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史：融政治、社會、經濟於一體的中國經濟專門史

錢穆中國經濟專題史，林毅夫作序推薦。剖析歷代政治得失經濟根柢，掌握五千年來中國經濟史脈。

剖析歷代政治得失經濟根柢  把握五千年來中國經濟史脈

 高屋建瓴、小中見大、鑑古喻今、充滿人文理想

 融政治、社會、經濟於一體的中國經濟專門史

內容簡介

 1954至1955年期間，錢穆先生曾於香港新書院先後講授「中國經濟史」及「中國社會經濟史」兩門課程，扼要地講述了由上古春秋戰國至明清時代的經濟狀況及財政政策，並道出經濟與政治、文化、社會、軍事、法律、宗教之間的相互影響與聯繫，評價政策與朝代興亡之關係。

    葉龍曾師從錢穆多年，詳盡筆錄及整理了先師兩門課程的內容，對一些內容做出了補釋，形成流暢易讀的文章，在香港《信報》經評版陸續刊出後，受到了讀者的熱烈歡迎，*後集結出版形成本書。本書不僅填補了錢穆先生缺乏經濟專門史著作的遺憾，更令讀者能夠透過閱讀中國經濟史加深對錢穆先生其他著作的理解，以體悟錢穆先生強調要在文化傳統一體性中做研究的教誨。

    貫穿全書的主要經濟問題包括農業經濟及土地分配、基礎建設及水利工程、工商業發展、貨幣制度改革、社會階層現象、稅制及徭役等。細讀兩千年的經濟史，我們可以發現，今天中國的社會經濟面貌深受歷史傳統的影響。希望這本書能幫助讀者解讀目前推行政策背後的原因和影響，同時起到鏡鑑作用，將有益的經驗應用於今日商業社會，避免失敗的教訓重蹈覆轍。

作者簡介

口述者簡介

錢穆（1895—1990），字賓四，江蘇無錫人，中國現代歷史學家。

1912年始為鄉村小學教師，後歷中學而大學，先後在燕京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合大學任教。 1949年遷居香港，創辦新亞書院，擔任院長，從事教學及研究工作至1964年退休為止，期間曾獲得香港大學、美國耶魯大學榮譽博士稱號。 1966年移居台北市，在“中國文化書院（今中國文化大學）”任職，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北故宮博物院特聘研究員。 1990年8月在台北逝世。錢穆著述頗豐，專著多達80種以上，代表作有《先秦諸子系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國史大綱》《中國文化史導論》《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國思想史》《中國經濟史》等。

整理者簡介

    葉龍，香港能仁書院前院長、能仁哲學研究所及中國文史研究所前教授及前所長。

新亞書院哲學教育系及新亞研究所畢業，曾師從錢穆多年。後來獲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榮譽文學士、教育文憑，香港大學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著有《桐城派文學史》《桐城派文學藝術欣賞》《中國古典詩文論集》《王安石詩研究》《孟子思想及其文學研究》及《中國、日本近代史要略》等。

目錄

序一1

序二2

序三3

新版自序6

自序 11

緒論1

章中國古代農業經濟初探5

第二章上古時代的井田制度11

第三章封建時期的工商業23

第四章秦代經濟31

第五章西漢時期經濟43

第六章新朝時期經濟83

第七章東漢時期經濟95

第八章魏晉南北朝時期經濟133

第九章隋代經濟213

第十章唐代經濟227

第十一章宋元時期經濟297

第十二章明清時期經濟313

第十三章中國貨幣、漕運及水利問題雜談325

出版後記339

前言

【前言】

人生的際遇十分奇妙。都是新亞畢業逾40年素未謀面的老校友， 本來肯定是我有生之年也沒機會相識的了。有歷史系的， 有英文系或其他系的。我是哲教係又是研究所畢業的， 1967年在歷史系重修學位。夏仁山學長是重讀中文系學位的。自1961年起我與王兆麟兄同時在中文系任教大一國文的兼任講師， 不料在1968年遭遇被裁員的噩運。此後兆麟兄得到錢師母胡美琦女士的推薦去了聖保羅中學， 我則在新亞附近的聖母院書院任教。每天下午四時放學， 便匆忙趕到新亞上課， 選修了全漢升、李定一、 陳荊和、 劉偉民等名師的課程。由於時間緊迫， 根本沒辦法與同學們傾談。所以當時同讀歷史系的陸、 黃諸兄， 壓根兒無法認識。

