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现代化报告 首届世界现代化论坛文集

阿尔伯特·马蒂内利、何传启主编的《世界现代化报告：首届世界现代化论坛文集》包括首届世界现代化论坛的综合公告和论文集。内容涉及现代化论坛宣言、现代化理论的再思考、现代化与世界经济、现代化与社会变迁、现代化与环境变迁、现代化与区域发展、现代化与城市化、城市现代化、现代化摘要和附录等。

当今世界处于巨变之中。新科技革命 即将来临，世界经济和人类社会在转型， 世界现代化和国家发展模式在转型，如何 抓住历史机遇引领时代潮流，成为许多国 家和学者关注的重大课题。2013年8月“首 届世界现代化论坛：现代化与全球变化” 在北京中国科技会堂成功举行，来自亚 洲、欧洲和美洲14个国家（中国、美国、 德国、意大利和俄罗斯等）90多位学者出 席论坛，通过了“现代化论坛宣言”，形 成了现代化研究的一种国际共识。世界现 代化论坛将每两年举办一次，论坛文集将 以“世界现代化报告”形式出版中文版和 英文版。
阿尔伯特·马蒂内利、何传启主编的《世界现代 化报告：首届世界现代化 论坛文集》中文版收录了“现代化论坛宣 言”和论坛主要论文，涉及现代化理论的 再思考、现代化与世界经济、现代化与社 会变迁、现代化与环境变迁、现代化与区 域发展、现代化与城市化六大主题，反映 了现代化研究的国际前沿和热点。它为关 心世界现代化的学者和人士，提供了一个 系统把握现代化研究和发展趋势的国际 机会。

何传启，研究员。现任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组长等。1997年参与起草“关于加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和高技术产业化的汇报提纲”，获国务院审议通过，科学技术部启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计划（973计划）。1997年主持中国科学院“国家创新体系专项研究”，完成“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研究报告；1998年起草“中国科学院关于开展‘知识创新工程’试点的汇报提纲”，获国务院审议通过，中国科学院启动“知识创新工程”试点。1998年提出第二次现代化理论，2000年以来负责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主持完成2001—2013年《中国现代化报告》年度报告13部和《中国现代化报告概要》4部。主要学术创新包括：在世界上首次提出第二次现代化理论、综合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科学，主持完成世界首部《世界现代化概览》和《第六次科技革命的战略机遇》等著作。 阿尔伯特·马蒂内利，教授。意大利米兰大学政治科学与社会学系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理事长，曾任国际社会学会的主席（1998—2002）、意大利全国科技委员会成员等。著有大量政治与社会理论、发展和现代化研究、国家关系、复杂组织、企业家和管理、利益集团、高等教育、福利政治方面的专著和文章。出版的专著有：《全球现代化》（2005）、《意大利当前的社会趋势》（1997）、《企业家与管理》（1994）、《国际市场与全球公司》（1991）、《经济学和社会：经济社会学概览》（1990）。

