缚，经济仍会迅猛增长。据亚洲生产力组织报告，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在1991～2011年间的年增速达到90%，比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约为1%～5%）高得多。在宏观经济调控领域，尽管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尚未完成，政策工具有限，市场自由化仍在逐步推进，中国却已多次实施了逆周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宏观经济调控远非完美，商业周期冲击剧烈，但中国政府至少能防止外来冲击造成负增长或失业飙升的灾难。

当然值得忧虑的是，中国的增长势头近年来正在减弱。这可以归咎于工资上涨和私人部门竞争力不足，也可以说是从数量增长到质量增长的有意识的政策调整所致。无论其主要原因如何，中国不能在这样的收入水平停滞不前——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2013年为人均6560美元，处于“上中等收入水平”阶段。包括日本在内的许多高收入国家正在为老龄化人口的社会保障和医疗费用而苦恼。如果中国这样的大国在上中等收入阶段即面临类似难题，社会危机可能会严重得多。就我所知，中国也已意识到这一“未富先老”的危险。

中国该如何避免此类宿命呢？明眼人都能看到，政府必须有效应对收入差距、环境破坏和污染等增长引致的问题，防止其成为社会进步的重大不稳定因素。而我想要强调政府还有另一项同等重要的任务，即改进产业政策的质量，把中国的技术和商业模式提升到真正符合发达经济体标准的水平。就目前而言，中国的增长动力如前文所言主要是强劲的私人部门活力。另外在我看来，产业政策对中国经济的贡献还主要局限在鉴别和扶持新产业方面，对于发展信息产业集群、促进光伏板生产和削减过时钢铁产业等有过出色贡献，然而电信设备等主要新兴产业还是来自私人创新，没有太多政府扶持。我认为与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乃至马来西亚相比，中国的产业政策质量和范围还处于落后水平。

虽然本书不是直接讨论中国，但我希望，书中所包含的若干论点和具体案例仍可以给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的政策反思提供某些参考和启发。私人部门的活力在过去或许已足以带来快速增长，可是在未来必须辅以明智的政策选择，才能形成可持续的高质量增长。正由于有其他亚洲国家的产业政策实践优于中国，我相信中国的产业政策大有学习和进步的空间。

大野健一

2014年1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