直到41 年後的2010 年， 意想不到的奇遇發生了。接到我曾擔任文學審查員多年的藝術發展局邀請參加酒會， 並允許可偕同一位親友參加。仁山兄欣然同往。在酒會中他認識的新朋舊友極多， 因此使我認識了歷史系的黃浩潮學兄。隔年藝發局又來函邀請， 仁山兄亦有同往， 因此又認識了葉永生和陸國燊學兄。黃、 葉兩兄多年前已從政府教育、 司法機構高職退休， 至今仍為香港社會作著貢獻； 陸兄則自中大出版社退任後，復受陳萬雄先生禮聘擔任商務印書館董事總主管.說實在的， 如果不是在酒會中有仁山兄介紹相識， 即使在酒會中與上述諸學兄擦身而過， 還是不會相識的。

這個世界上， 老師中有良師， 朋友中有益友， 任何人必定在一生中可以遇到幾位良師益友的。 60年來， 自我完成哲學教育系學業以來，不包括中大、 港大， 我在新亞已遇到許多良師益友。良師中使我欽佩敬仰的其中一位，便是錢穆賓四師。當年（1953年） 我與李杜、張乘風、顏錫恭、 吳業昭等畢業於協同shengjing學院後， 為了要親炙這位大師而來報考新亞的。同學也有多位益友， 可惜多位已經作古， 而仁山兄可說直到如今仍是我相知的益友。新亞四年大專生活， 他帶我去塗公遂教授家中玩， 一同稱呼塗伯伯塗伯母， 因他們的長女是我們學姐。塗伯母十分好客， 假期常去塗府吃喝玩樂， 使我這位獨在異鄉的異客得到了家庭般的溫暖。

1970年代， 仁山兄把我這位連考兩年中大教育學院的備取生變成正取入讀（因有一正取生棄讀讓我補上）。近年來， 仁山兄又使我結識了多位老校友， 我曾多次對仁山兄說：「 你退休後還這麼忙， 真是' 談笑有鴻儒， 往來無白丁' 了。」 現在仁山兄又使我認識了多位鴻儒， 當中包括丁新豹教授， 真使我有高攀不起之感。

說真的， 我們這班老校友都很懷念艱苦創辦新亞的錢穆老師， 我們在多次茶聚中常常談起這位終身為中華學術不懈鑽研而卓有貢獻的一代大儒。可惜在1962年時， 在錢師擔任院長兼所長及教授達12年後， 他老人家竟突然宣布要辭職。後來幸得經濟系主任張丕介師的堅決挽留作罷。但到翌年（1963年） 時， 他堅持辭職， 而且不願以退休名義離校。如果當時有校友們同學群起挽留他老人家， 可能會有轉圜餘地也說不定。 （按： 10月5日見到雷競璇校友在《信報》 專欄寫的《錢穆在新亞》 一文中說：“ 錢穆信函說' 在新亞真如一大噩夢'， 此話極重，也極堪玩味，他說的惡夢是 ' 新亞'， 不是中文大學。…人性中有共患難易共富貴難的弱點，錢穆辭職時，和他一起創立新亞以及共事多年的同人沒有誰離去。未知是否反映內部不一致…”）

賓四師辭職後， 仍居港一段時間， 我去拜訪他幾次， 他從不向後輩訴說心事或閒聊他人。某次談到我本身時， 他才講了幾句。後來在台北，何佑森兄向我談起。賓四師的好友羅忼烈師在其《緬懷錢穆先生》 一文中， 也曾談到一些。但不論如何， 中國歷史上大多數的名人學者， 其生前的遭遇， 多有不如意的。但他們對發揚中國學術文化的卓越貢獻，卻是不可磨滅的。賓四師亦然。賓四師愛護新亞的心也是永恆不變的。賓四師辭職後， 南洋各大學爭相禮聘他， 有聘他任教授或做校長的， 他選了一間任教授的， 可惜水土不服， 後於1967年赴台北定居。老友張曉峰先生請他擔任文化大學研究所的教授， 直至92歲退休， 屈指一算，他在文化大學教了25年之久。