前言
致谢
现代化论坛宣言——首届现代化论坛的综合公告
第一部分 现代化与全球变化
现代化理论的再思考
全球现代化与多元现代性
社会生成的现代化——现代化的十个主题
消费社会的衰亡？对现代化理论的暗示
现代化科学与现代化政策
全球视野下的当代中国现代化理论
现代化科学的一种解读：读《现代化科学》一书心得
现代化与世界经济
中华民族复兴进程监测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测算
能源现代化：俄罗斯的新曙光
从城市化到城市衰落：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问题——以底特律为例
20世纪的现代化与区域发展——以罗马尼亚为例
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前景——兼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现代化与文明的回归
战争与现代化
现代化与社会变迁
世界现代化指数：1950～2010
美国大城市的无家可归和城市蔓延现象
欧洲国家的公共服务供给：从公共／市政部门到私营部门到再次回归市政部门
俄罗斯地区社会资本与现代化
可持续现代化的关键因素：劳动力技能的持续提高
科学的人口政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因素
以现代化理念治理城市交通拥堵
科技现代化的再认识
现代化与环境变化
自然资源体系的复原力：芬兰森林系统的适应和转变
现代化和环境问题：如何避免陷阱
海南经济开发中的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
基于生态文明的“后苏南模式”思考——以江苏省江阴市为例
生态现代化与中国选择
现代化与区域发展
俄罗斯沃洛格达地区的社会文化现代化（一）
俄罗斯沃洛格达地区的社会文化现代化
路径依赖是否可以改变？——对中国制度创新经验的思考
漫长的19世纪（1800～1914年）：关于中东欧国家与现代化的几点思考
中国地区现代化40年实证分析
从中原经济区建设看现代化背景下的区域发展
现代化与城市化
对中国未来城镇建设现代化的思考
新型城市化的要义和特点
新型家庭制造业是支持新型城镇化的战略产业
对中国城镇化的特点与对策的探讨
特点趋向对策：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化进程的检思
第二部分 城市现代化
城市功能的演进与中国的城市现代化
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
制度建设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最大保证——关于美国现代化建设与大国成长制度因素的思考
从掠夺式开发到自然保护：环境史视野下的美国现代化
耐盐农业与中国农业现代化
珠江三角洲新型城市化研究——城市社会极化与新型城市化路径选择
自组织运动——城市格局演化的后现代景观
中国城市房屋的公共运行和计划管理
浅谈城市社区法律服务的现代化
杭州城区机动车分流导向系统设置——杭州交通主干路支路微循环综合利用
职业行为变迁视角下的农民市民化研究
第三部分 现代化摘要
现代化进程与项目
后城市化社会的来临——苏州城乡一体化发展研究
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与公民社会
澳门的现代化、发展型政府和赌场资本主义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养老保险问题的探索式分析
文明类型不同对中、西社会现代化的影响
老工业区生态城市评价指标体系
东亚崛起的世界意义研究
国际化功能：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发展的新路线
广州“智能城市”和“智慧产业”的综合发展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江苏省村镇景观格局的研究
第四部分 附录
首届世界现代化论坛的开幕词
