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北京咳，2013年1月
“我们到哪里吃饭？”我问我的同事本•卡文德。我朝对街望去，只看到一波黑暗。我们站在北京的中心商务区，香格里拉旗下的中国大饭店应该就在街对面，我暗自想着，但只能看到一堵雾霾之墙。
卡文德瞄了我一眼，那眼神好像在说，“这让人难以置信”。卡文德在菲利普斯艾克赛特学院上完高中后，念的是康奈尔大学，也是康大的划船队队员，他是我2006年初为CMR招聘的第一位同事。在我们创立CMR的过程中，一起经历了许多困难和挑战。他不会轻易感到不安，更像块岩石。但此时此刻，就算是他，也看起来非常沮丧。
卡文德和我刚刚为一家B2B食品服务提供商完成了一个五年增长策略项目。这家公司的美国总部和中国运营团队的总裁都对项目感到满意。
我们想吃顿大餐庆祝一下。我们走出大楼找吃饭的地方，很快对眼前景象的震惊取代了刚才的幸福感。
空气混浊多沙，我们甚至看不到20米之外。本和我被沙尘吞没，这后来演变为北京2013年的空气末日，空气质量指数（AQI)飙到700以上，比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合理水平高出30倍。
2013年印度尼西亚森林火灾的时候，新加坡的空气质量指数达到300，立即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而北京当时是新加坡的两倍。洛杉矶是美国污染最严重的大城市，通常空气质量指数最高在20左右。2014年3月，巴黎的空气质量指数达到150，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对巴黎市一半的车辆限行。
《每日秀》的主持人乔恩•斯图尔特调侃北京的污染，说人们实际上可以咀嚼空气。斯图尔特并没有太夸张。但是对生活在这里的人，以及对于越来越多亚太地区受污染影响的人来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空气污染如此严重，正在改变人们生活的方式，他们对生活的想法，以及他们优先考虑要消费的东西。比如说，CRM发现在中国电子商务飙升的三个最主要的原因中就有一个是人们尽量避免出门购物。他们尽量减少上街买东西的次数，因为他们担心沙尘会吸入肺里。有好几代人也不再积极参加户外运动。
他们宅在家里，宁愿让快递员承受空气污染的危险。快递员的工资也在上涨，反映了空气污染的风险。一位来自江苏的快递员的妻子告诉我，她丈夫现在一个月挣1200美元至1300美元，而五年前一个月只挣150美元，因为“污染严重，现在这一行不好做”。
CMR在全国范围内的调研显示，中国人对污染的担心变得比对食品安全和其他产品安全的担忧更加严重，已经成为中国人生活中最主要的担忧。比如说，尽管在线购买生鲜和生活用品这些概念，像亚马逊生鲜和在线杂货店豌豆荚这样的网站在美国一开始炒作得很火，但现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开不下去了，然而在中国，这个行业做得风生水起。上海一位38岁有两个孩子的妈妈跟我说：“我刚刚在山姆会员店的网站上订购了东西。我为什么要出去吸那个呢？”她透过被污染得泥泞不堪的窗户，指着外面的空气。
我的公司每年都会对15座城市的5000名居民进行问卷调查。2013年，我们发现自2007年开始调查以来，对环境污染的担忧首次位列消费者五大忧虑之一。对环境污染的焦虑不仅改变了消费者的购物选择及购物方式，也改变了他们生活在中国的意愿。土豆网的联合创始人方德思虽然还在做与中国相关的生意，但2011年因为对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的忧虑而移居温哥华。
“主要原因，”方德思走的时候告诉我，“是因为空气污染，我觉得不能再让我的孩子继续这样了。他们常常无法在户外玩耍，就算在学校里也不行。”
也许对于商界人士和投资者来说，最需要分析的关键问题就是了解中国的污染问题以及污染对经济和消费者习惯的影响。污染的影响比对腐败的愤怒来得更严重，如果家长们对污染给孩子造成的影响忍无可忍，可能会造成社会不稳定。而遏制污染的直接后果是人才流失和资本流出，从而造成经济增速放缓，波及全球。
从积极的一面来看，中国面临的污染问题如此严重，使得这个国家确立了成为可再生能源创新领域领导者的立场。2011年位于圣地亚哥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国际法律与法规实验室主任大卫•维克多对《华尔街日报》表示，中国有钱也有意愿接纳新的方案和技术，这两者结合起来，将使得中国的创新在商业上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发展得更好。
污染绝不是中国刚刚开始面临的新问题。至2003年，空气与水的质量恶化由来已久，我当时在文章和演讲中都批评了这一情况。那时我还在InterAsia,正在找空气净化器公司和一个心脏病项目时就已经发现，由于污染而造成死亡的数字很可怕了。