如果， 錢師留在新亞教下去， 一直教到92歲， 那我們新亞數以千計的同學都可親近這位不世出的大師， 豈不是新亞校友之福？或許有人會說， 錢師在新亞辭職那年已是69歲了， 怎麼還可以教到92歲？普通一位教授當然年屆60或65歲已是退休之年， 但大師級的教授是在全世界都備受尊重的。例如我們新亞首屆校友教授年逾八旬， 至今美國知名大學還仍爭相聘請他為講座教授； 又如多間知名大學爭著禮聘他擔任客座榮譽教授的饒宗頤選堂師， 今歲時屆95高壽， 杭州西泠印社還禮聘他為社長。名師是不受年齡限制的，如果錢師80、90歲時還在新亞的話，也可以像台北文大般每週只請他講學一次也做得到。這對我們新亞今後得以親近名師的數以千計學弟學妹們， 真是何等大的福氣。

錢師從來不為自己的名利著想， 他曾親口對我說：「 兩萬港元與一萬港元的月薪是沒有分別的。」他也從來沒有為自己置產，直到他病逝那年，現在仍在台北監獄服刑的陳水扁， 當年要錢師遷出素書樓， 錢師母為了爭口氣， 在市區買下一間屋， 房錢付不起， 還是一位書商講義氣， 多付出一筆版稅才能成交。這是一位出版家告訴我的。

錢師主持新亞校政的十幾年裡， 先是住在九龍桂林街和嘉林邊道的學校宿舍， 後來租住鑽石山的西南台和沙田的和風台， 生活的清苦可想而知。即使他定居台北以後， 文大與故宮博物院給他的研究費每個月都是一萬元台幣而已。可是錢師牽掛著新亞的心卻是永遠的。記得錢師自台北來新亞參加35週年校慶， 筵席上林院長誠摯邀請他40週年慶時再來。我有幸坐近錢師旁（只隔兩個座位）， 只聽錢師低聲回應著：「 那時我可能不能來了， 如果人死後有靈魂的話， 我是會回來的。」聽了使人心感淒酸，但老師愛新亞之心溢於言表。現在老師已逝， 一切希望和想法已成泡影。所幸老師也留下豐碩的寶貴著作， 讓我們後輩研讀學習， 老師的學術思想將永垂不朽。錢師在經、 史、 子、 集各方面的宏言儻論和卓越見解，我們後輩當謹記勤習， 使中華學術文化日益發揚光大。

過去數月來，與上述諸學兄茶聚中，當我提起想把錢師的「 講學粹語」出版時， 學兄們均表贊同。於是浩潮學兄要我把這些擬出版的資料盡快交給國燊學兄評閱。包括錢師的手札以及講學粹語和多篇對錢師生平的報道，連我曾在《信報》刊載過的“ 歷代人物經濟故事” 和錢師講述的“ 中國經濟史” 兩個專欄作品也一併送審， 國燊學兄又請毛永波先生一起來研商何者可先出版。憑永波先生的卓識與銳利目光， 認為多年前友人周淑屏小姐在壹出版刊印的《中國經濟史》， 已缺售十餘年， 但該社已不出版學術書籍。因此錢師《中國經濟史》 之得能重見天日， 實在衷心感謝國燊學兄之重視及永波先生之識見。也要感謝編輯經驗豐富的張宇程先生。他將錢師講述的中國經濟史， 準確編排了朝代， 訂正了在報章作專欄刊出時的一些疏誤， 成為一冊相當完美的學術與知識兼重的歷史書籍。也感謝尚學中心的王龍生兄， 為此書影印文稿付出了許多心力。

後， 希望愛護本書的讀者不吝提出寶貴的意見。

葉龍

於香港九龍

2012年10月26日

媒體評論

故我們要研究中國政治史，或社會史，或經濟史，只當在文化傳統之一體性中來作研究，不可各別分割。我們當從政治史、社會史來研究經濟史，亦當從政治思想、社會思想來研究經濟思想，再從政治制度、社會制度來研究經濟制度。在此三者之上，則同有一*的人文理想在作領導。

