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们正站在悬崖的边缘。文明终结于幻想的破灭：一旦足够多的群众怀疑他们的社会，那整个冒险事业都将土崩瓦解——我们绝不能允许愤怒、当前流行的犬儒思想，抑或党派偏见混淆这一点。
我们绝不应对合众国失去信心。
——约翰˙W. 加德纳
（约翰逊总统任内内政部长）
因此，显而易见，最好的政治团体，必须由中产阶级执掌政权。凡邦内中产阶级强大，乃至足以抗衡其他两部分而有余……这就有可能组成优良的政体。
——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J. 汤因比在他那本权威著作《历史研究》中，为我们讲述了诸文明在挑战与应战的变化机制中如何兴衰起落的故事。在研究了横跨六千年历史的二十一个文明之后，汤因比发现，每个文明的宿命，实际上都取决于它面对挑战时的反应。汤因比指出，古埃及文明之所以能够长治久安，正是因为发展出了完善的农业体系，并以此克服了恶劣气候带来的挑战。在南美洲，玛雅和安第斯文明也克服了相似的环境困难，但却在诸多强大外来侵略者的挑战下灰飞烟灭。其他文明都是从内部瓦解的。古希腊诸城邦之间陷入激烈的贸易竞争，在自相残杀的战争中，最终进入了螺旋状的下行通道。古罗马则成为了被汤
因比称之为某种“社会解体”和“灵魂分裂”的牺牲品——内部的种种分歧，自核心处逐渐侵蚀了罗马的统一。
在二十世纪，美国遭遇并战胜了强敌所发出的军事挑战——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随后又是来自苏联的、旷日持久的全球性挑战。
时至今日，我们正面临一项更加复杂，并且或许也更加危险的挑战——某种来自内部的挑战。恰如古罗马，我们正处在直接造成我们自己国家的陨落、或为其推波助澜的危险当中，我们的所为，正滋生出汤因比曾经谈论过的那种分裂——国家政体的解体，以及我们社会灵魂的分裂。
一栋分裂两半的房子：两个美国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我们已然成为了两个美国。我们不再跟“二战”后的那几十年时光一样，不再是一个共同繁荣、共享政治和经济实力的美国大家庭了。今天，再没有哪个共同的敌人，能够把我们团结成一个国家；再没有哪个共同的事业，比如西部拓荒或者登陆月球，能够激发我们全民族团结起来。
今天，我们的国家已经是个严重分裂的国家了——因为权力、金钱和意识形态而分裂。我们的政治局势已经变得多样化、两极分化，我们的政治领袖们根本没办法解决那些最基本的问题。接连不断的斗争，取代了对于共同目标的自觉，以及对于共同福祉的追求。不仅是在华盛顿，这一状况遍布整个国家，错误的路线让我们的分裂愈发加深，这些错误路线乃是无可救药的自我毁灭，除非我们能够重新团结起来，达成全新共识。
亚伯拉罕˙林肯已经给了我们足够的警告。“一栋分裂两半的房子——”
林肯说，“是无法维系的。”
现在的美国人都感觉得到，这个国家的有些事情是极端错误的——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已经偏离了轨道。许多富有经验的观察家们都曾书写过与此相关的内容，但是，我们究竟是如何陷入我们目前面临的这个困境的，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一困境，怎样去治愈美国所面临的危险分裂局面，这些问题的答案却难以确切把握。原因并不在于上次，或者上上次的总统选举。这些问题的起因，早于2008 年金融危机。我们现代国家层面上，这一泥淖的形成过程，恰恰掩埋在我们国家自身历史一段较长的道路之下，而这段历史——
从1971 年至今的历史，正是本书的主题。
隐匿的开端
历史，往往具有隐匿的开端。天空中不会特地出现一道闪烁的光芒，用以标记某个历史转捩点，永久改变人类命运的原子弹爆炸式事件，不会产生与众不同的蘑菇云。水流经过分水岭时通常都是舒缓而又模糊的，因此，大部分人都无法察觉，某个不可见的转变，已经将他们带入了一个崭新的纪元，重塑了他们的人生——他们这一代人的人生，以及他们孩子们的人生。只有当时间过去几十年之后，历史学家们如侦探般筛选过去留下的种种混乱线索时，才会发现某个迄今为止都无人知晓的萌发起点。
其中一个对我们当下造成了巨大影响的隐匿开端，发生在1971 年，事件是“鲍威尔备忘录”。这份备忘录由刘易斯˙鲍威尔撰写，早在多年前就已被某些人发掘了出来。鲍威尔当时是美国最受尊敬、影响力最大的企业法务律师之一，递交备忘录时，离他被提名至美国最高法院还有两个月。不过，时至今日，许多人仍旧会发现这样一项事实：正是鲍威尔备忘录，引发了一场工商界的暴乱，这场暴乱永久性地改变了华盛顿的权力格局，甚至对我们国家如今的政策和经济都造成了影响。
鲍威尔备忘录是一份企业界的宣言书，是对美国企业发出的战斗召集令，而且引发了强烈的反应。权力，如经受地震般发生了大转移，在这一切启动的过程中，我国历史当中的一条断层线被标示了出来。自1964 年的那位总统候选人——巴里˙戈德华特2，来自亚利桑那州的保守派参议员，反对联邦、提倡自由市场——自他开始，右派在政治上的反抗一直都在酝酿，但恰恰是鲍威尔备忘录，正式点燃了变革的火花。它引发了华盛顿政策，以及美国商业领袖们策略和实践层面上的长期变化，一举扭转了战后时期3 的方针制定。