我与当时一位著名的政府官员讨论这个情况。他对我冷嘲热讽：“中国的污染问题和日本及韩国经济发展阶段时面临的问题一样。伦敦20世纪早期的雾霾又怎么说呢？”他预测当时的情况会在十年左右得到很大改观。“只有你们这些来自富裕国家的外国人才会教训我们说污染。污染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许多中国人很穷，为了温饱而打拼。你们也不得不经历一样的污染阶段。”
这种论断很普遍，当政府拒绝加入全球遏制气候变化行动的时候，例如《京都议定书》，你能听到官员们如此为政府辩护。这种论断会说，中国正在经历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所有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都曾经历过，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持有不同的标准，这是不公平的。这些说法再也站不住脚了。在过去十年里，有关污染的统计数字越来越差，而不是越来越好，世界上从来没有如此多的人同时受到这种影响。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博士后研究员史蒂芬妮•埃文在《环境科学与技术》期刊上发表了六个月调研项目的结果，在旧金山湾区的PM2.5(直径小于2.5微米的可吸入固体颗粒）有29%来自东亚，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不只是外国人和富裕的中国人民怨沸腾，所有社会经济阶层的中国人都对此怨声载道。
过去十年，中国的私家车保有量从2003年的650万辆增长到2013年的8500万辆，1200%的增长。车辆增长是污染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污染问题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中国能源消耗对燃煤的依赖，70%的能源需求依赖于煤炭，而煤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储备丰富的自然资源之一。结果是2014年中国排放了超过100亿吨二氧化碳，比美国和欧洲加起来还多。
中国的领导层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要在不过分减缓经济增长的情况下解决环境问题仍然很困难。不幸的是，这个问题在得到缓解之前，很可能进一步恶化。
美国、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在人均GPD达到1万美元至1.5万美元之间时，碳排放量达到顶峰。中国的人均GDP目前徘徊在6000美元上下，这意味着碳排放的情况还会继续恶化，以收入增速每年7%计算，至少要到2025年情况才能开始好转，除非对燃煤的依赖发生巨大的转变。
经常有人问我既然污染由来已久，为什么突然会变成消费者最大的担忧。答案包括两个方面的发展:首先，对于空气质量数据的测量和追踪（尤其是空气质量指数AQI,能测量PM2.5这种可穿过人体鼻腔天然的过滤系统而吸入肺部的细小颗粒）把污染从一个抽象的概念变成了一个具体的问题。
其次，智能手机的普及加速了空气质量数据的传播扩散。截至2012年四季度末，中国的手机制造商，例如华为、联想和小米，开始出售应用谷歌安卓平台的经济适用型智能手机。这些公司开始提供免费的手机应用，以追踪空气质量指数，并能让用户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例如微信和新浪微博与朋友分享空气质量数据。从来没有这么多人每隔一个小时就追踪一次污染数据，并实时与他人分享。
随着国家城镇化的推进，人们也改变了生活习惯，例如吃更多的肉类蛋白，更频繁地使用空调和其他便利生活的现代设备，人均污染排放也在上涨，而不是下降。正在兴起的中国梦里包括拥有一辆车，一间摆满现代生活便利设备的大房子。
指责其他发达国家的污染历史不再行得通。1990年代时还觉得有道理，甚至很大程度上2003年那个官员对我说的也有点道理，因为那时候，很多人还在为吃饭问题而挣扎。但是现在，不计一切发展经济这种模式的坏处已经超过了它的好处。目前有40%的死因同空气污染与油腻饮食造成的心脑疾病有关。中国目前是世界上糖尿病病患数量第二多的国家，仅次于美国。
在过去的几年里，一大批中国富人移民去了别的国家。贝恩咨询和其他咨询公司都断言，出国移民的数量如此之高是因为中国的富人担心经济不景气。CMR的调研结论与贝恩的相反。我们采访了几十位可投资资产达1000万美元甚至更高的中国人之后发现，中国人移民的首要原因是为了让家人享有更好的教育机会和医疗保障，以及减少暴露在污染中的几率。换句话说，这个国家面临严重的人才流失和资本外流问题，因为最优秀最聪明的人都逃到更干净清洁的环境里去了。
“你的指数是多少?”我问我的妻子杰西卡，“我的是147。”杰西卡侧身转到床的一边，查看放在床头柜上的手机：她的指数是186。她使用的智能手机应用收集和追踪的空气污染指数来自美国大使馆的探测仪。中国政府发布的智能手机程序的空气质量指数往往比美国大使馆的好一些，所以我们认为采信更糟糕的数据比较安全，以防万一。