——錢穆，《如何研究經濟史》

中國下一步的挑戰，或許在於重構與自身傳統與世界的連結。在西方學說理論的引進介紹之外，還需要重新理解自身的歷史演進。本書重視政治、社會、文化與思潮之間的相互聯繫，涵蓋了歷朝歷代的土地制度、基礎設施投資（主要是水利及漕運）、貨幣制度與稅收政策、還包括政府還是市場主導的經濟思想爭論。

                 ——林毅夫，北國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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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向來學習歷史之人，比較不重視社會與經濟。西方人講社會學亦不過 200 年而已。

所謂唯物史觀，即經濟史觀。西方人認為由經濟形態決定社會形態， 再由社會形態決定一切歷史，遂有社會的分期。唯物史觀、經濟史觀的分期 則稱政治跟隨社會，社會跟隨經濟。於是說封建社會是農業社會；資本主義 社會是工商業社會；共產主義社會則仍是工商業社會。這可說只是部分對， 但東方歷史絕不能如此講。

西方講歷史的分期相當紊亂。只能分上古、中古、近古等來講。中國講 歷史有系統，可依朝代來講，與西方分期迥然不同。因人類歷史演進並不能 照馬克思所講的。人類歷史演進有無共同軌道大值商榷。中國人的歷史演進 顯然與歐美各國的歷史演進不同。對各民族歷史演進，用歸納法講，再來 察看是否有共同軌道。

今日世界之問題，由於不能用政治、宗教等來解決，西方人已漸注 意到東方的歷史。由於土耳其、埃及等國的歷史不完全，唯有中國的歷史可 用來研究人類歷史如何演進，此所以歐美在今日已註意到文化問題。

從前西方人認為不信基督教的民族為不開化的、不文明的、野蠻的，因 此視中國為半開化的。但今日西方業已改變此種錯誤觀點。未來欲對世界學 術有大貢獻的，好莫如研究中國史。

今日世界人類已覺醒，各國各民族各有一套自己民族的文化，並不佩服 他人的。

講人類歷史共同演進的方法，就得用歷史，用科學的歸納法。 古的中國社會非原始共產主義社會，應稱為氏族社會，氏族社會的經濟以農業開始，世界文化的開始莫不如此。

歷史可分通史、斷代史、專門史。經濟史屬專史，如欲學習中國經濟 史，好先能了解經濟與歷史之知識。

歷史著重以史學之觀點方法，作材料之鑑別考試。如研究井田制，先 應鑑別是否古代有此制，是否可信。第二步，即要作出史學解釋，並加以評 判。井田制如何產生；影響如何；何以不能繼續於今日；井田制在當時之時 代意義為何，此即是史學。

經濟史須具備兩條件： 一、鑑別的方法； 二、解釋其意義及評判其價值。

學歷史前應先了解其他社會科學。研究人文科學是根據歷史材料。中國 經濟史長達 2000 年，歷史演進之記載極詳，西洋史則僅數百年而已。

過去華人學者研究歷史之缺點為： 一、史學與經學不兼通。

二、用西洋歷史模式結論套入中國歷史中。如西洋有羅馬奴隸社會， 但中國沒有。又中國之皇位為世襲，傳其子孫；羅馬則不然。英國則可傳女 兒。故中西歷史大相逕庭，中國之歷史實應讓西​​方人作參考。

研究農業經濟可分三個項目：

1. 生產的經濟：就經濟價值而言，如種稻、種玉蜀黍（即玉米）等；如各地同類糧食之價格不同。
2. 農村的經濟：中國農村經濟活動場合中之地位與西洋農村地位不同。中國各地之農村經濟活動亦各不相同。如上海四周之農村經濟活動與湖南省的農村經濟活動不同。又如廣東番禺一縣城自秦止 今，已曆逾 2000 年，從未變動，但就農業經濟生產物的價格來講， 則番禺迭有變動。蘇州自春秋迄今亦未變更。城市附近，必有農 村，二者之間有密切經濟關係，應同時討論。今日中國之城市既非西洋之城市，亦非古封建之堡壘，與西方封建 社會模式有所不同。故中國之農村與城市之關係亦與西洋不同。
3. 農民的經濟：講及農民實際的生活，西方農民是奴隸；中國則為佃農與自耕農。論農民之地位，中西亦不同；至於生產物價格，則中西略同。