首届世界现代化论坛的欢迎词
马蒂内利教授的书面致辞
首届世界现代化论坛的闭幕词
世界现代化指数

第一部分现代化与全球变化
现代化理论的再思考
全球现代化与多元现代性
阿尔伯特?马蒂内利
意大利米兰大学政治科学与社会学系
现代性的基本维度有哪些？现代性是否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的社会状态？是否有不同的道路通往现代性？实现现代化是否有多种方式？在当代的现代化研究中，以艾森施塔特、高恩卡（Gaunkar）、泰勒（Taylor）和威特罗克（Wittrock）为代表的一种较普遍的观点认为，存在多元现代性，现代性的实现有不同的途径，且这些途径可能是互为替代的关系。不过，这种观点引发了施密特等的批评。他们倾向于将多元现代性视为同一基本模式的不同变体。
本文将讨论有关多元现代性的当代文献，揭示笔者在《全球现代化》（2005）一书中阐述的一些观点，证明现代性已经全球化，同时又呈现出不同的形式。
一、多元现代性及一些批判性观点
首先，持多元现代性观点的学者们在不同路径的趋同这一问题上立场明确，他们认为各现代社会及正在走向现代化的社会，它们所走的道路各不相同，现代化不等同于西方化。他们还主张，现代性首先是一种文化方案，而非一种结构条件或制度现状，“现代性的历史是一个多重的文化方案持续建构和再建构的故事”。
这种多元性的根源在于，西方最早出现的现代性文明“从其一开始就被内部矛盾所困扰，这引起了持续的批评言论和政治争论”（Eisenstadt，2000）。伴随着现代性的扩张，文化和政治秩序的前提的第一次激进转型发生在美国，如今，由于现代性已经成为一种“共同的全球状态”，其模式已经清晰、定型并向世界各地传播。
在关于现代社会是统一的还是多样的问题上，威特罗克恢复了两个立场，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在非学术上，这两个立场已经占据了显著的位置。第一个立场他称之为“自由的历史主义”：随着苏联的解体，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以这些制度实践近年来在北美和西欧部分国家所展示的特殊形式，被看成是提供了社会组织的唯一合法模式。这些模式于是开始在一定的时间间隔下被整个世界所信奉（Wittrock，2000）。这种观点的支持者并没有幼稚到认为这种全球性的扩散必然导向世界文化的甚至语言的同质性的发展，而是认为没有理由预期任何根本性的制度创新将超越自由制度安排的这些类型。总而言之，这种立场“简单地将单一国家的经验提升到世界历史标尺的地位”（Wittrock，2000）。
另一种立场强调现代性的多元性，“将注意力放在当代多种文化生活形式上，并将它们每个赋予到更大的文明实体当中”。这种立场认识到已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的一系列现代技术、经济和政治制度起源于西欧，尽管它似乎认为这些现代制度更多是以一套理想的形式，而不是以运转的现实来传播的。它断言，“扩散和适应的这些过程绝不意味着西欧、中国和日本之间文化和宇宙观等方面根深蒂固的差异将会消失”，因为“在它们的核心认同中，这些社会仍然保持着它们在更早的文化形成时期所获得的文化形式特征”（Wittrock，2000）。
威特罗克认为，第二种立场虽然是对不同的趋同理论的一种有效的批评，但并不是对他将现代性视为一种共同全球状态的观点的有效批评，因为现代性“与其说是一种新的、统一的文明，扩展至全球范围，它的扰动性和破坏性是空前的，不如说它是一套期票，即一套必须具备某些最低充分条件的希望和预期，这些条件是宏观社会学的制度所需要的，不管这些制度在其他方面如何不同”。为了支持这一立场，威特罗克提醒我们，“从其基本理念在欧洲诞生时起，现代性在制度形式和概念构建上就具有高度的可变性特征”。他还指出，“共同全球状态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任何单一文化共同体的成员要放弃他们的本体论和宇宙观的假定，更不会要求他们放弃自己的传统制度；但是，它意味着在对这些观念进行不断的解释、再解释及观念转变的过程中不能不考虑现代性的全球状态的共同性”（Wittrock，2000）。