“我们今天做什么呢？”我问，然后我们开始计划如何躲避笼罩在家周围的灰蒙蒙的空气。有时我觉得好像生活在阿诺德•施瓦辛格的电影《魔鬼总动员》里的火星上，在那里每个人都待在室内，踏出门外一步就会死。我当然是开玩笑的，但情况真的令人遗憾。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空气质量指数达到200，我们的答案就很明确：儿子不会走去上学，我把他从头包到脚裹个严实，这样污染就不会进入他的头发和皮肤。我给他戴好一副口罩，确保严丝合缝，然后开车送他去学校，尽管学校离家骑自行车还不到五分钟。
当空气质量指数为120（比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合理标准高出六倍）或者更低的时候，我们会戴着口罩骑车上学，我们觉得锻炼身体的好处能够抵消污染的害处。
当空气质量指数更差一些，在120和200之间时，我们就得做计划，看天行事。空气一直很差，但是用了N95过滤口罩后还过得去。我们会出门探探虚实，看雾霾到底有多重。如果我们觉得下午空气会干净一点，儿子能在学校操场上玩，我们就会骑车过去。如果我们觉得空气会变差，就开车过去。
自始至终我都很痛心，我怎么能让儿子暴露在这样的环境里。我在新罕布什尔州长大，下雪天学校放假；我的儿子汤姆，雾霾天学校放假。
通常，我妻子在上午11点的时候会再次查看空气质量。如果还行，放学后，她和汤姆可以在室外玩；如果很差，她会带他去滑冰或进行其他的室内活动。如果非常差，我就得从办公室开车到学校接儿子，然后直接回家。我们甚至不愿意开车或搭出租车带他去室内活动中心，因为担心一路上污染物会渗入车里。
污染对人们生活的影响远不只是带来更多的呼吸系统疾病和皮肤问题。它实实在在地改变了人们的日常计划，以及消费者如何看待生活中的首要事情。来自湖南长沙一位28岁的女性总结得很好，她告诉我：“如果水和空气都有毒，谁又会在乎我能不能买路易威登的包包呢?”她已经改变了消费习惯，不再买那些象征身份的物品，而是买那些保护她不受污染的产品，例如口罩和净化器，以及增强免疫力的产品。
对于各个品牌来说，了解污染如何影响人们的日常活动以及生活向往，对于它们调整适应这些变化非常关键。对于人力资源部门来说，创建新的政策以应对污染的影响也非常重要，因为污染会影响招聘新员工以及留住老员工。
马先生应该是个幸福的人。他拥有自己称之为梦想的工作，为全世界技术领域最大的公司之一管理运营中国的业务。马出生在台湾，从芝加哥大学取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一毕业就加入了他现在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的公司。2009年公司有一个管理中国市场的职位，老板把这个位置给了他。
五年后，马先生一家和我一家在一间泰式餐厅一起吃晚饭。“我的公司下一个十年的首要目标是赢得中国市场，”马跟我说，他四岁的儿子爬到他腿上一边抓他一边笑。他怀里还抱着十个月大吸着米老鼠奶嘴的小儿子。
服务员端来一盘炸得金黄酥脆的春卷，旁边放着一碟浓郁的橘子酱。公司的目标是全球营收的30%来自中国市场，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马说：“总部给了我巨大的支持为这个计划投资。”他与公司谈好了薪酬，薪水很高，公司给他配了房子、车、司机，还替他支付孩子们上国际学校的学费。
尽管他对工作很满意，他还是在考虑离开这个岗位，或申请调到一个市场没那么引人瞩目的国家去，比如澳大利亚或新西兰，因为他担心污染对孩子健康的影响。近几年有那么多中国人移居澳大利亚，这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经济学人》说澳大利亚已经成为英语国家中物价最高的国家。
马说：“如果污染伤害了我的孩子，那么赚这么多钱，这么辛苦工作值不值得呢？对此我不再那么确定。”当马先生谈到留在中国的弊端时，他的妻子朱迪丝也在点头。
她加上了一句我常常听到的说法：“也许再过一两年，然后离开这个国家。”他们也想过申请调岗到香港去，但香港的污染情况也越来越糟。
马和他的妻子对污染的担忧并不是孤例。争论到底是走是留，以及如何降低污染带来的风险，已经成为外国职员的日常话题，并且对组织机构招聘人才和留住人才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就马先生的公司来讲，很可能就此在关键市场失去一名优秀员工。
日本电器巨头松下公司已经开始给员工提供雾霾补贴。举个例子，在上海生活的日本人数量，从2012年10月的57458人下降到现在的47700人，减少了17%，绝大多数因为污染问题而迁走。而同期上海日本商工会议所的日本会员业务实际上升了3%，这表明是环境污染，而不是中日政治关系紧张造成了上海的日本人人数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