中國文化是大陸文化，而非海洋文化；是村落的，而非都市的（希臘、埃 及之文化其重點在都市）；埃及、巴比倫是平原文化，中國則為高地（陵谷）文 化，亦非河流文化。

一、黍與稷為中國早農作物

世界四大文明古國埃及、巴比倫、印度與中國^① ，此四大文明發源地均始自農業。埃及有尼羅河；巴比倫有幼發拉底與底格里斯兩河；印度有恆河；中國有黃河，因農業發展靠水利灌溉。但中國與其他三國情況不同。

中國農業發展並非單靠一條黃河。埃及、巴比倫、印度三國均處於熱帶或亞熱帶，但中國則氣候不同。再就面積言，埃及、巴比倫小；印度較大，但單純；中國則幅員廣大，氣候土壤等亦南北不同。

中國古代北方之農作物並非種稻麥開始。向來所謂五穀者，即黍稷稻麥粱。再加上豆，則稱為六穀；合黍、稷、稻、麥、粱、大小豆、麻與菇，則稱為九穀。但中國早之農作物為黍與稷。

吾人當根據歷史研究中國早之農作物。黍與稷為中國北方早之農作物，《詩經》即已提及。甲骨文中提及「黍」字多，甲骨文中多有「求黍」及「求黍年」等字句。但未見有「求麥」、「求稻」。因黍比較粗生粗養，容易種，為商代人之農業主要作物。稻麥為貴品種而難生長，故商代求豐年只求黍，《詩經》中提及「黍」、「稷」兩字很多，可資證明。

古代農業發明者有“後稷”與“神農”，“後”即上帝之意，“後”與“神”均為形容詞。神農姓姜，後稷姓姬，此二人均在中國西部，何以不稱“後稻”、“後麥”，而稱“後稷”，蓋中國早之農作物為稷也。

甲骨文為盤庚後之文物，為可靠史料。但後稷之史料藉傳說而來，乃由推想而得，但不一定不可靠。

黍稷有共同之性格，即均為高地農作物。鄭玄曰：「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今日北京以種麥為主，種麥處即種稻處；南方以種稻為主，種稻處即種麥處。而稻麥需要水分多，故種於「下田」；黍稷需要水分少，故適宜種於「高田」。此亦證明中國當時有高地農作物，亦有低地的。

二、古人重黍稷輕稻粱

中國五穀之一曰“稷” ^① ，「後稷氏」者，「後」為尊敬之意。以上提及不稱“後稻”、“後麥”，可見當時重要的農作物是“稷”。今山西省有「稷山」；「歷山」亦在山西。

稷為高地旱性植物。中國古代農業偏於高地旱性作物，所以中國古代文化起於丘陵，起於高地，而非起於平原。故稱大陸文化，並非海洋文化。

所謂五穀，即黍、稷、稻、麥、粱；普通說農作物為黍稷稻粱。清程瑤田作《九谷考》，曰：「稷者，今之高粱。」此處所稱之粱，即今之小米；黍即北方之黃米。

中國古代農作物由高地開始，是先種（多種）高粱、黃米（即黍稷），而非先種稻麥。 《詩經》雲：「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其意乃鵯稷在先也。

《詩經·七月》中，周公述說中國古代農業經濟及農村農民之生活狀況甚詳。此詩雖無說明先種植何種作物，不過可自其下種之日期看出，高粱是在古曆正月下種。稷則可稱五穀之長。此詩中說明春天為蠶桑之時（插秧期）；夏天盛產瓜茄蔬菜；對於稻，只提了一句說：「十月獲稻，為此春酒。」此是旱稻，且僅是種少量作釀酒用。酒在古時僅供老人飲用。此詩述說農事極詳，卻不提及種稻之法。

《詩經》、《禮記》、《管子》所記載的，均可證明春秋以前，中國人民主要在山陝阪地區種植黍稷等旱地作物。另一證明，古代敬神是取黍稷，因古代人民尊重高粱、黃米，含有重視黍稷過於稻粱之意。