笔者大体上同意这些批评，不接受任何一种现代化的单向进化模式。笔者认同威特罗克对所谓“自由历史主义”的批评，自由历史主义可以说就是现代化的单向进化模式的升级版本；同时，笔者也认同他的主要论点——现代性的共同全球状态需要通往现代性的不同路径。不过，对其进行一些批评也是适当的，这意味着对多元现代性相关文献的一些方面进行重新考察。
1现代性起源于欧洲
笔者的第一点批判性意见与现代性起源于欧洲这一观点有关。我们必须澄清，主张存在多元现代性并不意味着对下列事实的轻描淡写：当代的全球状态起源于欧洲的现代性，并已经被这种历史经验所塑造。在最复杂的多元现代性观点中，历史是被充分考虑的，但其他同类观点却常常忽视历史，因为它们未能分清以下两种现象。
其一，多元现代性的存在是取决于经验证据的事情，我们应该以跨国、跨文化的视角来看待它，避免认为现代化进程一旦开启就会无可避免地导向某种特定的精神面貌（科学理性主义、实用工具主义、世俗主义），而且要避免认为某些类型的制度秩序（民选政府、科层管理、市场驱动的产业经济）与某一地区的文化和政治状况无关。
其二，经验也证明，现代性生来就是一种具有明显的欧洲（西方）特征的现象，它将欧洲认同塑造成了一种不断追求知识的文化态度，塑造为对个体自由和宗教宽容的限制的超越（如但丁笔下的尤利西斯和歌德笔下的浮士德等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所体现的），这些被具体化为一套特定的制度（市场主导的产业资本主义、主权民族国家、研究性大学）。
正如高恩卡所说，“以多元现代性的视角思考问题，并不意味着我们愉快地放弃西方关于现代性的讨论，实际上这根本不可能。不仅在文化形式、社会惯例和制度安排方面，而且作为一种质询当前的论述形式，现代性已从西方传播到世界的其他地方。这种对当前的质询正在各个国家各种文化背景下广泛地发生，其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西方关于现代性论述的遗产，如马克思、韦伯、波德莱尔、本杰明、哈贝马斯、福柯等的论述。只有通过思考和反思它的自我理解，才能认识到西方现代性的地方化特点，但这一点经常被作为普遍主义的语言而丢弃”（Gaunkar，2001）。
另外，我们还应至少加入另外一种主要的社会学解释，也就是韦伯和迪尔凯姆的解释，这部分观点被多元现代性的支持者们草率地抛弃了。实际上，他们骄傲地断言，他们的分析视角不仅与20世纪50年代流行的各种现代化理论和工业社会趋同的观点相悖，而且也不同于马克思、迪尔凯姆，甚至韦伯的古典社会学分析，因为他们“都假定在现代欧洲发展起来的现代性文化方案和在那里出现的各种基本制度类型……终将遍布全世界”。但是，“正在现代化的社会中的实际发展驳斥了这种现代性西方事业的同质化和支配性假定”（Eisenstadt，2000）。这种认识是对社会学伟大经典著作的偏颇解读，这些著作实际上都体现出对不同社会文化多样性的充分了解。
2通向现代性道路的趋同
笔者的第二点批评意见来自以下事实：在当代的全球现代性中，笔者看到的趋同成分比多元现代性视角的一些倡导者所承认的要多。更明确地来说，笔者认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与现代国家，以及其他正在走向现代化的国家的相似性，要比它们与自己过去的相似性多。其中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存在领导者、精英和集体运动对所输入的源自西方的现代文明的理念和制度模式持续选择、再解释和重新表述，这样会带来创新，以及对现代性，特别是西方现代性的矛盾态度；另一方面，人们对现代化带来的工业化、市场开放、社会分化、城市化和大规模人口迁移等结构性问题会有不同的反应并设计出不同的处理策略。
通往现代化可以有不同的国家路线，这取决于既定国家在世界经济和政治关系体系中（或者说是其在国际分工和全球权力分配中）的结构性位置，也取决于该国特定的历史传统，以及个体和集体行动者所采取的策略——这些行动者被赋予了文化和组织资源，是现代化的关键行动者。在这个意义上，面对相同的问题，不同国家会提出不同的反应策略，而这些策略是文化和制度上的对等物。多元现代性视角的许多倡导者往往忽视全球维度，过分强调地方和国家特性，突出行动者的文化规则，而低估结构背景。
关于多元现代性的许多论述都未能对以下一些问题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
不同的现代社会之间存在哪些类型的多样性？现有的差异有多深？这些差异的前景如何？是更可能持续下去，经受住不断全球化的世界中进一步的社会变迁，甚至因为全球化而加深（作为抵制全球化的一种形式），还是我们有理由预期，它们从长期来看将会减弱？此外，如果我们都经历了现代的全球状态，这是否意味着所有的社会现在都属于同等的现代？还是现代是个程度问题？现代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施密特（Schmidt，2004）认为，由于这些问题尚未得到令人满意的肯定回答，所以并无充分理由主张“多元现代性”，将其称为“现代性的多样性”更为恰当。他认为，问题在于日本、中国、印度，或者任何一个我们所关注的国家是否足够独特，以至于我们有理由认为，甚至保证，它的制度和文化观念概念化，就其本身，以及在文明的意义上，与其他国家差异巨大，如果将其作为一组现代社会中的一个成员来对待，我们将会错失一些非常重要的特征。情况果真如此吗？

但是，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并不是施密特提出的这个问题：当代日本与前现代时期的日本之间的相似性是否大于其与当代的其他国家，如加拿大或德国的相似性？因为即使答案是否定的，我们仍不能否认日本的现代性与其他国家如法国的现代性有着非常显著的差异。艾森施塔特非常巧妙地处理了这一问题。他指出，多数社会在各方面制度中广泛地出现了一种结构分化的一般趋势，包括家庭、政治经济结构、城市化、现代教育、大众传播及个人取向等领域，但这些社会在各自不同的发展阶段，对这些领域的定义存在很大差异，由此产生了多种不同的制度和意识形态模式。显然，这些模式并不是在现代简单地延续了各自社会过去的传统。这些模式虽然受到具体的文化前提、传统和历史经验的影响，但它们仍具有非常显著的现代特征。这些模式都产生了具有明显现代特征的动力学和解释模式，为此，起源于西方的事业构成了关键的参照点（往往也是既需要学习，也需要排斥地参照）。非西方社会中的许多运动都表达出强烈的反西方，甚至是反现代主题，但这些运动无一例外，都具有明显的现代性。之所以存在多元现代性，也是因为现代性有不同的方案，以及阐释它们的不同的社会行动者（Eisenstadt，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