“良性循环”4 哲学为美国的中产阶级创造出了普遍繁荣。
新崛起的商业力量，有助于推动美国进入新经济模式，以及新一轮的政治力量角力，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今天如何生活。无论新经济模式还是政治力量角力，两者均对商业、金融和企业精英阶层表现出强烈的偏爱。美国超级富豪们藉此增加了数万亿美元的财富，代价就是牺牲中产阶级，国家落下了政治和经济权力病态集中的毛病。
本书将带你深入这个跨度长达几十年的、关于转变的故事，向大家展示我们是如何在不知不觉当中，摧毁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支撑中产阶级繁荣伟大时代的政治和经济基础的。
经济鸿沟：百分之一与百分之九十九
今天，我国社会最严峻的挑战，以及最具腐蚀性的断层线，就是美国人收入和财富的严重不平等。不仅政治自由主义者，哪怕是那些保守的思想家们，也强调了这一巨大鸿沟对美国民主造成的损害。“美国正从罅隙处裂开——并非种族或民族的罅隙，而是阶级。”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保守派社会学家查尔斯·默里如是说。默里文章中的那些描述言犹在耳，振聋发聩：“各阶级的形成，在其性质与分裂程度上，比美国以往所认知过的任何事物都更为不同……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不同阶级之间产生的分歧，将会终结掉那些
令美国之所以能够成其为美国的东西。”
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中期，是中产阶级的繁荣时代，过去的三十年时光则催生了美国历史上第三波私有资产膨胀浪潮，一个崭新的镀金时代，足以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那个导致了1893 年金融大恐慌和西奥多˙罗斯福在总统任期内遭遇信任破产的“强盗男爵”年代7，那个催生了创造出巨额财富的“咆哮二十年代”，并最终在1929 年股市崩溃和大萧条中终结一切的大时代相提并论。
在我们的新经济模式中，美国的超级富豪已经累积了数万亿美元的新财富，远远超出了其他任何国家的富人们，而美国中产阶级却停滞不前。分裂两个美国的，远远不止财富上的差距。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艾伦˙克鲁格说，这道财富鸿沟的量级，庞大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如此巨量的财富流向了位于金字塔尖端的极少数人，以至于在2002年至2007年的全美经济增长中，美国前1%（总计300 万人）的超级富豪们，占据了国民总收入的三分之二。其余99% 的美国人，也即总计3.1 亿人，只占到总收入的三分之一。
2010 年，经济复苏的这一整年，前百分之一的尖端人群，拿下了国民总收入的93%。
相比其他国家的人民，美国人更能接受不平等，将不平等作为我们生活当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甚至认为其中也有可取之处——作为聪明才智和努力工作的奖励，鼓励创造和优秀。但是，财富本身就能够产生财富，尤其当人们将金钱投入到政治上时，就更能达成以钱生钱的效果。如此一来，财富的高度集中，自然就会加剧我们社会的政治分歧。
危险之处在于，如果这类极端现象变得过于极端，贫富分化就会破坏国家的社会结构，就会破坏我们“机会均等”的志向，从而把整个国家经济置于危险当中——不仅仅是国家经济，也包括我们的国家本身。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已公开表示，我们目前已经到达了这个临界点——国家经济不公平地向富人们倾斜，政府应该采取行动，来使经济更为公平。但是让他们感到沮丧的是，国会却一直在阻止采取这种行动。
问题不止如此，与提出不向富人们征税的政治学论据相反，富人们拥有海量个人财富的经济模式，并没有为国家带来最好的经济表现。事实上，财富过度集中反而抑制了经济增长。最近的几项研究成果表明，美国的财富差距是对当今经济的拖累。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菲利普˙阿吉翁9 在文章中引用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明确证据，证明“更显著的不平等降低了经济增长率”。
最近的一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过高的收入差距，很可能“破坏”持续性增长，而满足经济长期增长的最佳条件则是“收入- 分配更为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