古代有兩種盛載祭物之盛器。一曰簋^① ，為當時等盛器；一曰簠^② ，為第二等盛器，但當時祭神以簋盛放黍稷，以示尊敬；稻粱卻放於第二等盛器簠中。

古代祭神，水為尊貴，酒次之。亦從而可見中國古代農作物是黍稷始。

三、高地農作物反映陵阪文化

晉人束晳《補亡詩》雲：「黍華陵巔，麥秀丘中。」陵即山地，丘陵也。說明黍開花於山上。四方高中央低者為丘，長江流域的山上有田，可種稻，但在陝西的山上則種麥。此說明了中國農作物有高地與低地兩種。而古代多為高山上之農作物，是旱地作物。

《淮南子》記載：「堯之治天下也，其導萬民也，澤皋織網，陵阪耕田。」澤是水澤岸邊。陵者，大皋，山無石者，土地高者曰阜。 「阪」或「岅」或「坂」，《詩小雅正月》：「瞻彼阪田。」阪田為崎嶇磽埆之處。此處說明在平原之湖泊地區捉魚，在山陂之處耕田，可稱為陵阪文化。淮南子為今安徽省人，知古代人民在低地捉魚，在高地種田，可知他懂歷史。

中國古代農作物非河水灌溉，雲旱性之高地作物。如“神農氏”又名“烈山氏”，“烈山”二字之意義即將山坡上之草木用火燒毀用作肥料，然後下種。可見耕種之地在山上，是山耕，並非用水利灌溉。

中國古代山耕之又一證明：史載「舜耕歷山」（歷通厲），亦是山耕。

《禮記》載有旱稻，即《內則篇》所記「陸稻」。

《管子》書中記有「陵稻」。陵稻即栽種於山陝高地之稻^③ 。

《吳越春秋》雲：「堯遭洪水，堯聘棄^④使教民山居，隨地造區。 ”此處所謂“山居”，是命人民住山上種田。古代高地上種的當是黍稷，而非低地的稻麥作物。

《易經》說：“上古穴居而野處。”

《禮記‧禮運篇》說：「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櫞巢。」窟者穴地。營者指一個個散佈於高地之窟窿。今日的太行山區仍可見在半山地帶有此類穴居。此類穴居並非平地挖洞，乃在乾燥的山地上挖洞。

公劉之詩雲：「陶復陶穴。」陶即挖空，在山上挖穴而居，亦即居於山地。

山居與山耕同時。中國此時期之文化，可稱為“黍稷文化”，亦可稱為“陵阪文化”。推想中，中國古代農業，決無水利工程。在古代典籍中可找到證據，證明古代先民耕種與居住均在高地。

《孟子》中記載：「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營窟者，環形之山洞也，今日河南省仍有可見。人居住在山洞內，可證明耕地亦在山上。

四、由黍稷到粟麥到稻

中國的文化發源地，初不在黃河兩旁，而是在其支流渭水、浦水、汾水與洛水一帶，但這已是後期。因中國古之文化並非在水邊，亦非在平原，而是在高原上。

故並無西方人所謂在搖籃中孕育出來的文化；亦非如埃及、巴比倫一般溫室中培育出來的花。中國文化乃是在山地上經過日曬雨淋，培育出來的並非花，而是鬆柏。即使是花，也是梅菊之類。

春秋以後，一般仍以高粱為主要糧食。

《論語》說：「飯疏食。」疏，即麤，粗也，意即吃高粱之粗飯。此點亦有考證。 《禮記·玉藻篇》雲：「稷食。」意以高粱為主食。

《左傳》曰：「粱則無矣，麤則有之。」粱指小米，麤指高粱。

孔子“食夫稻，衣夫錦”，說明孔子當時以稻米為主食，生活已很講究。

《戰國策》雲：「東週欲為稻，西周不下水。」於是東週人有改種麥者，因為缺水之故。此乃時代環境造成栽種作物之不同，故農業經濟狀況亦因之而異。

中國古代農作物之分期：

1.時期為黍稷時期，此乃指西周以前；

2.自春秋至戰國：主要之農作物已漸由黍稷而為粟麥，可稱為粟麥時期；

3.後，則為稻米時期。